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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京华闻见录 7
发信站: 紫 丁 香 (Sat Nov 28 16:05:18 1998), 转信
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
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
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
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
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
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
他笑笑，说：“这不是满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述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
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
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
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
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
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
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
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谈的
是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
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
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
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
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
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
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
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
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就再未
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
见，使我愧怍之极。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
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
课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
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
——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第四次
“高教”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
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
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并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
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
“迂腐”之论了。
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这样写道：“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
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了这
种精神，才会有知识方面的贡献。共产党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
贡献。因而‘布衣精神’不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
吴老，您是老知识分子，您亦是老共产党员。从这两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将“布衣精
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原则的，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原则的。您对这种精
神，怀着一种儿童般的执着锲而不舍。但愿我到了您那样的年纪，能有资格毫不惭愧地对自
己说：“我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清清白白地写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辈子
人，没损害过侵占过或变相侵占过老百姓一丁点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
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他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
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您正是在身后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叹，召唤着一种党风，召唤着一种党的干部之
风啊！
现实真真有愧于您生前那儿童般执着的信念和寓言般朴素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幌蚴浅缟腥Φ摹６*
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应受王权的统
治，而只应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
有一股崇尚知识的良好风气开始发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
魂。
前一时期，省委书记有兼某某公司经理者，市委书记有兼某某公司经理者，地县委书记
们更趋之若鹜，甚至连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也成了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买卖人。是为老百
姓嫌钱么？还是赚老百姓的钱？更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假经商之名，堂而皇之地行走私之
实。不走私，国外银行何以能够几万十几万地立户头？
连《参考消息》上都登了，大概总不至于是无中生有，阶级敌人对共产党的诬蔑吧？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么？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我
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慌忙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
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
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
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
“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
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
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
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
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给，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
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
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
还得努力奋斗到本世纪末呢！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
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了。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
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
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
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就在几天前，哈尔滨市一家制本厂厂长来找我，还讲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厂要买一台某
种型号的印刷机，难以买到，就有人好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弟。
对方说：你们要买的印刷机我有，可以卖给你们，但你们得给我百分之十的“个人劳务
费”。给，明天就可提货。
一台印刷机十七万元。百分之十——一万七千元。问：“给开发货票吗？”
答：“‘个人劳务费’，开什么发票？”
拿国家生产的机器转手倒卖，一张口就敢一万二万的要“小费”，还美其名曰：“个人
劳务”，这叫干什么？！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绍信为扩大再生产买不到，怎地竟会
在某些人手中囤积居奇？他们靠的是哪方面的权力？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作，父亲来叫我，说家中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人。
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际，更从未结识过外国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见一外国人静坐以待——申·沃克！
自从他离开复旦后，我从未见过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到中国来了。
想不到他竟从天而降，我们彼此的高兴心情，不必赘述。
我向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沃克站起身，头触到了吊灯罩子，噼里啪啦掉下无数塑料饰穗。
他脸倏地红了，立刻弯腰去捡。他那高个子，弯下去就很困难。只好曲一膝，跪一膝，
像一个高高挑挑的外国小姐，正行着曲膝礼时一条腿抽筋了。
我忍笑帮他捡。
父亲则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了这个
外国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父亲是怕我出了点名，忘乎所以，犯什么“国际错误”。父
亲习惯于将“里通外国”说成“国际错误”。对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事，父亲的思想认识仍停
滞在“文革”时期，半点也没“开放”。
他常说：“别看那些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样，保不准哪一天又会倒
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饰穗全部接过去，从容不迫地往吊灯罩上安装。
我见父亲那种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么，又补充介绍道：“在复旦时，我们俩一个宿舍
住过呢！”
沃克安装完毕，对父亲笑笑，落座，也说：“我和晓声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国交往
的第一个朋友。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呢，我们的友谊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说着转脸
瞧我，意思是问我——对吗？
“正是这样。”我对他说，也是对父亲说。
父亲“哦，哦……”应着，退出屋去，再未进来。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这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
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
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我称沃克为自己的朋友，不觉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么光。他视我为朋友，也肯定不会自
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他的博士头衔，在我看来也并不光芒四射。他获得这学位的论文—
—《中国古代民歌研究》，还是在大学时我帮他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
的。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
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
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
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
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
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
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
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
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
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
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
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
“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
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
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
“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
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
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
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
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
“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
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
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
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
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
“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
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鹕找舶眨芏忌俨涣艘玫恪懊嬉印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
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
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
“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
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
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
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
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
“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
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
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
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
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
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
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
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
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
我说：“我就是原作者。”
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
你吗？”
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
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
吧。”
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
‘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
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
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
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
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
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
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
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
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
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
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
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
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
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
啊！”
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
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
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
“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
—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
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
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
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
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
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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