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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yekai (道明寺主持方丈),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刘再复∶中国文学的奇迹与悲剧(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12月01日09:28:40 星期六), 转信

【 以下文字转载自 WeAreFamily 讨论区 】
【 原文由 philose.bbs@fpg.twbbs.org 所发表 】
中国文学的奇迹与悲剧

刘再复


在二十世纪，对中国的集体文化性格和集体文化心理产生最大、最深刻影响的作家，
是鲁迅。这种影响的巨大，可能超过契诃夫之於俄国。契诃夫不像鲁迅那样，後来被
整个国家权力系统所推动，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全民族的精神偶像。鲁迅的思想与语
言作风，影响了几代人，几乎也塑造了大陆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

我从七○年代开始研究鲁迅，出国後又写过《鲁迅研究的自我反省》。反省後就比较
冷静。近年来，虽然没有写什麽鲁迅研究的文章，但还是不断思索著。思索时常冒出
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奇迹」，二是「悲剧」。


鲁迅作品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撼

鲁迅的文学创造是个奇迹。不必说全部著作，仅仅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
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
〈祝福〉等作品，其精神内涵的深广，没有另一个中国现代作家可与之相比。而他的
文字之成熟和独特更是令人惊讶。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另一种语言方式（白话文）
的写作试验，鲁迅提供给试验之初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和第一批作品，文字
就那麽成熟，那样富有文体的美，真是奇了。鲁迅作品给人产生的阅读总效果不是让
人感动，而是让人震撼。他确实摇醒和撼动中国千百万麻木的沉睡的灵魂。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沈从文、巴金、冰心、张爱玲、钱锺书、老舍等杰出的文学家
，但他们都不是思想家，唯有鲁迅，可以说是文学家与思想家二者兼之。他的思想不
是灰色的思想，而是有血液的思想。但他的本体、本真、本色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一个具有巨大精神内涵的伟大文学家。他不仅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艺术水准，
而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

鲁迅既是个奇迹，又是个悲剧。鲁迅生前是个独立不移的知识分子，以改造中国人为
使命，但是死後却不断被中国人所改造，所涂抹，被纳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之
中。他在被圣化、被神化的背後是被傀儡化，即被利用成一个历史的傀儡和政治意志
的玩偶。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他被政治权力推上社会的尖峰，同时也经受了一
次历史性的被歪曲，完全变成造反、打人、横扫一切的器具。一个作家被政治利用到
如此地步，是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此时，鲁迅已完全变成非鲁迅。他首先被非人化
，然後才去裁决别人和凌虐别人。鲁迅生前就意识到中国作家生存的人文环境异常恶
劣，要麽被扼杀，要麽被捧杀。他自己正是经受了双重恶劣的环境∶生前被扼杀，死
後被捧杀。由於被瞎捧，所以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便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不喜欢鲁迅
，甚至有些思想者也疏远鲁迅。鲁迅在经历了被利用的悲剧後差些要经历被遗弃的悲
剧。

鲁迅的悲剧告诉人们∶一个卓越人物的不幸往往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生前可以成为
傀儡，死後也可能成为傀儡。时代的潮流，包括政治潮流与市场潮流往往强大得难以
抗拒，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可能被吸进潮流，变成潮流机制的一部分，从而使卓
越的人物发生巨大变形，然而遭到後人的误解。


形容自己是「反戈一击」的战士

要对鲁迅作理性的评价，首先要把鲁迅放回他生存的历史场合，即他的写作语境。

鲁迅产生於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新文学运动之中，这是常识。鲁迅并不是新文
学运动的发动者（发动者是陈独秀和胡适），但他确实是体现新文学创作实权和最高
文学水准的运动主将之一（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并列的主将），他的小说及散文
创作的灵魂与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历史倾向完全连结在一起，因此，对他的评价涉及到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今天，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应当是肯定的。这是因为，这场文学、文化运动具有
两项历史合理性∶

第一，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但无法从自己的父辈文化吸收必要的资源，即以儒家学
说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传统，已经丧失活力。

第二，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西方理性、逻辑文化，而这种文化在
中国却严重阙如。

具体一些，可以举例说，例如在社会制度的一般层面上，传统没有提供建立现代社会
的资源。现代社会用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是一个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它首先与法制精
神相联系。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离法律精神太远，不能给现代社会
提供新的生长点。日本也是东亚国家，但传统还是提供一些资源，比如，它的家族制
中的遗产继承办法，对产权非常重视，规定产权由长子继承，这样，产权就集中，而
且可以进行再生产。而中国则是由几个儿子平分家产，这种平均主义的、分散的制度
就不利於再生产，而且法律也没有提供对遗产的保护。在社会的上层结构（如宫廷）
上，中国的皇帝制度也与现代社会距离太远。日本的天皇是虚权，幕府是实权。明治
维新淫除幕府，天皇仍然可以使国家不会大乱，不会变成一盘散沙。而尽管天皇在，
下层仍可以自生长自变革。中国的皇帝则是虚权、实权都有，因此，如果上层不变，
就一切都不变。而下层要生长，只好通过暴力革命的办法推翻上层结构。既然中国要
走向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又帮不上忙，那就只能从传统中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五四运动是非常必要的。要从传统走出来，就要反省。鲁迅正是一个自己先从传统
里走出来然後又对传统进行反省的伟大战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反戈一击」
的战士。


看出中国不仅有「制度」问题还有「文化」问题

然而，不管是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等人的反省，还是辛亥之後鲁迅、胡适等的反省，都
是一种「被逼迫形态」的反省。换句话说，这种反省，不是自然的、自发的，而是外
力逼迫的结果。我在〈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说，甲午海战的战败，
使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国家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弱势国家」的自我发现使
得中国知识分子空前悲愤，心理突然倾斜，相应地，便产生一种反省的过敏、过激状
态和「推倒」式的过激的片面的策略，鲁迅思想也带有这种形态。这里顺便说一下，
历史的发展确实没有那麽多必然性，它充满偶然。假如甲午海战中国的海军不是全军
覆没、彻底失败，而是战胜日军。哪怕是打一个平手，中国的二十世纪可能就是另一
种面貌。然而，这场惨败带给中国极大的震撼，也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急於化弱为强的
焦虑心态和反省中的过激心态。梁启超、鲁迅的反省，就是在深重的亡国危机感逼迫
下的反省。因此，它既反映了时代的合理要求，也带有这个时代的局限。

五四的反省不是个人的反省，而是历史的反省。因此，反省本身带有启蒙的特点。或
者说，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反省是与五四启蒙运动紧密结合著的。这场伟大的
启蒙运动，以文字革命为第一小提琴手，因此，若干文化主将，除陈独秀外，胡适、
鲁迅、周作人等均是文学家。除了这四位主将外，还有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吴
虞、傅斯年、刘半农等。与这群启蒙家相比，鲁迅所以更为深刻，表现在下列三点∶

一、鲁迅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对传统展开批判，而且在意识层面上展开批判。

二、鲁迅不仅在意识层面上展开批判，而且在潜意识层面，即集体无意识层面上展开
批判。

三、鲁迅不仅进行启蒙，而且超越启蒙，直接叩问人的存在意义。

当时的启蒙家，如陈独秀、胡适等，启蒙的重心是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制
度，如「科学」、「民主」、「法治」观念等，这无疑是意义非常。鲁迅也关注、启
蒙这些内容，但鲁迅比这些启蒙家更清醒、更深刻的一点是除了看到「制度」问题之
外，还看到文化问题。也就是说，他看到∶如果中国的文化根性不改造，即使把西方
的民主制度和法治制度引入中国，也无济於事。因为中国的文化根性已像大染缸，甚
麽先进事物进入都会发生变质。罗盘用来看风水，火药用来放爆竹，甚麽都会被黑染
缸所同化。这种文化大问题，就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称作「国民性」和「民族
劣根性」。鲁迅的天才，鲁迅卓著的历史功勋，也是其他中国现代启蒙家、作家望尘
莫及的，就是他对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发现、解剖、批判并诉诸文学，从而成为民
族灵魂的伟大疗治者。


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都存在著灵魂的巨大差异

鲁迅的「国民性」和「民族劣根性」的概念，相等於荣格（Carl Jung）所说的「集
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这是指民族群体历史积淀在心灵深
处的不自觉的思想和理念。这也正是民族灵魂的根柢。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是生理
的单位，民族则是文化心理的单位。我认同《西方的没落》的作者史宾格勒对民族的
界定∶「民族既不是语言的单位，也不是政治单位，也不是动物学上的单位，而是精
神的单位。」（《西方的没落》，页二五○，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而每个民族，尤其
是历史悠久的大民族，作为精神单位，确实存在著灵魂的巨大差异。例如俄罗斯的灵
魂就显然不同於希腊的阿波罗灵魂和西欧的浮士德灵魂。史宾格勒曾作这样的比较∶
「浮士德灵魂与俄罗斯灵魂之间，深不可测的差异，可由一些字音之中透露出来∶俄
文中『天』字是nyedo，其n即含有负面的成分。西方人眼光向上，俄国人则平面地望
向广阔的平原。这两种灵魂的深度脉动，也是判然有别∶西方的是趋向於无穷空间的
狂热之情，而俄国的则是一种自我的展现和扩伸。┅┅俄罗斯的神秘主义，绝无哥德
式、林布兰、贝多芬那种向上挣扎的内涵，也无那种翱翔天际狂欢庆祝的激情——同
为其神只不是那深邃高远的碧空。┅┅」（《西方的没落》，页三六一）这种深不可
测的精神差异，不可能实证，也不可能通过逻辑的方法作精确的计算，但可以通过宏
观比较达到「模糊把握」。


以「阿Q」精准描摹 中国民族的「灵魂意象」

鲁迅堪称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他把握住中国民族的灵魂，并描摹出
一群极其精彩的、具有高度文学水准的「灵魂意象」，而首先是阿Q。鲁迅东渡日本，
本来是学医的，他所以弃医从文，正是他痛切地感到救治国民的灵魂才是最迫切、最
要紧的。所以他带著生命的热情与敏感，挺进到民族灵魂的深处，直指民族的集体无
意识，然後发现和指出这一灵魂的大病症。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无可比拟的
力度，在於他不仅指出中国人一些性格表面的弱点，如圆滑、世故、懒惰、马虎等，
而且揭示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总根——中国灵魂（集体无意识）有大问题，有大病症，
这种病症已形成致命的民族劣根性。林岗和我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把这种劣根性
概括为「主奴根性」。鲁迅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
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到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
地义。」（《南腔北调集·谚语》）这种灵魂的内容，在阿Q这一灵魂意象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他在未庄本没人理会，很有点「羊相」。後来在赵太爷儿子中了秀才时
，他随大流去贺喜，就得意地认本家，但赵太爷不许他姓赵，打了他一巴掌，经这一
打，阿Q便出了名，地位也在王胡、小D们之上，而且可以欺负这些没挨过巴掌的人了
。阿Q曾得意过几年，不过至死都未曾改过「羊相」。革命不成後，其不可救药的奴
性——羊相便推上「极致」。他一见「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危坐公堂」，便本
能地感到这人有来历，膝关节也随之本能地松软而「跪了下去」，公堂里的人要他「
站著说，不要跪」，可是阿Q「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而且终於趁势
改为跪下了。」阿Q见到主子就恐惧，就膝关节发软，就站不住，就跪下，这就是「
无意识」。鲁迅真了不起，他把这种无意识写透了，在冷静的笔调中令人惊心动魄地
写透了。奴性，几千年历史的结果，几千年长岁月形成的病毒，已经浸入了中国人的
膝关节，已经浸入了中国人的骨髓深处和本能深处。在未能站立的阿Q背後是中国未
能站立之灵魂，是在权势面前不敢申诉、不敢呻吟的恐惧与怯弱的灵魂。鲁迅对中国
国民性中的奴性，其痛切之感，可说是痛之彻骨，痛入整个身心，没有另一个作家有
这种感受力、穿透力和表现力。所以，应当承认，鲁迅是揭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
第一名伟大作家。

想唤醒中国人「麻木」的灵魂

笔调冷静而让人读後则身心震撼，这在鲁迅的国民性展示中处处可见。他看到中国人
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熟的虚伪；他看到中国人的圆滑，不是一般的
圆滑，而是非常成熟的「天气哈哈哈」的圆滑；他看到的中国人的自私，不是一般的
自私，而是非常成熟的血腥式的自私。以最後这一项来说，他多次写到中国人喜欢看
同胞被杀头，囚车从街上走过，满街围观。阿Q在被杀前夕无师自通地说了半句话之
後，人群「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采∶「好朎」观赏杀头戏时，如果只见到「
枪毙」，就会失望，只有见到大刀砍头才痛快。观赏挂著的人头，跟站在羊肉铺前「
张著嘴看剥羊」差不多。（参见《鲁迅全集》第一卷，页一六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版）囚犯死了，同胞死了，戏看完了，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倘若有关，就
想从死人身上捞点好处，吃一下「人血馒头」，包括不惜喝「夏瑜」这种献身者的血
。可见，这种自私性与奴性一样，也进入了骨髓深处和本能深处，吃人血馒头和看杀
头戏是怎样的悲哀，全不自知，全无意识。这种状态，鲁迅用「麻木」二字，极为贴
切地表达了出来。需要疗治、需要唤醒的正是麻木的灵魂。鲁迅发现了灵魂的内涵，
提供了灵魂的意象（阿Q等），而且发现了灵魂「麻木」的形式。阿Q的「精神胜利」
法，就是麻木的形式，非常成熟，非常精巧的形式。林岗和我在《传统与中国人》中
曾说∶

阿Q精神胜利法的内核是把外部世界看成意识内部自己同自己达到的契约。这种奇特
的性格和心理其实寓含了两个方面∶它首先把世界看成可依主观想像、幻想而转移的
；其次主动弃除改变生存环境以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兴趣和能力。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就是种精神逃遁

这是一种把地狱认作天堂、把失败认作胜利、把耻辱当作光荣、把虚名当作实在的精
神逃遁法，自我欺骗法。这是一种精神陷阱，一落入陷阱，便成为妄心妄目的妄人。
在鲁迅之前，中国人一般都以欣赏的态度对待阿Q式的人生，以为改变了内心中自己
同自己达成的契约，改变世界在自我内心中的形象就等於改变了世界。精神胜利法通
俗地讲就是神话式的用幻想、一厢情愿去改变世界、改变自身的方法。因此，那种於
事无补的幼稚的自我幻觉和自我满足，就可以看作是真实的胜利。在阿Q式的眼中，
世界没有独立的实在，实在是人去命名它的，因为人命名了它，它才看起来是实在的
，於是改变了它的名，就改变了实在，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全部诀窍。阿Q明明挨了
闲人的揍，五、六个响头撞得墙上还发出声来，但阿Q不但不承认失败，反而认为胜
利在他这一边。这种思想方法在华人中很普遍，比如被盗而丢了一笔钱财，就会在心
理上自我安慰，说是「散财消灾」；吃了亏又无从伸冤时就想起「君子报仇，十年不
晚」；与仇人对骂而力不及对手，即以「鸡不和狗斗」自我解嘲。现代的中国人仍然
如此，在我青年时代，明明在挨饿，却在「忆苦思甜」，说现在比以前阔得多；明明
是火车晚点不好，却偏说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以
为用社会主义之名去解释贫穷、混乱现象，就等於改变了贫穷与混乱。在中国六、七
○年代，精神胜利法也可以说就是概念胜利法，概念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法。在这个
年代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现在一些知识者缺乏真才实学，却沉
醉於「博导」、「主任」等名号上，以为有了这些概念、名称，就真的有学问，就可
以改变知识贫困与思想贫困的实在，这都是灵魂麻木的形式。


对中国人的深层启蒙 其力度石破天惊

与鲁迅同时代的文化先驱者陈独秀、胡适等，对中国文化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认识的深
度以及揭示的力度都远不如鲁迅。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探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前
後十年的文化变革中，研究者常常只谈北大——《新青年》，而不谈清华——国学院
。其实，在「用」的层面即在制度层面上变革的先锋固然是北大系统，但在「体」的
层面即深层文化层面上深思的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蛰居清华的梁启超、王国维等。代
表中国五四时期新的政治理念的是陈独秀、胡适，而代表文化思索的深度的，是鲁迅
、王国维。最近李慎之先生著文对五四新文化的功过重新认识，反省自身六十年来一
直崇鲁抑胡，现在有了大的变化。他坦率而诚恳地说∶

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我心目中，
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
而且显然「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心里。┅┅经过一番
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
（二○○○年十月写给舒芜的信，摘自《北京之春》二○○一年八月号）

李慎之先生这种转变反映著当代一些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认真的反省精神，而且转变
中也包含著对大陆文化界数十年批判胡适的「拨乱反正」。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
中的先驱作用和卓越功勋是批判不倒的，也是「浅薄」等字眼抹杀不了的。到底是主
张一点一滴改良深刻还是主张「根本解决」深刻，这是大可讨论的。批判「改良浅薄
」的深刻者未必深刻。此外，胡适的宽容作风也的确是鲁迅所欠缺乃至是中国所欠缺
的。但是李慎之先生似乎没有分清当时启蒙的两个层面，即「用」——政治制度（包
括政治理念）变革的层面和「体」——文化精神的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表层启蒙）
，李慎之先生也许有道理，但在第二个层面上（深层启蒙），胡适对民族集体无意识
的认识，显然不如鲁迅。除了「认识」之外，鲁迅通过病态灵魂意象对中国人的启蒙
，其力度石破天惊，也是胡适望尘莫及的。鲁迅的启蒙是深层启蒙，他的思想与文学
作品，其後设语言是∶倘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变，表层结构的引进和变易也是不
牢靠的。建立在阿Q精神基础上的制度，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恐怕都是不
牢靠的。即使是民主制度，恐怕也很可能是阿Q式的或梁山泊似的民主制度。这种启
蒙思想，应当说，比胡适更深一些。何况鲁迅还逾越启蒙，没有停留在政治启蒙与思
想启蒙的层面，他还通过《野草》等作品进入深邃的内心世界，在孤独感中叩问人的
存在意义，直接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精神灵犀相通相应，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另一精
神维度——具有宇宙感的维度。而其叩问内涵，又与西方作家不同，它不仅有个体生
命对於「此在」的拥抱，而且带有中国知识者特殊的时代大苦闷。当然，今天我们对
鲁、胡都已恢复正常的敬意，不必褒此抑彼，不必「英雄排座次」。


为了投入革命潮流，把自己的文章变成「投枪与匕首」

很可惜，鲁迅能保持一个反省的姿态的时间并不太长。尽管他在一九二五年写了杰出
的散文诗集《野草》，超越了救亡与启蒙。但在当时时代的氛围下，他花费了太多的
时间投入笔战，思想也被笔战所影响而过於激烈。「五四」运动发生之後，中国一些
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急於寻找一个解
救中国的道路，并且以为已经找到这种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而另
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则认为还应继续反省。他主张踱进研究室研究问题，正是这种
思路。但是，他的主张未被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被鲁迅所认同，因此，自由主
义精神很快就淡化与沉沦，五四开始的反省也因此而无法形成一个持久的精神价值创
造阶段。这一点显然限制了鲁迅取得更大的成就。李大钊与胡适辩论之後，许多五四
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从形而上的反省层面走入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忙於政治实践，忙
於投入「主义」所导引的革命潮流。当时的两股主要潮流，一是三民主义潮流，一是
共产主义潮流。两者分分合合，但多数思想者都确认拥抱时代潮流是唯一的出路。鲁
迅当时也拥抱潮流，只是没有真正进入潮流的中心。投入革命潮流的代价，是削弱或
放弃个人的文学立场，使自己的思想激进化与党派化。五四本来突出的是个人，是「
己」，比梁启超那个突出「群」的时代前进了一大步。卷入潮流後又回到「群」，回
到梁启超，即把文学又视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救国救民的工具，服务於一个实际的运
动，变成革命的号筒。鲁迅虽然较清醒地看到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努力保持自己的批
评视觉，但也不能不对「将令」有所遵从，把自己的文章变成「投枪与匕首」，与大
时代的阶级观念及阶级观念之下的大革命实践运动相适应。

这本来已是悲剧，加上当时的解救中国的实践运动太剧烈，民族生活太紧张，鲁迅的
心态也随之激烈化，从而发生了几个在今天很值得我们商榷与质疑的观念与情结。比
如∶

(一)以为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凯称帝等复辟现象及其有关的中国问题，不是暴力革命本
身带来的问题，而是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即对落水狗未加痛打的问题。因此，解决中
国的问题乃是把革命彻底化，而不是努力改良。关於这点，我在《鲁迅研究的自我反
省》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鲁迅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命题是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认为辛亥
革命的教训是革命不彻底，即不能痛打落水狗。因此，今後的出路应当用另一场更彻
底的革命来代替这场不彻底的革命，这种思路是当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性思路
，这种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後所以会造成
帝制复辟等问题，不能说是革命不彻底，而是革命方式本身所造成的後遗症。作为暴
力革命的辛亥革命和中外历史上许多暴力革命一样，在推翻旧政权之後，不能提供新
的政治框架，这就造成革命後的政治真空（也就是後遗症），而填补这种政治真空舍
再次专制别无出路，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可惜，当时鲁迅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看不到
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造成後遗症的药方（革命）医治後遗症，结果便是革命药方的
不断加浓、加剧（越来越彻底）。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处於不断革命和不断加剧革
命的过程，是一场革命比一场革命更加彻底的过程，也是革命的後遗症不断加深加重
不断暴烈化的过程。这种现象，就是鲁迅看到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
循环现象，可惜他没有看到这种循环正是起源於本来就蕴涵著「彻底」的暴力革命方
式。


与传统文化决裂後却堵死了自己的出路

　与此彻底的革命态度与斗争立场相应的是鲁迅的复仇情结。鲁迅提出「痛打落水狗」
口号的文章是〈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他所拒绝的「费厄泼赖」是现代社会公平竞
争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的背後是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的爱的精神。这种精神与
中国的「礼让」精神，「温、良、恭、谦、让」精神也是相通的。在拒绝「费厄泼赖」
之後，复仇情结在鲁迅身上不断发展，以至形成「一个也不宽恕」的终极遗言，完全
失去宽容。鲁迅没有意识到，人的尊严归根结柢并不存在於仇恨之中，而在远离互相
厮杀的精神境界之中。复仇情结，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结，它给人生造成一个极大的牢
房与误区。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疯狂状态，并把鲁迅的名字作为旗帜，这里的责任当
然主要不在鲁迅，因为鲁迅的复仇情结，本来是文学状态下的复仇情结，文学可把某
种情绪推向极致，作为文本策略，它有偏激的理由。但鲁迅复仇情结本身缺少慈悲内
涵的调节，也有责任。复仇情结一旦诉诸社会，就会造成革命狂热和破坏性结果。文
化大革命中，鲁迅被推上至高无上的神坛地位，并以他的「痛打落水狗」作为一种基
本口号，这正是当时的激进革命者企图把复仇情绪社会化与合法化。

祛由於鲁迅走上文学的第一步就与传统彻底决裂，不留任何馀地，因此就完全堵死自
己的後路与退路。而他不仅拒绝从自己的父辈文化中寻找出路，也拒绝从西方的基督
教文化及其他西方主流文化中寻找出路。（他所提倡的只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即东
欧的反抗文学与俄国的革命文学。）在前後都没有文化精神依托与精神逃路的情景下
，他只能横站著孤独地与黑暗肉搏。这种与黑暗同归於尽的绝望状态与特殊处境使他
把自己的文章也变成肉搏的武器，变成匕首与投枪，从而表现出一种语言暴力倾向，
他把论敌称为「落水狗」、「巴儿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都表现出这
种倾向。这种笔仗法与笔仗中的冷酷的命名，对现代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消极
的负面影响。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文环境充满戾气，这与知识分子接受鲁迅语言
作风中的消极面也有关系。

在与黑暗的肉搏中，鲁迅的许多激愤情绪与激愤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本色是
把思想诉诸感情的文学家，而不是政治理性主义者。他的深刻，他的感人，他的弱点
，全在片面的、偏激的文学形态中。倘若忘记鲁迅是个作家和忘记产生鲁迅的语境，
而把鲁迅一时的激愤之辞，上升为普遍的思想原则，那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今天我
们纪念鲁迅，已经和鲁迅拉开比较长的时间距离了，心态完全可以比较冷静与正常。
我们既可以告别「捍卫鲁迅」的脆弱心态，也可以拒绝痞子式的「解构鲁迅」的犬儒
心态。一种伟大的文学存在，本身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并不在於外部的评语。正如
高山峻岭，它平实地坐落於大地，但指向蓝天，指向永恒，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的边
界。（全文完）

【2001/09/26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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