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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fzx (化石), 信区: Reading
标  题: 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un  9 14:27:02 1999), 转信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

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

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

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

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

…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

    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

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报道、发表

于当年10月14日《申报》，云：“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

，对大局有所垂询……”对此，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

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

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

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

（《二心集》）

    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

，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为帝者师”，有的说“胡适请求免拜礼”等等

，不一而足。为了弄清真相，胡适写了上面提到的《宣统与胡适》一文。文中还写道，

他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胡适还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

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

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

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虽然胡适认为“这也是人情

上很平常的事”，但到后来的鲁迅文章中，显然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称溥仪“皇上”感

到肉麻，所以用讽刺的口吻挖苦了胡适。其实，胡适的称“皇上”，既不是要讨好“皇

上”，也不是保皇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仍称已经离任的某市长为“市长”一样，这很

大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礼节。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溥仪，也说：“我

们先前都是‘皇上’的子民呀！”还说请“皇上”用这道菜之类的，这也仅仅是一种礼

节，至多是戏谚，如此而已。前几年，有人还引了胡适称溥仪为“皇上”，骂胡适“卖

身投靠”．这是无知又无聊的无稽之谈。

    鲁迅之所以在胡适见溥仪的当时没有提出非议，而到胡适与丁文江见了蒋介石以后

再旧事重提，可见主旨是在见蒋，而不是见溥仪。鲁迅有疑问，胡适见了蒋介石以后该

怎么称呼呢？“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鲁迅说：“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

这回是‘我称他主席……’！”为什么鲁迅知道他非称“主席”不可呢，因为有“安徽

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的先例。而刘文典与胡适是“

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不过，我有费解之处

了，蒋介石是“主席”，称他“主席”，这能说明什么？他是“主席”，不称他“主席

”，又能说明什么？称呼问题只是一个话头，问题的根本是胡适不该见蒋，见了蒋就是

投靠了——言外之意大致是如此，此后人们也是这样批判胡适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

，统治者都见过许多文化名人，被见的文化名人，是不是都是“卖身投靠”了呢？不能

说没有，也不能说都是，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也见过他认为和他不属于一个

阶级的章士钊，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胡适是卖身投靠吗？我认为，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英美

式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得以实现。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亲美的资产阶级政

府（虽然它有相当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虽然国民党政府有种种弊端，但他认为在

当时条件下是“好政府”，在胡适心目中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自然，蒋介石的领导地

位也是合法的。与其说他投靠国民党政府，还不如说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

，他一生中都体现了一个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当当局与他的

政治理想并不冲突的时候，他是支持当局的；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发生矛盾时，他成

了当局的“诤友”、“诤臣”。因此，西安事变时，他认为张学良“是毁坏国家民族的

力量”，认为“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二十年”！（转引自白吉庵《胡适传

》第377页一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蒋介石兵败大陆以后，胡适决定去美，并

发表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胡适对共产党也有同情；对国民党政府是时有激烈抨击的，有时，其激烈程度，

也决不在马寅初等人之下。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我们略举几例。

    胡适拥护国民党政权，他支持国民党统一全国，但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比

如建立“民意机关”、“国会制度”等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统一。他说：“现在统一的最

大障碍是在各地割据的局面之上绝没有一个代表全国或全省人民的机关，所以割据分裂

的趋势无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据防区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机关……只有这一类

的民意机关可以领导民众在法律的轨道内逐渐造成制裁割据军阀的势力。”（胡适：《

统一的路》《独立评论》8号）显然，胡适的话是书生之见，对牛弹琴，但这也可证明

，他是反对军阀混战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民意与法制”上。为了国家的统一，他曾异

想天开地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

好后，再行推广。据罗尔纲回忆说：“这篇论文他写了一个通宵，曾拿给我看过，但不

敢用，感到很为难。”胡适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一

书的59页上，也有反映。三十年代初期，史沫特莱到北平，曾会见过胡适等人。她在书

里回忆说：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指胡适）对我说，应该拔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

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由此可见，罗尔纲的回忆

是确凿不误的。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特区”理论吧！这样的见解，是蒋介石断然不可

接受的，这正说明，胡适虽然拥护蒋介石，但仍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并不是

盲从的。

    胡适甚至与蒋介石发生过正面冲突。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

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了。蒋介石在“训辞”中赞扬胡适“个

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了蒋

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

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

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

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

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根据胡适秘书王志

维与陈漱渝的谈话和胡适秘书胡颂平当时的记录）胡适侃侃而谈时，蒋介石已怫然变色

，听众也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有些过分，胡适不接受

。

    1954年，当时台湾要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蒋介石第二次推

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

不愿意保他的寿命，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当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

时将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

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4年2月19日台湾《中央日报》）

胡适确实是这样，是一个倾向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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