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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31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Dec 21 12:06:13 1998), 转信

四论“文人相轻”            


    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
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
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
位，“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
是，……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
君，自去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
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
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
常〔２〕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
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必也正名乎”〔３〕，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
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
人弃如土！”〔４〕这是李太白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
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５〕在通知我们要在上
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
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
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还是用作“阿木林”〔６〕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
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７〕呜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
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
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
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
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
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
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
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
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
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
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
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８〕，才有发表
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八月十三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
名隼。

    〔２〕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
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五
常。〔３〕“必也正名乎”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４〕“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春
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讲
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
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友
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半
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６〕“阿木林”上海话，即傻瓜。

    〔７〕“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利
也”，语见《墨子·经上》。〔８〕“自己的园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
“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
家自己的园地”。当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
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
资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等即以“本
社同人”名义在《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警告〈文学〉编者
傅东华》一文，否认该刊要作者“投资五元”，说只是“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
月为限）的出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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