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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uling (精益求精), 信区: Reading
标 题: 33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Dec 21 13:04:57 1998), 转信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２〕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３〕君也在那里了。
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Ｋ委员〔４〕，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
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
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
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
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
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Ｋ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
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话来：“共产
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
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
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
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
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
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
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
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
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
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
—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
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
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
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
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
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
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
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
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
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
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
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
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
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
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
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
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
天，尸一〔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
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
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
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
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
（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
ａ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
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
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
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
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
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
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
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
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
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
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
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
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
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
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
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
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９〕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
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１０〕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子的时候，
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
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
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１２〕，
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１３〕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
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
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
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
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
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
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
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
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
—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
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
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Ｋ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
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
‘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
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
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
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
日，无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１５〕。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
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
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
〔１６〕，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
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１７〕
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
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
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
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
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
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
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
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
引有拉狄克〔１８〕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
了。那两句话是：“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１９〕和梭波里〔２０〕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
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
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
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
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
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
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
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
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
样罢。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语丝》第四卷第一期。
〔２〕柏生即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浙江绍兴人，曾任北京《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语丝》的编辑。当时在厦门大学工作。〔３〕爱而指李遇安，《语丝》、
《莽原》的投稿者。一九二六年为广州中山大学职员，不久离去。
〔４〕Ｋ委员指顾孟余，国民党政客。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５〕勃洛克（ＡAＡANFKO，１８８０—１９２１）苏联诗人。《十二个》是他一九一
八年创作的反映十月革命的长诗。这里的引语，原出娜杰日达·帕夫洛维奇的《回忆勃洛
克》（见《凤凰·文艺·科学与哲学论文集》第一集，一九二二年莫斯科篝火出版社出
版）。〔６〕“感慨系之矣”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７〕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
人，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这里的引
文，见他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茶楼上》。
〔８〕太炎先生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
学者。作者留学日本时曾听他讲授《说文解字》。《新方言》是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的著作
之一，共十一卷，书末附有《岭外三州语》一卷，现收入《章氏丛书》。“其州在尾上”，
原语出《山海空·北山经》；章太炎对于“州”字的解释，见《新方言·释形体》。〔９〕
指《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现收
入《集外集拾遗补编》。〔１０〕大乘佛教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大乘是对小
乘而言。小乘佛教主张“自我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大乘佛教则主张“救度一切众生”，
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１１〕居士这里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
〔１２〕三廉形似杨桃而略大的水果。
〔１３〕纸冠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１９２５北京出版
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说：“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
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１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见《论语·阳货》。〔１５〕“群居终日，言不及
义”语见《论语·卫灵公》。〔１６〕“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这是新月书店吹嘘徐志摩的
话。一九二七年春该店创办时，在《开幕纪念刊》的“第一批出版新书预告”中，介绍徐志
摩的诗，说他“一只手奠定了一个文坛的基础”。〔１７〕宋云彬（１８９７—１９７９）
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任《黄埔日报》编辑。
〔１８〕拉狄克（ＫANAPIQGO，１８８５—？）苏联政论家。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一九三七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他写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刘一声译，
载《中国青年》第六卷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１９〕叶遂宁（ＣAＡARSGJTJ，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他以
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作品多流露忧郁情调，曾参加资产阶级意象派
文学团体。十月革命时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
陷入苦闷，终于自杀。
〔２０〕梭波里（ＡAUKVKFW，１８８８—１９２６）苏联“同路人”作家∷谑赂*
命后曾经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现实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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