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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uling (精益求精), 信区: Reading
标  题: 14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Dec 21 13:15:29 1998), 转信

备考：杀错了人（曹聚仁）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
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
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
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
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
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
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
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
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
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
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
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
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
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
‘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
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
刊主编。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
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
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
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国民公仆”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
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６〕“军政执法处”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
民的特务机关。

    〔７〕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
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
“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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