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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2
发信站: 紫 丁 香 (Sun Dec 20 14:52:54 1998), 转信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
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
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
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
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
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
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
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
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
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２〕。但比起侦
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
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
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
“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
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
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
驱”〔３〕，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
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
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
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
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
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
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
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
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４〕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５〕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
“参加讨伐阎冯军事〔６〕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
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
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
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
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
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７〕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
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
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
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
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
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８〕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
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
“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
的熏陶”〔９〕，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
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１０〕元帅，真正的
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
汉，鞑靼，女真，契丹〔１１〕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
“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
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
愁；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上帝已逃，魔鬼
扬起了火鞭复仇；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１２〕，这一张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
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
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
中华人赵构〔１３〕，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
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
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
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
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
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
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１４〕，日本人“张大吃
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
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
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
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
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
“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
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有坚卓的
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
“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
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
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１５〕，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
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
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
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１６〕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
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
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
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
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
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
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
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
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１７〕，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
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
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
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
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
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
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
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
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
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
刊。署名晏敖。

    〔２〕“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
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
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
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３〕“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
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
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４〕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
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
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
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
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５〕《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
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６〕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
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７〕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
拉丁。

    〔８〕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
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９〕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
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
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
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１０〕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１４４页注〔４〕。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
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１１〕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当时我国
北方的民族。〔１２〕威廉指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德意
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
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
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
‘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
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
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１３〕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１４〕九一八事
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
事件。〔１５〕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
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
在那里冲突。”〔１６〕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
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
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
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
佾》，无，原作亡。

    〔１７〕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
来常用以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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