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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鲁迅风骨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Nov 26 20:03:44 1998), 转信

鲁迅风骨

·吴中杰·

　　过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话，说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对于文人，简
直有一网打尽之势。但仔细思量，觉得这句话的产生和流传，倒也并非无因。
盖在历史上，没有骨气，没有人品的文人的确不少，人们见得多了，便说出这
句愤激之言。
　　比如，西晋的大文学家潘岳，写过一篇很高雅的《闲居赋》，但实际上，
却是个谄媚的小人，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会在路边拜倒在权贵贾谧的车尘
之下。难怪元好问要写诗讽刺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
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而元好问自己呢，却又因事涉为叛将崔
立立碑颂德问题，大节颇有争议。
　　但我们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
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文人根
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
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
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
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
　　鲁迅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
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
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
自古已然。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
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屈原，是敢于放言无惮
，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鲁迅看来，“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
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小百姓们早就不满意于文人的
此种所为，所以对那些落拓不羁者情有独钟。戏曲《太白醉写》中突出地渲染
李白要杨贵妃捧砚，要高力士脱靴，大概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但到了近代，情况有些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们的生活来源较
前有所不同。他们不必再靠王公贵族的供养，而可以通过卖稿、卖画或剧场演
出，从读者和观众中获取生活经费。鲁迅在论及梅兰芳时，说他不是皇家的供
奉，而是俗人的宠儿，这就道出了演员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是，如果文人的
习性不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照样会出现新的帮忙和帮闲。他们可以从依附
皇室豪门改为依附富商巨贾。明清时代，扬州盐商门下的清客，就是帮闲的新
品种，他们照样为主人做着消闲解闷的事，无非是改换一下门庭而已。倘以此
种习性来对待读者大众，用鲁迅的话说，也可以变成大众的帮闲。
　　中国文人，古代称之谓“士”，现代则称“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不
同于古代的士，不仅是称谓的变化，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大有区别。马克思在
论述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指出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有劳动力可以出卖
；二是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
工人阶级所不同的只是劳动力的性质的差别，即前者是从事脑力劳动，后者是
从事体力劳动，而其形成条件则是相同的。
　　我国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
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
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他们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为己任，敢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但他的志趣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学的力量
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所以，他无论是写小说或者是写杂文，都着重在
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对社会一进行批评，社会就会反过来对他进行压迫。
是屈服，还是进行斗争？这就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来了。鲁迅正是在激烈的社会
斗争中，表现出他的硬骨头精神来的。
　　鲁迅一向认为，一个国家若要生存世间，角逐列国，首先要立人。“人立
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他还
说：“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坟·摩罗诗力说》）鲁迅是生活
中的强者，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生活中的强者不是以多制寡、党同伐异的人。鲁迅反对跟在众人后面鼓噪
，蹲在影子里面摇舌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者，因为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
的。“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
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
，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生活中的强者也不是以强凌弱，在嫩草地上驰骋的人。鲁迅说，在大道上
，不能只看到羊和凶兽两样东西，其实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
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
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种变性变
态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是很可悲的。“我还记得第一
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
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了虎狼的羊群。
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
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
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国家是好不起来的
。所以鲁迅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
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
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鲁迅的思想充满辩证法。这是强者的辩证法，而不是卑却者的“辩证法”
。
　　毛泽东称颂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认为他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两句诗，也正是这种强者辩证法
的体现。
　　对于孺子，鲁迅是爱护备至，充满牺牲的精神。他在《我们现在应该怎样
做父亲》里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
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决不是空言者，他为青年做
的许多事，就是明证。
　　对于强暴者，对于压迫者，他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在女师大学潮中
，他仗义执言，和名流学者评理，和权力者对抗，在被无理免职之后，他又敢
于控告顶头上司，终于取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预言“血
债必须用同物偿还”。（《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缉，
最后只好走出北京，也决不后悔。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于揭露
残杀真相，悼念被害战友，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
　　中国人由于状元瘾太重，什么都喜欢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辉煌，而
不愿做平凡者，更耻笑落后者，蔑视失败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
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
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样的国民，在平时则附炎趋势，若遇
到敌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鉴于此，所以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鼓
吹“不耻最后”的思想。他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
，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见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
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
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自己就是这样追求平凡的韧性的战斗者。他在《过客》里，塑造了一
个蓬面垢首，衣衫褴缕，不受布施，而永远向前行进的老人的形象；在《这样
的战士》中，塑造了一个不受敌人迷惑，能够掷中敌人心脏的高举投枪的战士
。他们都体现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风骨。
　　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精
神，高扬鲁迅风骨！


《文汇报》　　（１９９６１０１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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