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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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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伪装 

　　从第十七章的道的层面而相关于中国历史哲学的演变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思
想的特殊之处。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
异其趣。从前面所说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对仁义和智慧等的语句。只从文字上
看，他是说，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
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学
问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摆不平。接着，他举出更明显
的理由，“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谓的六亲，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
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
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有不被认同的不孝
之子，这其间问题就大了。因此说，六亲不和，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我们若是深入
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标榜的“二十四孝”，将发现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拥有大孝美名
的舜，其父母可以说不伦不类，很不像话，充分显示了舜的父母，是处在一个问题家庭中
，是非不断，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为第一孝子。老子并不喜欢这样，由于一个人的坏，
衬托出另一个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个家庭都和乐幸福。 
　　“国家昏乱有忠臣”，同样道理，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并
非好现象。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为大家所景仰，因
为他们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个人宝贵的生命，都可牺牲。然而，这些可歌
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
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
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特别赞美某
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县灵岩寺，看到有人书刻在灵泉石壁上的两
句话：“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这几句话，从字面上粗浅一看，似乎非常反对儒家提倡仁义道德，但有几点我们
必须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个时代，正是春秋时期，社会面临转型时的种种变动，一个新社
会形态逐渐形成，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病态的现象。老子在此病态社会中，体会出他的人生
哲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他的话，乍看起来是唱反调，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正是一种非
常宝贵的正面教育。 
　　我们可以另外举一个反证。例如把孔子作的《礼记》中的《礼运篇》，加以整体研究
后，就会发现孔子亦有老子这样的看法。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道德的价值，《礼记》中的
《礼运篇》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所谓的“德”乃归于“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体
。而这个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自己认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远古到黄帝的时代，人为的一
切，已经渐渐不合于道了。 
　　第二，从黄帝以前的远古史来看，在《列子》书中，假托黄帝本身梦想的文章，便是
梦游“华胥国”，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此处暂且不加讨论。文中提到，黄帝作梦，到了
另外一个国家，那里到处太平安详，没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类盼望中的天国。这篇“华
胥梦”等于中国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国。其他像相拉图的“理想国”、莫耳的“乌托邦”，
乃至佛家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来有自，反映了这个世间的人类，
苦难重重，无时不在斗争战乱中，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个幸福圆满的境界。而
老子所谓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内涵与精神。 
　　其实，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说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这
也是爱之心切，所以责之更严。孔子在《礼运篇》也讲得差不多，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此即儒道二家的态度差别之处，但是道理是相互贯通的。 
　　孔子在《礼运篇》上说：“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
，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人有了智慧，
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诈，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间。因此
孔子强调“用人之智去其诈”。而大勇的人，往往气魄大，脾气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
多怒，佛家称之为“嗔”。假使一个大英雄、大丈夫，没有暴烈的坏脾气，那就很可贵了
。“用人之仁去其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过了，变得婆婆妈妈，待人接物软
塌塌的，心理上难免有一种不自觉的贪恋、执着。因此，能够保持一片仁慈博爱之心，而
无这层贪着之念，那便不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了。从这里，我们已可明确地看出，老子的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意和孔子所讲的道理，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只
是文学的手法不一样而已。 
　　孔子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欢男女间的关系
，这是人生根本的欲望。“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至于死亡和贫穷痛苦，那天底下
的人都害怕，都讨厌碰上。所以，“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一个人爱好追求饮食男女
的享受，逃避死亡与贫穷的来临，这是心理现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
”，人的思想、念头，从外表是很难看出来，也很难测验得知的。一个人动什么脑筋，打
什么主意，心地善与不善，只要不表现于行为，有谁会知道？“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
也”，一切的好坏，全凭他心念的变化，根本没有颜色、声音可资辨别。所有的动机想法
都深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么，“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要把这些人心的根本
问题加以整理、统一，使之去芜存菁，转劣从良，恶行成善举，除了“礼”——文化教育
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春秋两大名医——老子与孔子 

　　整个比较起来，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与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贯的。现在
再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中国讲“仁义”思想，春秋以前也有这种观念，但很少刻意提
倡。为什么？那时社会上背情绝义的病态较少。我常说，中国文化里头，经常提到“孝道
”，与世界其他文化相较，孝道是中国特有的优点，其高明可贵之处，无可置疑。但这同
时也说明了，这几千年来，我们不孝之举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样地，
社会上不仁不义的故事层出不穷，所以圣贤们才用心良苦，提供这服“仁义”的药方，希
望社会有所改善。孔子是个文化医生，他把当时文化中的疑难杂症诊断出来，投以对症的
药石，尝试解决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 
　　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药
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
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病态最为严重，强调仁义，便最积极。老子身处其境，讨厌这种风
气，所以从反面来对症下药。 
　　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智慧与奸诈，乃一体两面，一线之隔
。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蛋，根本是息息相关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
于世，为人类社会谋福造利，那就对了，名之为“德”。道是体，德是用。然而，诚实虽
是好事，若是用不得当，那也会适得其反，坏了事情。 
　　老子这段话，干万不要随随便便看过。近几十年来，我发现有人研究老子，读了此章
之后，不作深入一层的体会，便骤下错误的评语说，老子反对仁义，反对智慧，反对作忠
臣，反对作孝子。这不曲解得太严重了吗！其实老子并不反对这些，他只是要我们预防其
中可能产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两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到。或者时间久了，思想搞不通，走
了样；或者某一个观念流行多年，时迁境移，已不合宜，并且流弊丛生，失其原意，这就
要懂得《大学》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时必须知道变通。所以，老
子的思想与《易经》的思想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变”字。 
　　《易经》有五种学问——“理、象、数、通、变”。“理”是哲学的，《易经》每一
个卦，背后皆有其哲学道理。“象”，一件事物，一个东西，都有它本身的现象。比如虚
空，也有它的现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有其形成的哲学道理
。而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数字符号来表达、整理。那便是“数”了。“理”
、“象”、“数”是《易经》三个根本所在，必得将之透彻研究后，才知道“通”，只知
“理”，不通“象”、“数”；只知“象”、“数”，不通“理”，都不行。要样样深入
，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机先，随时知变、适变、应变。知道变，而能
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先天下的将变时先变。等到事情已经
迫在眉睫才变，那也恰恰只合于变通而已。老子对仁义、智慧所提的这番道理，也属于变
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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