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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8日14:23:23 星期四), 站内信件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怪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
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
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乐于助人,一辈子受用不完。其实当时我
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象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
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
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
锲入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
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
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
统,六十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
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
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
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
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
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
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
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
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
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
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
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
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
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
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
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
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
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
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
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
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
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
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
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
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
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
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
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
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89年在北京跑过新闻,90年亚运
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
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
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
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
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
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
个人当中,我是唯一没办此手续的。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
“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
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
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再次感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
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
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
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
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
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
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大喊:“嘿!快来,这就
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
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
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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