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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razy (雪山),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王安忆(1)
发信站: 紫 丁 香 (Mon Mar 27 06:35:18 2000), 转信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
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
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
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
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
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
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
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
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
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
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
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
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
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
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
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
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
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
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
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
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
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
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
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
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
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
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
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
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
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
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
《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
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
    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
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
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
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
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
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
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
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
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
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
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
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
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
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
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
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
    《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
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
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
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
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
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
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
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
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
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
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
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
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
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
    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
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
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
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
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
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
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
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
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
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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