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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 - 朱大可(a)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Dec 15 23:27:05 1999)


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上）

送交者: 朱大可 于 December 15, 1999 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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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大可
　　　　　　　　　　　　　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上）

１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如果我没有弄错，

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

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

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

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以下简称“汪
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

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

的道路。“不合时宜”的“旧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

手。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而“汪

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

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诗”在市场上茁壮发育，后者表达了

“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徵：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
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
是，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
思小语”，象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
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

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九十年代

上半期，“汪诗”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汪诗”甚至和

王朔、苏童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对象。

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

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一个富于戏剧性

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

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

且在一次中港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一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和
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攻击，似乎其作品
一旦成为性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风捉影”的传闻属实，

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义被包
含在它的隐喻性之中：在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里，《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
红”和“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
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
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
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代”的特徵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配“精英”。这种

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灭：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

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
先锋，犀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对大众进行
“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
同时也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传媒大亨梅铎的关系
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了巨
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
明“精英”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
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不再象民众提供“思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
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由于
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辑）的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
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门以及个人网
页大规模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 WO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及区域文化
的全球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个人电脑对于外部消息的筛选标准与消息的来源（是否出自精英）完全无关，
它吁请着所有满足欲望的“小道新闻”。由于数码网络的全球化，任何一个无聊的
的私密事件都有可能在一个瞬间里成为国际通报。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利用这
一资讯网络的先锋，尽管未能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但他却纠正了国际数码网络
的附庸地位。“数码文化”已经实现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推翻。
　　市场及资讯的全球化和全球的市场与资讯化，这个双向和双重的过程，彻底改
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老式艺术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制造工业已经发育完
备：专栏撰稿人和网络作家取代了正统作家，传媒记者取代了职业批评家，行画手
取代了画家，摇滚歌手取代了歌唱家，制片人取代了导演，如此等等，总之，“文
化白领”取代了“知识分子”。在“取媚”大众和营造“票房纪录”方面，后者才
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经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术语，用来描述艺术家的“从众主义”立场，
并且注定要遭到道德化的抨击。但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
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
　　“媚俗”的合理性正是这样被确认的，它吁请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妥协和蜕变。

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当推王朔、崔健和苏童等等。他们在进行文化的包装和推销方
面，显示了某种天生的丽质：一方面反叛传统意识形态，一方面向群众大肆“献媚”。
市场原则被严肃地建立了起来。
　　这是八十年代艺术家走向市场化的先锋。而在他们背后，成千上万的文化推销

员或传销员在九十年代期间茁壮成长。这一蜕变，受到了出版界、影视界和演艺界

“资本势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结果是，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诸如“独立制片

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产阶级”圈子，除了隶属于大众和金钱之外，他

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后毛时代及后邓时代的一个重要景观。

　　对此我没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正是市场交换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后崩溃。

或者说，它维系了文化和大众的基本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不屈不挠的战争之后，
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势力妥协与合
作的时刻终于降临。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所作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文化（历史）

的市场推销方面，他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
《收获》杂志连载，而后，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测试之后，才在出版社结集出版。
而后是一个消费者的盛大晚宴。余文被不断连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
大城市的主要畅销图书，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与鲁迅和林
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

　　在这期间，我们也能够听到一些愤愤不平的声音，似乎这种成功本身成为余的

一个罪证：“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愤怒的十字架竖立起来了，痛苦的战士手执
锤子和铁钉，要在文学和史学的领域审判余文，吁请它的退出。余对此深感不平，

1998年期间，他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连续发表短文，以一个权威人士的身份
进行话语自卫。对“批评”的“轻蔑”和“痛心”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好莱坞式的戏剧性景象：一方面作家在重构与大众的文本蜜月，
一方
面批评家在不停顿地控诉这种努力。在这场诉讼中显然只有一个裁决者，那就是大

众。这个价值陪审团将运用市场原则，对这个作家的“生死”（用港台流行的术语

说，就是“走红”还是“过气”）作出终极判决，而这一判决的结果已不言而喻。

事实上，已故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早已对此作出了非凡的预言。　
　　
２　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

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1. 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

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 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3. 寻找大
众热
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4. 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

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
母题
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浸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

“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

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篇‘王道士’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
语(价值)姿态：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
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
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
位年
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

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
我走
进这几个洞窟，对着参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

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

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

下(朱案：“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
时甚
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

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哩？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

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
或独
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
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
写者的无限锺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
历史
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祥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
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
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
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
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的撰写的中国通史，还

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
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
在着某种阅读障碍。 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
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
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
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
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
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
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
新加坡（香港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
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

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

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

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是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

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

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
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份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
的热切愿望。

３　在苦难和甜蜜之间行走　

　　但是，在给予余文的市场化以必要的赞扬之后，我还是要对其作出适度的批评，

即它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无论是《文化苦

旅》还是《山居笔记》，均未摆脱这一情感和言说的双重矫饰。
　　再以“王道士”一文作为例子。由于爱“宝”心切，书写者竟打算给道士“下

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书写者想为此“大哭一场”。

用如此的“过激”言说来进行煽情，尽管不免有做作之感，却颇能显示余文的风格。

　　这种过度的煽情话语，在《苏东坡突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

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 

　　这是动辄上升到“民族高度”进行煽情的范例。苏轼遭到告发和逮捕，这首先

与“贫瘠”和“愚昧”无关（他无非是险恶的官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其次

与“民族”大义无关。试问：余文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宋代的

汉民族，还是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苏的被捕究竟丢了谁的脸面？谁又在“民

族”之外进行了文化或道德注视？或者说，民族的“脸面”又是怎样一种价值尺
度？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一陈述所包含的道德力量，点燃了人们对“差官”

以及昏君的仇恨。同时，旧式文人的尊严，在这个叙述和阅读的时刻里获得了短暂

的实现。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
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苏东坡突围”

　　这是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的另一个例子。必须注意余文使用的“小人”概

念。它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传统语词，其煽情级数在汉语文史上与“君子”和“良

知”（后者是余文的另一个基本术语）完全一致。
　　如果“形而上”是余文所“特有”的煽情技巧之一，那么另外一种技巧更是屡

见不鲜：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

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

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唤：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千年庭院”

　　“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猎物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嫣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　　
　　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园的笑，海南的笑问号便成句号。”
　
－－“天涯故事”

　　这些例子除了能够继续证明余文的煽情主义的话语姿态以外，还表达了一种过
于软化的话语立场：似乎一旦煽情，就非得令整个言说变得甜蜜起来。这“嫣然一
笑”，损害了一个被书写者早已设定了的“苦楚”的情感基调。行旅奔波的肉身苦
痛，遭到精神欢娱和文化亲情的腐蚀。在我看来，这是比煽情本身更为致命的弱点，
它削弱了余文进行“人文主义沉思”的力度，并且大步退行到了汪诗的级位。软体
哲学在文学中又一次获得了意外的胜利。
　　《天涯故事》是处理历史中个人苦难的一个范例。被放逐的悲痛最终被转换成
了一幕喜剧：荒蛮的流放地竟被描述成“温柔宁静”的“家园”，苦难被销融在
“女性”的“嫣然一笑”之中。这正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所谓“亚细亚痛苦的
消解模式”的又一证据。作者赞赏地看到，被贬谪海南的苏东坡一方面“衣食住行
都遇到严重困难”，“忧伤常常爬上心头”，而另一方面却迅速把精神苦难转换成
了“压抑不住的喜悦”。它令苏氏的“苦旅”最终变成了一次经典性的“蜜行”
（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阐释）。
　　在我看来，除了受控于传统的痛苦处理模式外，余的另一个矛盾矛盾在于，他
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感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
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
怪。重要的是，民族话语弥合了两者的历史性破裂，并且赋予余文以某个甜蜜的笑
貌。面对严酷的市场化景象，甜蜜话语就是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安慰。 
　　
４　民族话语和道德话语

　　民族主义(有人更喜欢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一个从世界各地涌现的世纪
末话语同盟，现已成为美国主义以外最重要的精神事件。越过所谓“后资本主义”
或“后冷战”时代的资讯风景，耶路撒冷出生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EDWARD 
W.SAID），以巴勒斯坦精神战士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先知的面貌奋然崛起，他的代表
之作《东方主义》，已经成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内的整个新民族主义运动的最
高指南（毫无疑问，张承志就是其中国区域的精神代理）。
　　此外，在拉丁和日尔曼语系范围，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的批评
家也展开了针对美国主义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的功击；这种来自欧美内部的精神反省
策动了亚细亚、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的全面复兴。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晚期全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变化：权力的
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分解人类的版图；而另一方面，全球资本和经济的一体
化，则企图重组被分裂了的世界。这就是我所指称的“福格森景象”，它呈现为两
个层面的互相逆反的强大脉动。全人类都为之受到震撼。
　　但福格森景象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世界引上繁荣的道路，恰恰相反，权
力及文化的多极化，导致民族主义的走火入魔，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亚洲军事极权主
义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市场的全球化导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后者又反促了
市场民族主义的崛起。结果，人类的运动都趋于同一个方向：民族主义对世界实施
了有力占领。
　　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是对这一环球思潮的简单响应。经济复兴和中产阶级
的形成、民间资本的迅速增长，制造了一个所谓“大中华”和“二十一世纪巨人”
的壮丽图景。西方的左翼政客和学者也加入了这一合唱，后者正是中国九十年代民
族主义思潮的一个热烈基调。在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同时，中国知识份子也已经
“妖魔化”了西方。这场互相抹黑的运动为后冷战时代提供了新的新闻素材。
　　我并不想在此否认民族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激励意义。我只想探究由此产生
的民族话语在九十年代中国所产生的反响。我们已经发现，任何样式的民族话语，
总是建立在民族情感的基础之上，以道德话语和国家话语的面目涌现，并在宗教的
界面上完成其终极追问的作业。而除了张承志和北村，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并未企及
这一目标。他们仅仅驻扎在“民族－国家－人民”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去题写
“道德－情感－历史”的“中间价值”文本。余文（有时候还应当包括贾平凹和张
炜等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散文或随笔的情感（情操）性言说中，历史话
语和道德话语受到了编码，从而形成一个亚古典的民族主义文本。
　　是的，如果我没有弄错，民族历史和民族地理，是余文所有母题之上的首席母
题。在“苦楚”行旅的地理路线中，时间语法悄然展开，令读者倾听到了历史之爱
的细弱回声。这回声缭绕着以往的保守而忠诚的气息。
　　这种民族主义气息在余文的那些海外之旅中获得了最直接的言说。在“漂泊者”

和“华语情结”里，旅行者的异乡际遇成为民族自恋的一次证明过程。作者在新加

坡观看华人组织的一场台湾相声剧演出，然后再去吃宵夜，这些细小的生活细节引

发的竟是最赤裸的民族豪情：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
－－《华语情结》

　　利用对海外华人的言说的转述，去点燃“民族自恋”的激情，这种毛时代的政
治宣传技巧，现在又一次推进了民族之爱的燃烧，使之成为余文的一个基本话语标
记，象固执的烙印那样，悄然遍及所有的言说过程。
　　让再次我们回到《王道士》－－这个被放在“苦旅”之首的重要文本，它是用

来打开全书密码的“话语钥匙”。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话语立场的某种古怪。敦煌

的全部“宝藏”受到了“外国人”的“掠夺”，令作者深感大耻大辱。但正如作者
所承认的那样，那些“外国人”“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而王道士却只是一
个“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的文化破坏者。根据这一简单的逻辑，斯坦因等人
应当是拯救敦煌艺术的英雄。但他们却仍然是一些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外国”
罪人，这取决于一个“极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
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尽管作者不得不承认，“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蹋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

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但面对这种“两难”，作者最终仍倒向了狭隘

民族主义的道德情感之中：“我好恨”一语，犹如一个浅薄的道白，言说着民族忧

患的无限哀痛。
　　必须注意“外国人”这个词在余文中的重要价值：它是一个语义的简单界限，

分野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中国与外国、中国人和外国人，如此等等。这一
划分传统起始于明末清初汉族文人及前朝遗臣，而后便成为满清政府抵抗西方文明
的基本术语，并且被此后的历届民族主义政府所沿用。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回顾这一
历史，我只想表明，在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继续以如此幼稚的二元划分去维
系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言说，只能令作者再度陷入历史话语的逻辑矛盾之中。
　　众所周知，印度是敦煌文化的主要策源地。敦煌艺术与其说是汉华文明（中原

文明）的一个变异结果，不如说是印度佛教文明的一个北亚支流。就其艺术造型风
格和宗教话语起源而言，它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进口货”。更何况唐代前后
的敦煌，曾隶属过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其民族和地理属性在当时就已相当“可疑”。
余文在言说敦煌艺术的归属时，有意规避这些基本历史常识，其结果只对阅读者及
其自身产生严重的话语误导。
　 另一方面，任何稍有常识或头脑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

的冒死拯救（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而

“敦煌艺术”只能是一个停留在历史深处的空洞名词。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规则”：第一个规则是：只要
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第二个规则却是：只要它属于

（存在于）中国，无论它是完物还是一堆灰烬。耐人寻味的是，余文最终屈从了后
者。这是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选择。它再次显示了狭隘民族主
义语法的有力性：面对民族的“羞辱”，一切“学术”（理性）规则都将丧失功能。

毫无疑问，中国的艺术品无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它的创造者永远是中国
人，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和听说过任何西方的博物馆，在展出中国文物时胆敢声
称这是他们本民族的杰作。无论它在“资产所有权”方面经历了多少次转换，它的
“名誉著作权”均属于中国。显然，“资产所有权”是一个法律问题，但与“文化”
无关；“文化”所关注的仅仅是“署名”问题。但奇怪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许
多教科书却始终混淆这两个概念，并藉此进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
　　余文里所沿用的上述民族主义理念，究竟是作者的真实立场，还是只是一种用
以取悦读者的话语策略？这个问题是我关注的要点之一。如果是前者，那么它是意
识形态问题，如果后者，那么它是言说问题。而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一个双效的
话语按摩器：一方面慰抚大众的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份子的“人格”和“良
知”的自我面庞。这种双重的话语功能是余文获得市场推广成效的原因。

５　“人格结构”与“忧患意识”

　　由于余文里到处份布着的“人格”语词，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构筑着民族主

义圣殿的话语基石作进行必要的审视。我已经说过，余文的煽情功能正是在道德话

语的层面上得以实现的。余文中通常出现的是两类语词：描述性语词和界定性语词。

前者如“邪恶”、“高贵”（注意不是“高尚”）、“叹息”和“流泪”，后者如

“人格”、“学问”、“民族”、“小人”和“文化良知”等等。这个语词谱系颇

能显示余文的道德基调。
　　《山居笔记》中的《历史的暗角》一文，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篇谈论“小

人”的文章，是随笔和学术论文的混合物，或者说，是一篇在形式上完全失控和失

败的散文，但在用道德话语【ZAN人咎】替历史话语方面，却显示了某种耐人寻味的
特点。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藉此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界定，
这种道德语法的干涉是对历史纯粹性的最大瓦解，但它却营造出散文生长的美学气
氛：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才是道德力量的坚实容器。
　　由于道德话语的大肆介入，历史的真实面目变得可疑起来。从道德学的角度看，

政治与“卑鄙”、“肮脏”与“厚黑”是天生的联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伟人”
能够回避“阴谋运作”。只要查一下清史就会发现，就连作者竭力赞扬的康熙，其
执政手段同样布满“小人”和“暴君”的印迹，他所开创的“文字狱”，成为满清
国家最臭名昭著的劣行。幻想政治的“君子之治”，不过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
厢情愿。在政治史的读解中引入“小人”概念，企图藉此阐释历史，或者借古讽今，
抨击周遭人事，只能引发双重标准下的价值混乱。这最终导致了余文在历史学范畴
内的挫败。
而越过“小人”的不道德的面容，那些有关“人格结构”和“文化良知”的
道德语辞，在更为深切的层面操纵着言说的进行。
“人格结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理学”概念，它与心理学中的所谓“个性”
毫无干系，而是直指历史人物的所谓道德主体，并试图藉此对历史景象进行全面阐
释。而“文化良知”则是“人格结构”中最动人的一极，它显然指陈着传统知识份
子进行自我内省和外在批判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余文中，“文化”只是作者的某
种变通的用语，它不过是“政治”一词的某个意义更为暧昧的代词。“文化良知”，
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政治良知”，成为作者对苏轼（《苏东坡突围》）、朱熹
（《千年庭院》）、黄宗羲（《乡关何处》）、阮籍和稽康（《遥远的绝响》）进
行历史鉴定的基本尺度，并由此派生出了“高贵”、“可爱”之类的道德评语。
　　而在所谓的政治或文化人格之外是某种“商业人格”（《报愧山西》）。如果
说传统道德信念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还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么它在商业领域便显得更
加软弱无力。作者盛赞晚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信义”和“道义”并把这一由山西商
人“海内最富”的景象的消失，归咎于从太平天国到民国初年的系列战乱。在作者
看来，山西商人的“商业信用”就是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的传统“道义”。但是，
“道义”永远不是支持商业运作的主要动力，甚至连次要动力都不是。“信用”只
是整个“道义”体系中最边缘和最细小的部份，它进入商业领域之后， 便转换成游
戏规则的一部份。它与“道义”毫无干系，它只是一项“规则”而已。
　 这个例子也许能够表明道德话语在余文中被滥用的情形。 这种滥用有时会产
生言说的逻辑紊乱。《西湖梦》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者一方面企图赞美宋代名
妓苏小小的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一方面又要急忙表白“妓女生涯”的“不
值得赞颂”。这正是传统文人所固有的矛盾立场。但在另一方面，此类道德尺度的
出现，却为历史进入文学开辟了昏暗的道路。正是这种对“小人”的怒气和对“高
贵”的迷恋，点燃了人的道德情感，并把历史的理性回顾转换成了抒情式言说。如
果没有这种道德中介，历史的言说或许会变得异常困难。
　　道德话语在余文中的重要地位，取决于作者的“忧患意识”，也就是取决于作
者的传统知识份子的基本话语立场。对此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异议。我只想表明，由
于这种“忧患意识”的导引，历史阐释出现了被损害的迹象。
　　根据人们对这种话语立场的基本了解，它就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和知识官僚的
国家哲学，也就是熔铸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三项基本语法的“人格结
构”。这个结构不仅奠定了一个面容忧戚的旧式文人形像，而且为余文的所有言说
描绘了坚硬的价值边限。作者在这个限度内写作，令大部份历史阐释丧失了“重写”
的契机。在我看来，余文中的“历史”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它的改变只发生在
言说方式的层面上：历史尸骸被浸泡在了柔软的情感甜汁之中。
　　余文对苏轼和稽康事迹的详尽回顾最能说明这点。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这两
个人是如何因“小人”的攻击而落难或被杀的。这些在历史上被谈论了无数次的陈
旧观点经过文学包装之后，现在又一次落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历史因忧患文人
的道德阐释而遭到程式化和图解化的一个新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苏轼总是扮演了一个受到国家冤屈却保持了对国家
的忠忱、同时又擅长把政治痛苦（“忧患意识”）转换为文化欢娱的多重角色。但
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官僚和文化流氓的完美的混合体。他的魅力在于在每一个
角色上都得体与适度：作为高层文官，他忠于国家（皇帝）却不失潇洒，而作为流
氓文人，他放达江湖却不失体统。他罕见地兼俱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各个主
要侧面。这是一个由盛唐开始走向败落的种族提供出的一个生命策略样本，它照亮
了文人（文官）处理个人仕途危机的前景。
　　是的，长期以来，有关苏轼的传说大大鼓舞了历代文人，尽管苏本人在文学成
就上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陆游和辛弃疾，却成为人们保持与国家及其国家文化关系的
卓越的“文化”榜样。余文并未试图改变这点。恰恰相反，它以固有的激情投入到
了对苏轼的道德风范的集体赞美行列。正是这一立场引发了我的关切。
　　我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
基调的“民族主义”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
“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妙立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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