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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 - 朱大可(b)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Dec 15 23:29:39 1999)

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

送交者: 朱大可于 December 15, 1999 00:5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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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下）

６　与国家的和解－－一个王朝的背影

　　作为《山居笔记》中的话语核心，《一个王朝的背影》被投放在全书之首。这
是作者在有意暗示它的引领作用。这篇“散文”试图向读者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即
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
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于这个缘故，作者惊喜地发现，就连中国当时
“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份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
清廷“不共戴天”的李【YONG(禺页)】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
装抗清闻名的黄氏，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耐人寻味的不是黄宗羲的这种立场的转换，而是作者在陈述了这个故事之
后的的评判。作者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
开始认同。”作者反诘道：“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
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必须注意这个从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话语飞跃。在“文化”的互相“认
同”之后，国家主义便径直取代了民族主义，成为全部言说的重心所在。不仅如此，
这篇文章还要为传统知识份子与国家的历史性“和解”进行悉心辩护。在这种“和
解”进程的反面，是王国维的“凄怨灵魂”。在清帝国绝灭之后，这个前清的文化
义士在前皇室领地颐和园投水自尽，向旧帝国的家园作了最后的“回归”。
晚清文人的问题在于：他一方面以自己的生命与满清国家作了“融合”，
一方面却与新的国家（中华民国）产生了极度的文化失调。这种失调是如此深刻，
以致惟有以个体（而非国家）的自我湮灭予以解决。　　
王国维的“文化”毁灭，是个体文人与国家关系破裂的一个著名例证。在
余文中，他的死亡就是警示，象征着旧文人与新兴国家的“对抗”和“疏离”所导
致的悲剧性结局。王死时据说身无分文，他是靠着从同事处借来的五元购买了“门
券”，才得以走入自杀地点。
　　王国维的这一故事与诗人海子之死有某种相似之处：在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杀
后，人们从他的胃袋里发现的只有两瓣腐烂的桔子。根据医学推断，他至少有两天
以上颗米未进。而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这两个人都显示了与国家文化的严重失调。

　　但是，在海子与王国维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王的皈依
和海子的离弃：王的对于国家及其中间价值的破碎信念、以及海子对于终极价值的
赴死追问。这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精神事件。在死亡的现场，我们可以目击到王
国维所选择的那个最后的家园：柔软温存的湖水。水体话语在这里再次现身，代表
湮灭的国家母体，向绝望者作窒息性一抱。王在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实现了他的道
德回归。他是旧体制的最后一个弃儿。
　　正如人们早已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余文埋怨了这个人的不识时务：未能及时
同新国家及其文化建立新的“和解”。但在1927年，王没有任何理由向一个四分五
裂、充满战乱的国家以及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化屈服。它们完全不符合王的内在理
想。王痛不欲生地看见了这绝望的景象。他只是要终止这一景象而已。在国家主义
的话语范围内，王的抗议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相反，如果王的选择有什么问题，
那么它同时也是作者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国家只是个人生活的某个母题而非全部，文人也并非一定
要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才能得到灵魂的慰藉，但传统文人与国家的双边关系，却是
中国历史的一个永恒焦点。招安与反叛、皈依与逃亡、忠忱与背弃、和解与对抗、
亲密与疏隔，所有这些对立的正题和反题汇聚成了所谓的“国家话语”的核心，显
然，国家就是这话语的基本主语，而文人（文官）则是一个宾语，它们吁请着文人
的热切关怀（陈述）。
　　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反题”（他本人对“民国”的肉体性离弃）受到了
余文的“正题”（清初文人与康熙的精神性和解）的反诘。这是国家话语内部的一
次自相缠绕，或者说，是主语和宾语之间的一次奇怪的互噬。如果王和新的政治及
文化体制重建了蜜月，那么是否意味着王的“进步”呢？答案完全相反。在1949年，
如果王还活着，他必须再次作出类似的选择。而只要国家及其“文化”在不断更替，
王的这种选择将永无尽头。同时，在国家话语的变迁进程中，王必须永不停息地
“自我改造”，其中任何一次失误，都将令其成为一个“被历史遗弃的罪人”。
　　这就是一个文人的孤寂“背影”所流露的全部悲剧性语义。令人惊讶的是，在
探讨文人与国家的关系时，王国维不幸再次成为一个反面例子，被用以验证不能
“顺应潮流”的悲情下场。国家话语的这种专断性，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同为“清华四巨头”的陈寅恪的
动向。作为受到新政府“倍加关照”的一代名士，他在政治革命的洪流中选择了
“顺应”而不是自杀或逃亡，但他为王所写的幕志铭却暴露了内在的心迹：“先生
（指王国维）……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可以垂之久远，与天地而共存，与三
光而永光。”在陈的其后生涯中，王就是陈的最高楷模。为了保持文人的气节（所
谓“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陈竟以数十年时间和两百万字的篇幅，写作关于明
末江淮名妓“柳如是”的传记，赞美一个忠于前朝（汉明王朝）及蔑视现政府（满
清朝廷）的“依门小妇”。
　　陈晚年双眼失明。在肉体的无限黑暗之中，柳如是的幻象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
光亮。他依靠口述完成了这“鸿篇巨制”。这是进行话语抗战的一个罕见个案。按
照余文的逻辑，它就是“不合作”的另一个反面例证。显然，陈的所犯下的错误与
王完全一致。他们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抵抗的不同级位：王选择了肉身而陈选择了话
语。
让我们再次回到黄宗羲的个案上来。即使这个人实现了与清廷的有限和解，
他仍然没有真正介入新的文化创造。他派遣儿子修撰明史，显然有更为深远的谋虑。
对于黄来说，在历经了无数次的无效反抗之后，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缅怀故国的方
式？
　　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发现，汉族文人参与编修明史，明为尊旨(合作)，实为掌
控历史话语（阐释）权，并利用这个时机让汉人王朝在历史文本中获得永生。另一
方面，康熙提供的丰厚的国家资源(高额奉禄、研究经费和由皇室收藏或征集的大量
图书资料)，也委实令一些穷困潦倒的文人砰然心动。
　　擅长权术的康熙显然懂得这点。他洞察了汉族文人的这种双重心理，以“情”
与“利”两种手段引诱他们修史，利用这种“话语合作”来获得历史经验，并塑造
一个宽容大度的明君形像，为满清王朝的未来社稷开辟道路。在这场演剧中，根本
没有什么“诚恳”的“君民之爱”或“满汉友谊”，有的只是掩饰种族仇恨的虚情
假意。
康熙与汉族文人的互相利用，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与文人关系的一个范例，
它表明了政治话语在其题写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矫饰程度。而令人奇怪的是，自民国
以来，许多学者都异口同声地颂扬这一由康熙皇帝精心策划的文化奇迹，并且流露
出重沐这一浩大皇恩的渴望。这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个极度脆弱的理想。无论怎样
进行反思，文人似乎都难以摆脱国家话语的强大的支配力量。

７　家园景象和母亲话语
　　　　
　　在中间价值体系的范围内，家园话语是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的最亲密的兄弟，
家园从事物的另一个侧面暗示了人的皈依渴望和恋母情结。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民间
文学在历史中的漫长行迹，几乎所有的古典作品都指涉了家园母题。一个最明显的
例子是《水浒传》：一群流氓被人从某个地洞(黑暗家园的一种代码)里释放出来，
经过一场人间恶斗，最终又返回到了皇帝或国家（新家园的某个代码）的亲密怀抱。
这种“家园－出走－返回家园”的“福达模式”(福洛伊德用语)，正是民间文学的
话语根基。
　　在余文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这一模式所拥有的力量。《乡关何处》是一篇
纯粹的怀乡之作，它充满了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无限依恋。其中的一些片段颇有
值得回味之处。在余的所有随笔中，这些来自乡村的回忆和故事是最具魅力的，它
们的价值远在其历史随笔之上。那些洋溢着家园之爱的抒情式记忆，一洗往昔的文
人矫饰，显露了真切的本性。尽管那些急切地搜寻名人同乡的举动有些稚拙，但它
对于白米饭和黑色梅乾菜的描述，以及对于湖底大量细碎瓷片的叙述，均产生了动
人的言说效果。
然而在另一方面，《乡关何处》仍然无法回避传统散文所固有的那些问题：
沉浸于个人经验的乡愁离恨之中。只有《流放者的土地》和《天涯故事》企图向历
史作奋然一跃，但其最终还是落入了“福达模式”的陈旧的言说框架。书名的变化
便已充满了象征意味：“苦楚的“行旅”（《文化苦旅》）最终无可避免地转换成
了温甜的“山居”（《文化苦旅》续集《山居笔记》）。这是由流走状态返归到家
园的一个微妙暗示。
　　《天涯故事》，一篇关于中国古代主要政治流放地海南岛的随笔，显然是用来
陈述家园话语的代表性文本：一个“荒蛮偏僻”的南方孤岛、流放者受罚的悲剧性
地点，经过著名文官李光（宋高宗时的副宰相）、胡铨（枢密院编修官）和苏轼的
先后“过访”，一洗其瘴气袭人的恶名，成为“柔丽平和”之家。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对于海南岛的评价，这不是本文的使命。我只想指出一个耐
人寻味的话语事实，即“流放地”的语义的戏剧性转换。这一向“家园”或“母亲”
的转换，引发了一系列的语义转换：放逐变作了回家，“天涯便成家乡”，流役犯
成了归家的孩子，刑役转为旅游，痛苦化作了“喜悦”，中原的严酷政治气候成了
南国的“天真未凿的自然生态”。
　　我已经说过，这是利用话语进行多重消解的一个新的个案。在亚细亚的历史进
程中，这种消解是屡见不鲜的。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富魅力与争议的部份。仅
以众所周知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为例，悲剧已经被推进到了死亡的地步，但这一
高潮仍然要屈从于“化蝶”的喜剧性终结。《天涯故事》并没有例外，它首先作出
了对历史正义的消解，同时消解了放逐和流亡的形而上意义；它还消解生命个体的
深切痛苦，并实施了对悲剧话语的消解。作为亚细亚历史上最常见的话语手术，它
最终在“嫣然一笑”中切除了人和苦难的基本联系。
　　流亡者踉跄的脚步终止在亚细亚式的轻盈幸福面前。在作者看来，苏轼之流之
所以遭到流放，完全是由于其“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而令人庆幸的是，
家园(母亲)拥抱了浪子，软化并溶解了一切痛苦、愤怒以及激越的反抗。家园也彻
底改造了流氓（流亡者）或正义战士，把他们变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耐人寻味的是，在整个软化与消解过程中，导致痛苦的外在根源并未消除，或
者说，流氓继续面对着一个不公正、黑暗和充满腐败的国家体制，而唯一被清除的
只是流亡者自身的沉痛意志。流氓说：不必对万里流放生涯过于在意吧，这小溪边
上自有呼风唤雨的土著民风（苏轼：“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
是家园语象带给一个失意文官的最好礼物。他的反抗性溶解在南方岛屿的迷梦之中。

我要在这里余文中所津津乐道地援引的那则海南民间故事：一只被猎手追
到悬崖上的母鹿，在濒临绝境之际，竟然化为美女，与年轻的猎手成婚。在我看来，
这正是历史上中国文人经历的一个戏剧性隐喻：被他们的政治猎手逼到绝境，而后
迅速从一个流氓（逃鹿）转变成一个令人喜爱的角色（美女），并最终完成了向国
家的献身。作者声称，鹿在悬崖上回首时“镇住”猎手的眼神，甚至比海明威《乞
力马扎罗的雪》中的那头冻僵的高山猎豹更加“庄严”。
　　这是一种完全不着边际的比较和评估。在西方视界中，海明威的猎豹是一个纯
粹的死亡象征。在极度寒冷而高峻的地带，没有任何生物存在，但猎豹仍在孤独地
攀登和行走着，寻找着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事物，直至汲汲无名地死去。它没有规避
死亡，没有化为美女，没有成婚，更没有升华为传奇和神话。这头海明威式的豹子
也许冻结在一个庄严的表情上，但它与文化的庄严性没有什么干系，它只是没有对
苦难与死亡进行任何消解而已。
　　在我看来，这正是海明威本人的一个冰冷的隐喻。在海氏的生命尽头，他遭到
了他自己的严厉追击。他在家里用一支猎枪击碎了他的头颅。他是他自己的最后的
猎物和杀手。必须注意这里的某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海明威并没有向自己回首以及
顾影自怜地一笑。他义无返顾地赴向了死亡。他的家园就是他的墓地。
有关他死亡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是，当海明威在楼下客厅擦拭他的猎枪并
向自己瞄准时，他的妻子－－一个“女人”正在楼上。这个女人没有成为神话中的
“母亲”或慈爱的象征，也没有成为最后的营救者。她只是一个事后的目击者，在
一声尖锐的惊叫中结束了对死亡的追认。这显然是海明威最动人的一篇“小说”，
其中完全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些事物。
　　我并不想在这里分析海明威的死因，也无意在此贬低中国民间话语的价值。关
键不是民间话语的外在面貌，而是阐释者为它制造了一个怎样的语境和构筑了什么
语义。在《天涯故事》里，我只能看到它所呈现的闹剧式的转变：猎物从逃亡者向
皈依者一跃，并以婚姻的方式继续扮演猎物的角色。唯一改变的是死亡。预订的死
刑被临时取消了，猎物变成了女人。而女人是不能杀死的，因为在海南（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余文的世界里），女人成了最伟大的主宰。
　　母亲话语在余文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从黄道婆、洗夫人、宋氏三姐妹到
满含“水气”与“温馨”的黎族丽人，这些“女性”构成了这个非凡家园的核心。
家园话语最终与母体话语建立了同盟。它们是一对同义语象，响应着人对于终止流
氓生涯的热切呼吁。加上出现在《老屋窗口》和《西湖梦》里的那些女人，柔软的
意象海绵般充填着“文化大散文”的思想缝隙。
　　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来的的还有水体话语。在《夜雨诗意》中，雨是流氓的大敌，
“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作者惊喜地发现，雨塑造了英雄和流氓生涯
的反面：

　　“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
自悔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
入壳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此句似有语病，楫浆非锚，何以
下之？－－朱案）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这就是余文所孜孜不倦探求的东方式的“诗意”。雨水消解了所有的怒意、杀
气、豪情、狂欢、进取心、出走计划和正义诉求。雨把人拉回到了无为和闭抑的状
态。但作者却刻意回避了雨水的另外一种形态：暴戾、凶猛、杀人无算。正是雨水
所制造的洪水，构成了人类话语记忆中最惨痛的经验。　　
毫无疑问，家园－母亲－水体的联合话语在这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是颇不
寻常的，作为大市场原则所制造的产品，它显示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
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
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这是从过于坚硬的毛式话语（毛语）大步后退的
结果。但由于这种后退，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阴柔话语再次主宰了市场，并把当代散
文进一步推向积弱状态。
不妨让我们看一下鲁迅的《野草》和《天涯故事》之间的悬殊差异。同样
是关于行旅的言说，同样指涉了逃亡、绝地、死亡以及存在的意义，但前者所拥有
的苦痛和绝望是罕见的，它的凄丽追问逼近了人的生存的最后底线。而在另一个端
点，余文却呈现出一个轻快、轻忽、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这是“生命中不
能承受之重”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一次极不协调的对峙。散文和散文之间
的距离与价值竟是如此遥远。

８　当代散文的命运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
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在唐
宋年间，它是诗词花瓣以外的枝叶，而在明清和近代，它是宫廷诗歌和民间小说的
附庸。只有在民国的动乱时代，散文获得了翻身的锲机。政权更替、军阀混战、农
民暴动和白话文的诞生，推动了政治话语的繁荣。
　　散文首先呈现出政治檄文的激越面貌，而后才在文人的亭子间（四合院）里发
育为温柔敦厚或温软香侬的小品。胡适之、林语堂和周作人（最后才是张爱玲）渐
次开拓了散文进军书案和卧室的道路，晚间灯下的亲切“娓语”（林语堂语）成为
散文主流。只有少数作家坚持了尖锐的写作姿态。鲁迅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
《野草》不仅是其毕生最杰出的作品，而且也是现代散文最具魅力的文本。由于这
个人的存在，“娓语”和“锐语”发生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对峙。
　　鲁迅的早期“锐语”（以《野草》为范本），一方面保持了犀利、批判和愤怒
的言说风格，一方面深蕴着生命幻象、爱语、对瑰丽事物的迷恋、以及在一个宗教
缺席的语境中探求终极真理的渴望。越过黑暗的坟场，“过客”的绝地追问，超出
了他自己的旁徨目光，成为回荡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最凄利的叫喊。
　　然而，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一个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
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
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仇恨话语”的极端
代表，混合著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
象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
“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
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
　　而在鲁迅坚毅冷峻的面颜的背面，“娓语”的亲切温和的面貌并未消失。经过
了数十年、尤其是“文化革命”的“洗礼”，毛的话语革命（文化革命的一部份）
遭到彻底挫败。在数十年尘封之后，毛语和鲁语终于被一种在姿态和质感上都更为
柔软的话语所替代。八十年代后期，林语堂和周作人开始从书本中逐渐复活。这也
就是“娓语”大规模复活的一个信号。作为鲁迅的兄弟，周作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
同的话语经验。
稍后，一种由《新民晚报》等媒体推出的晚报语体悄然涌现，其中包括了
所谓的“小女人散文”、“夜壶箱小品”、“厨房文学”以及各种“午夜耳语”和
“豆腐乾絮语”。这些南方式的话语“宵夜”，与北方（北京）式的胡同俚语（以
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样式）风格截然不同，却共同标志着文人与市民的和解运
动揭开了序幕。在这场运动中，出版商获得了空前的利润。而散文本身的收获更是
空前绝后：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首次同小说一起成为话语时尚和主流。
　　然而，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尽管获
得城市市民的热烈鼓掌，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
文化而言，它也许只能是某种日用文化缀品，或者说，它充其量只是家庭里的一个
细小的摆件，汇入了由日历、草纸、钟表、硬币、钥匙环、打火机以及茶具聚集成
的日常风景。　　
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
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正是基于在这一文化策略，上海的“东方出版中
心”（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文化大散文系列”，
这是出版商以敏锐目光介入宏观话语建构的一个范例。而令人失望的是，作为这套
丛书的首选之作，《文化苦旅》的商业价值却远在其“文化”价值之上。尽管余文
具备了某些“大”的要素－－悠远的历史、博大的地理、以及苦楚行走的文人豪情，
但这些外在的话语时空，并未解决散文的内在的话语力度问题，恰恰相反，它使这
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只要变换批评的视角就不难发现，余文所具有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在
我看来，历史散文正是作者最为脆弱的部份，作者的才识和言说技巧难以支撑这一
宏大的话语框架，但在另一方面，余文中的某些乡情散文或游踪散文，如《信客》、
《酒公墓》和《庙宇》之类，却仍然流露着某种魅力：迷人的乡村故事行走在在质
朴言说的松软小路上，散发着没有矫饰的清淡气味。这是余文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它把余文还原到了“小散文”的级位。而后者才是余文所应是和应在的位置。事实
上，公众在读码方面比评论家们更为正确：他们从未误解过余文的话语本性。
　　在我看来，余秋雨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
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我们已经看到，余文所依据的所有政治、
道德文化和历史“线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都是相当可疑的，他们构成了迷津
中最阴险的圈套，令急欲摆脱困境的苦旅者更深地迷失。而这才是最令人痛楚的话
语事件。在一个精英已经崩溃的时代，任何企图扮演精英并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
动，都已面临难以破解的困境。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所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
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痛切地看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
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
开放并成为我们生活的有效部份，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徵：
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释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
样的文本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
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
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四轻”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
代散文的主流。对此我不应有任何异议。在一个无需“原创性”的时代，散文作家
应当放弃进行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他们的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只
需进行各种小型话语复制（“克隆”）：从历史和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
碎片，然后把它们拼贴到“散文”文本里，藉此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份和解的状态。
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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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not agree with you youarewrong (0 bytes) 06:43:57 12/15/99 (0)
       这是下篇吧，我一口气看完，令人耳目一新！急性子 (0 bytes) 01:08:12 12/15/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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