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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kathy (丫丫) on board 'Reading'
题  目: 干枯风流情(7)
来  源: 哈尔滨紫丁香站
日  期: Fri Sep 19 14:44:06 1997
出  处: kathy.bbs@rose.dlut.edu.cn

发信人: chimin.bbs@bbs.sjtu.edu.cn (敏), 信区: LONG
标  题: 干枯风流情(7)
发信站: 饮水思源站 (Thu Jun  5 01:07:41 1997)
转信站: DUT!sjtunews!sjtubbs
出  处: bbs.sjtu.edu.cn


　　　　　　　　　　　　　第六章　火山口

　　武遥知道，杨玲在学校里也许会面临一些小小的麻烦，他对妻子没有以这些事
情来麻烦自己，心中由衷地感激。自从一脚踏入苏南工学院的大门，他就觉得自己
陷入了一团乱麻堆里。作为市里分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市文革办公室主任，他根本
就抽不出那份时间和精力，来关心派到各个中学里去的那些工作队的情况。他不得
不把这些面上的事情，交给兼任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恭鹏志来代理。对妻子学校里
的情况，他也向妻子询问过几次。但是那不过是一种象征，是对自己妻子表示关怀
的一种必要形式，同时也能顺手牵羊地了解到一点中学里的运动情况，使自己在听
取恭鹏志的工作汇报时，不会显得一无所知。

　　工学院一开初就出现两派观点尖锐对立的文革形势，使他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
的困境。根据王小燕到他家做客时所反映的情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待工学院
两年前举办的半工半读试验班上。

　　１９６０年，武汉大学创办起了半工半读试验班。这一尝试，起源于毛主席１
９５８年９月１２日去武大视察时，对学生要求实行半工半读的支持和鼓励。在一
次全国性的高校教改经验交流会议上，武汉大学有关人士介绍了举办这一试验班的
六大优点：①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培养了学生的哲学
头脑。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下厂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热爱工人热爱劳
动；达到了一级到二级技工操作水平。③理论联系实际，增学理论物理，电工学，
无线电学等。④活学活用，反对死读书，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⑤教师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建立了新型革命师生关系。⑥政治方向明确，
组织形式短小精悍，教学方法机动灵活，有强大生命力。

　　工学院的前任党委领导积极引进了这一新生事物，在机械系也创办了一个类似
性质的试验班。但是１９６５年新调来的校党委书记华得钧，按照王小燕的说法，
却对试验班抱着敌视的态度，千方百计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是借“试验班学生能不能学到东西，学校不放心”为名，要试验班同学和在校同
年级学生会考“复变函数论”。试验班师生一是反对，因为试验班不主张、不继承
那套资产阶级的考试方法。二是不怕，自认为学用结合，学得深，学得活，能够在
考试中取深。校方装出“公正”的样子，事先“约法三章”：一，请第三者（既不
是试验班教师又不是非试验班教师）出考题和监考。二，密封考卷。三，考题内容
照顾到双方。但是在校方审题时，却偷偷去掉了三题应用性强的考题，换上了理论
性强、认为对普通班学生有利的考题。考试结果，试验班的成绩大大优于普通班。
第二次会考“数学物理方程”，校方背信弃义地完全按照同年级普通班的讲课内容
出题，结果试验班又优胜于普通班。院领导慌了手脚，欲以偷改考生试卷分数的卑
鄙手段，来达到扼杀试验班的目的，但是被试验班教师所发现而未能得逞。第三次
进行理论物理考试，试验班大多数学生成绩优良，无一不及格。这三次考试，考出
了试验班的影响，考出了试验班的威风，考出了试验班的优越性。主考老师的评价
是：①学生虽然以自学为主，但是概念清楚，思路明晰；②一般的基本内容都掌握
了；③学生们能用自己的语言，把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表述。学得不错，学懂学通
了。许多过去不明真相的师生觉得试验班办得比某些人的评价好得多，一些原来在
普通班只搞单纯课堂学习的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试验班。在一封封申请书被扣压
的情况下，有人就管自直接去试验班报名。把持学院教学大权的某些所谓“学术权
威”们，对此十分害怕。他们采取封锁、阻挠、颠倒黑白、篡改事实等卑劣手法，
极力诋毁、抹杀和消除试验班的影响。同校学生们纷纷要求介绍试验班的情况时，
以华得钧为首的院当局却横加阻挠，蛮横宣布：“不准谈试验班，否则就是违背组
织原则。”外校的人员前来取经时，他们回说：“试验班就是＇四不＇，即不讲课
，不答疑，不改练习，不考试。”大肆歪曲试验班的实际情况。他们还对马进等几
名坚持试验班教学的骨干教师，扣上不听党委的话、试图摆脱学校党领导和鼓励学
生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道路的大帽子。从马列教研室临时调任试验班班主任老师的
马进，借去南京出席一次哲学理论讨论会之机，向省委领导告了状，才使院党委被
迫取消批判斗争试验班师生的安排打算，一反过去反对学生“不务正业”的常态，
把试验班的师生，统统赶到乡下搞社教运动，迫使试验班的教学活动中途停顿了下
来。而深入工厂农村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试验班一贯主张的口号，对
于院党委所作的这种安排，自然没有理由加以抗拒。

　　五月初试验班师生接到上级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根据对全国文革形
势和走向的判断，就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名，把院党委敌视反对试验班的所
言所行，搬上了大字报。这种公然批评指责院党委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院党
委有组织有步骤的系统性压制和反击。而武遥在六月初所看到的那份危言耸听的“
辟谣”，就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所出现的产物。武遥本来还以为，这一“辟谣”纯
粹出于年轻人的想像和捕风捉影。但是进了工学院校园，他才知道：在校党委保卫
处的保险柜里，确确实实地躺着一份绝密文件，文件的名称叫：“苏南工学院‘试
验班’反党小集团情况分析”。

　　按这个文件的说法，从五月初以来，校园内如火如荼的大字报批判热潮中，出
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一些应该使一切具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们应该加以注意的杂音。
有那么一些大字报，每在大批了一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后，总要居心叵测提出诸
如此类的疑问：“为何半工半读试验班受压制，而封、资、修的东西却能在苏南工
学院大行其道？”“是谁在纵容、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在工学院为所欲为
？”“为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在工学院受到抵制？为何工农子弟在学
院中不成比例并受到歧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苏南工学院的领导
权又掌握在谁的手里？……”据统计，这类含沙射影把矛头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
为数极少，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每当这类大字报一出现在学院大礼堂的墙壁上，
立刻能够喧宾夺主，把许多大字报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的跟前。文件断言：这
个小集团的核心分子，就是那几个热衷于搞所谓“试验班”的骨干人员。因此，文
件把它称之为＇试验班＇反党小集团。

　　一段时期来，只要在学院内大字报集中的区域看到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堆人，无
需挤入人群查证，必定是这类极具蛊惑力和能够煽动起人们强烈好奇性的大字报在
兴妖作怪。高等学府里年轻的或年老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够超凡脱尘，他们和社会上
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代表了党的领导。
建国以来各种各样的运动使人目不暇接，没有哪一个人，在哪一场运动中，能够公
然和党委领导作对之后，逍遥法外地逃脱党的严厉惩罚！而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却如
此胆大妄为，几乎把向院党委挑战作为其洋洋大作一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这种向社
会公义和民族常识公然挑战所包含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好象使人读了惊险侦探小说
的起头之后，读者心痒难熬地急于了解情节的发展，急于知道下回分解。而好多党
性和革命性不是十分坚强的读者，其思想与情绪也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竟然忘乎所以地希翼：小说中弱小而又狂妄地向党挑战的主人公，可以侥幸取胜
。人们往往无视公理和自身的利益所在，盲目愚蠢地偏护倾向弱小者，这本来就是
人类的一种普遍弱点。这种使人扼腕叹息的人类通病，不仅很容易使读者们在耳渲
目染中陷入偏激思想情绪，而且身受毒害而浑然不知。这绝非危言耸听，把怀疑的
、挑剔的、心存敌意和不知好歹的眼光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正在稳步增长，声势
日见其浩大。

　　而从“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个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那篇“马列主
义大字报”之后，这个反党俱乐部所吹奏的调子，已经丧心病狂地把工学院党委书
记华得钧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或明或暗地相提并论，工学院的部分师生既然将信
将疑地加以姑息纵容，认识不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遭受到１９５７年的沉重
打击之后，向党发动的猖狂反扑。在九年之前，阶级敌人是以响应党的号召、帮助
党整风为名；而这一次，他们是以响应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召为名，再
次向党发动进攻。然而这类进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缺
点和毛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兴风作浪，无限夸大。苏南工学院广大革命师生
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性，面临严峻考验。苏南工学院党委的英明正确领导，正遭受
史无前例的挑战！而根据保卫处同志的严密观察和周详调查，那些最初把矛头指向
院党委的大字报，以及至今仍构成这类大字报的主体部分，均出于这一个反党小集
团的成员之手。这个反党小集团或暗中呼风唤雨、串联策划于密室，或推波助澜点
火于基层。他们行踪诡秘，经常不在学校却在马进家中进行秘密聚会，背着学院领
导四下出动，进行非组织性的活动。这些人数量虽少，能量极大。而作为试验班发
起者之一王小燕，是这一集团“三驾马车”核心领导中的头面人物。王小燕依掌自
己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喜欢出头露面的虚荣心，处处冲在头里，公开站在大字报前从
事鼓动宣传，与明辨是非的大字报读者辨认争吵，强词夺理。另一位试验班成员、
机械系的调干生曲湘川，和作为试验班主要组织者之一的马列教研组讲师马进，则
躲在幕后出谋划策，不仅泡制混淆视听的反动文章，而且窥测方向形势，制定跟系
党总支和院党委领导作对的策略和拉拢师生的手段。他们无视校党委的耐性劝导和
多次警告，一意孤行地在学院党团组织系统之外从事“非组织活动”，并且欲盖弥
彰地在市区贴出好多作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辟谣”通告；甚至不惜
采用阻塞交通的方式，向地方党委施加压力影响。充任这个集团军师身分的马进，
其反党行为一直可以追朔到在六十年代早期。他经常以教育讲台为阵地，超越教育
大纲的范围，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社会上的某些现象妄加评论，肆意歪曲攻击。
而抱有政治野心的曲湘川，入学以来对机械系的领导长期心存不满，并利用其中共
党员和团总支书记的身分，拉帮结派，与组织分庭抗礼。王小燕则一贯“唯我独革
”，对专业学习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却好出风头，经常借班级民主讨论会、团生活
和学生会活动的场合，对老师、同学甚至学院领导的政治和生活表现，评头论足，
以极左的姿态和过激的言论哗众取宠。这个集团的正式形成于１９６６年初下乡参
加社教运动时期。对这伙人在社教运动中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伉靡一气向党进攻的阴
谋活动，以及马进个人１９５７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期的表现，这正在进一步
调查核实之中。

　　读了上述机密材料，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武遥感到有些吃惊。这并不
是仅仅因为看到了他所亲自经历的情况，竟然也成了档案材料之一部分。他把那份
“辟谣”带进市委大院，本意是为消弭化解矛盾，七传八转，却好象事与愿违，反
而起了加剧矛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自己先入为主从王小燕那里建立起来的初步
印象，同站在王小燕对立面的领导者的看法，差距是如此之大，几乎有天壤之别！
他应该立足于弥合这一虚假的敌我差距呢，还是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反映
，从而在两种对立观点中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立场？这是他首先需要确立的一个
基本出发点。他懂得这一选择的重要性，因为这不仅有关苏南工学院文革运动的发
展方向，也有关自己能否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站稳脚跟，作出建树，从而最终能够令
人信服地完成省委领导所期待的顺利交接班。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最
初选择，后来会导致他走向一条始所未料的道路。在一场他自以为理解而其实并不
确切理解的大革命风暴中，这条道路后来竟然使他在锡城市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
物，一个使数十万人十分崇敬而另外数十万人极其憎恨的人物。武遥作为一个坚定
的唯物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命运。于是命运就决计给他上课，手段之惨烈残忍，
超出他所能作出的最坏打算。当然这些都是后事，武遥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耐。
当时他所能做的，首先是在校园里四出溜鞑，视察那些反对院党委和支持院党委的
各种大字报；同时还采取“温故知新”的方法，阅读了院党委办公室所在前一时期
秘密摘录的大字报抄件。得到的感觉，好象是双方的观点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一部
分师生把院党委教育路线上的一些偏向，说成是蓄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
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这显然是夸大其词。而反对这类偏激观点的大
字报作者，却又采取了另一种夸大其词的偏激立场——把前一种偏激观点持有者说
成是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小爬虫，资产阶级新右派。武遥对于这类过激反
应并不陌生，然而以文革开展以来的党中央文件和重要社论精神来衡量，这类反应
似乎并不受到鼓励和支持。党中央试图输送的信息，与大多数人所作的接收与回应
，两者间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作为体现代表党中央领导的大多数基层党委，
毫不令人惊奇地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或者勿宁说，他们带领广大基层骨干群众和
依靠对象，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如既往的传统立场，从而使党的高层与基层之间，出
现了并非人人都意识到的脱节现象。这种脱节现象，和这些领导者与部分被领导者
之间的对立情况相互纠结在一起，对一个局部乃至整个全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
意味着什么？武遥仅仅隐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他当时所具备的思想水平和客观
认识条件，却不可能对此作出深思熟虑的回答。甚至，他都没有能够对它加以足够
的重视，把找出正确解答，作为指导自己下一步自觉行动的基本前提。

　　武遥对马进毫无直感印象，与曲湘川却是有过一面之交。那天他走下车，看到
由“辟谣”通告所组成的那个人群聚集圈之外，在一辆载有浆糊桶、纸张等的三轮
脚踏板车旁，另有一个规模较小的聚集圈。圈子的中心，便是这位外貌黑瘦、眼珠
黑亮的曲湘川。只见他在人群中侃侃而谈，所谈问题的范围，却并不完全围绕那份
“辟谣”内容的本身，却更注重于解释产生“辟谣”文章所代表的社会含义。他显
然不仅是个能干的讲演者，而且是个耐性的倾听者；武遥在他上下周围所碰到的各
色人等中，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交谈者，为了倾听对方的意见，那么愿意随时准备打
断自己的话头。武遥不能记忆曲湘川那天讲述的所有话题，然而有一段话却至今还
留在他的脑子里，他甚至还能记得曲湘川讲那段话时的认真表情。那段话的大意是
说：在我们好多单位里，单位领导总希望把他们看作党的化身。只要哪个群众或下
级不合他们的意见想法，就“啪嗒”给你一顶帽子；这是不对头的。按照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的观点，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总是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就如站在这里看那张“辟谣”，因为远了一点，加上太阳反光，我们看
到的象是一张白纸；此时此刻，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看过去的人，得到的一定都
会是白纸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如果不走到近处或不
反光的角度去看，大家都不会觉得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会是错的。我举这个简单的
例子，说明一个人的意见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正确；每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例外，他
们会犯各种错误，主观上的，客观上的，立场性的或方法论的，都可能犯。查一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形屡屡发生，而且都是很高级的领导人，更
何况如今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他们所处的地位，所积累的经验和了解掌握的情况
，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们就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任何事情都要问过为什
么，绝对不能盲从，绝对不能提倡奴隶主义。武遥记得那一群听众听了曲湘川这番
话，眼睛里都流出钦佩之意。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并懂得讲究策略的人。
他并不加入同伴跟警察的争论，而是另外开辟一个战场，在外围做群众工作，争取
舆论同情。而且他不就事论事，而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高谈阔论，运用常识加上可
以使老百姓觉得言谈不凡的哲学党史知识，俘虏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如果那边与警
察闹僵了，他就可能把身边听众对他的钦佩转化成一种群众声援和舆论压力。实际
上，武遥已经听到群众中有支持学生贴大字报的喊叫，这喊叫者也许就是前一刻刚
刚从这个小圈子转入那个大圈子的听众。另一个留下来的记忆，就是在武遥加入交
谈并自我介绍了身分之后，他马上就开列出了交换条件：可以揭下墙上的那张大字
报，但必须劳驾武遥带一份进入市委大院。非常地精明！竟好象是在同他讨价还价
地做生意。这就是这位“反党集团”头目在武遥记忆中留下的基本印象。坦率地说
，武遥对他甚至比对王小燕还要好感，觉得他政治上更成熟，更有哲学分析头脑，
更会做群众工作，也更善于妥协。从跟小燕子交谈的情况看，她对这位比她年长四
五岁的“调干生”，显然也很有几分钦佩之心；武遥知道，要能够赢得王小燕的钦
佩并不是容易之事。回想自己当年在江南大学从事学运的时候，论年龄相仿，论水
平还达不到曲湘川这种程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第一印象是真实的、可靠的、能够
反映一个人的本质，而不是象材料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印象是虚假的，欺骗性的，
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武遥的第二步是遵循共产党的老传统，决定开展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兼听则
明”的原则，他以所谓“反党集团”的几名骨干分子作为了解重点，对有关成员进
行大量访谈。武遥先找了机械系具有一定学术名望的老教授孙趋，被视为“又红又
专”业务尖子的中青年讲师刘海南，以及院学生会主席邵敏。这三个人，不仅在年
龄上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个不同层次，在政治上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
。孙趋是解放初期受共产党感召从海外欣然归国服务的专家学者，按党的内部方针
，属于利用改造的对象，然而历任院领导对他却十分器重，委以种种名誉性的头衔
和实质性的教学科研大权。刘海南代表了党在建国以后所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自己的
知识分子，一身兼有业务皎皎者和时代幸运儿的双重特征。邵敏则代表了党按照长
远的设想，正在精心加以培养的第二代红专结合的革命接班人。这三个人又同时代
表了那个“反党小集团”的对立面。孙趋是这伙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主攻对
象，刘海南是“副攻对象”，邵敏则是他们的强烈批评者。

　　孙趋对曲湘川的评价，是既有赞扬又有惋惜，总的感觉是有关部门把这个“调
干生”送错了门。如果把他送进以应用、维修和保养技术为主的什么专科学校深造
几年，以他的基础水平和实践经验，很可能成为一个技术革新能手之类的有用之才
。可是来这所注重基础研究和技术设备开发的部属重点大学，他虽然在应用科目方
面成绩不错，人也既聪明又肯刻苦用功，基础知识和理论方面的薄弱，却拖了他的
后腿。用一句外国人喜欢讲的话作形容，叫作“圆身子的鸭子被塞进了正方形的孔
洞里”。对环境无法适应，就导致了对环境的抵触情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双
鬓已经带有银丝的老教授在悲天悯人的摇头叹息中，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把这位工
人大学生当作“反党分子”来看待。但是他认为，高等学府就是培养国家高等工程
科技人材的摇篮，而不是培养工人技术员的地方。培养一百个、半吊子＇，顶不上
一个完整的。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光凭大批输送技术员和、半吊子＇工程师是远远
不够的，而必须主要靠科学技术上的突破，靠国家全力以赴地培养出大批具有这种
突破能力的专家与学者。现在虽然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读书第一，但是他还要讲：
为了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就要强调发奋读书；是学生，一万年也要发奋读书！对马
进，他表示自己教材料力学，对方却教哲学，隔行如隔山，业务上没有关系，个人
之间缺少交往，因此就无可置评。提到王小燕，他说他所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从校
园里的高音广播喇叭里来的。从那总是气势澎湃、充满激情的播音声调中，他就知
道这个女孩子存有过多的旺盛精力，需要寻求出口发泄。“青春反叛期，青春反叛
期嘛！”孙趋最后用复述性的排比句式，结束了他对自己“浅识陋见”的表达。

　　刘海南身任机械系党总支委员之职。他对曲湘川的看法，没有被无产阶级所利
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那么宽容：“纯粹就是变态心理！”刘讲师以后起俊彦所特有
的锐气和直率，一开口就先定性质，然后阐发：“你想吧，他在工厂时，又是党员
，又是工段长，又是先进生产者，又是一群文盲半文盲中的最高知识分子。到了工
学院，除了党员，以及领导考虑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团支书之外，他什么都轮不
上！在这里要看成绩，看分数，这是硬标准。其它都是次要的，只能象征一段历史
。而这段历史对他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他感到心理失衡，使他背上包袱，使他觉得
老受歧视和亏待。总之，使他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出现巨大的落差。于是，他就
需要寻找机会加以弥补，弥补方式就是对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一贯方针，横加挑
剔评论；利用前院党委领导赶时髦的心理，加入一批思想激进分子搞什么‘试验班
’的闹剧。人家武汉大学带头创办的‘试验班’，就因为出现了不少问题而不得不
加以重新审视评价，他却利用他的党员身分，不断向组织施加压力，硬要重复人家
已经走过的弯路。试验班几次考试成绩还过得去，不是得益于那种不伦不类非驴非
马的办学形式，而是当初开班时，除了少量装点门面的调干生，就精选了一批学习
底子很扎硬的学生。这些学生如果按照正规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接受严格地训练，
能够掌握到的知识水平，不知要比成年累月泡在厂里高出多少倍。而为了照顾工农
调干生所搞的这种试验班，客观上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实际上对国家很不利。”

　　对于院马列教研室的马进，因为不在同一个系工作，刘海南表示对其人其事不
是很了解。只是耳闻他讲课能力很强，能够谈笑风生地把马列主义理论发挥得津津
有味，使本院最容易使学生打盹和逃课的课堂里坐无虚席，个个精神抖擞。但是为
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赶超国际科技先进水平，学院里的领导和师生都更重
视专业学科。哲学虽然也是一门专业，却是“软专业”，万金油，不管哪个专业的
新生第一学年都要来上几十个课时，当然就不可能象理工科专业那么吃香。但是他
不甘心，借口要突出政治，让学生多接触实际，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学习马列哲学理
论等等之类，老是去院党委提要求，出建议，成为试验班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你只要想一想，一个机械系专业的教学班，却有一名马列教研室的哲学讲师做班主
任老师，这样一种红专结合，未免太离谱了吧！然而，刘海南对跟自己属于同一代
人的马进所抱的心态和动机，表示理解：“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说不定也会这
样做。这不是要反党，而是要向党特出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对马进的评论，刘
海南采取了这种阐述在前、结论在后的表达方法。“至于王小燕嘛，烈士子女，根
正苗红。特别优越的政治条件变成了拖累她的包袱，导致了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的致命弱点！希望工作组能够尽力加以帮助挽救，不要使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
远。”刘海南当然不知道武遥和王小燕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关系，因此就带有信口开
河的成分；而信口开河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最恰到好处的表达程式。

　　学生会主席邵敏也是一个女孩，但是与王小燕相对照，就好比一个是文静温柔
的月亮，一个是火辣辣的太阳。她长得细眉玉脸，稳重端庄，只有那两瓣薄薄的嘴
唇，才会在经验丰富的观相者眼里，暴露出她在文静仪表遮盖掩护之下的能说会道
。“我对马老师的认识有待深化，反正一年级上他所教的哲学课时，我是很受他的
迷惑的。从现象到本质，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这就增加了我们认识人和事物的
难度。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一开始就抱有疑惑态度的。一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再
高，首先必须向党靠拢。按照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坚强的
、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形式，才能成功地得以实现。这条基本
的道理我在上中学时就懂得，因此从那时起就积极向党靠拢。”说到这里邵敏顿了
一下，似乎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向武组长汇报，她曾经是一名当时极为罕见的中学
生党员。然后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就跳跃过已经涌上舌尖的话语，急速地转向下一
句疑问：“但是为何马老师就至今仍然不是一个党员呢？如果他真正地信奉马列主
义，难道会允许自己一个象社会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分子那样，一面游离于共产党的
大门之外，一面夸夸其谈地大谈马列主义吗？……”

　　当话题转向曲湘川的时候，邵敏对这位曾经当过自己学生会竞选对手的大年岁
同学，抱有更为严重的关注和忧虑：“我倒不觉得他有什么变态心理。他考虑问题
的层次范围，他的目光视野，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都好象同他的身分不相
称。我一直就奇怪，无论他过去作为一个工厂里的工段长，还是现在作为一个系的
团总支书记，怎么会对那些有关全局性的大事、那些应该由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并决
策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比如他对院党委重视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平的做
法，对试验班所抱的审慎态度和批评意见，动不动就提高到整个中国向什么方向发
展的高度来上纲。他还认为，为了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对全国的教育制
度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这些重大问题，是对全局情况缺乏确切了解的一个基层
党员所应考虑的吗？如果每个中共党员都象他那样，都自搞发明创造，都自以为可
以对国家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我们还要不要党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我们是做党
的驯服工具、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还是人人都来争当发动机？我觉得：他的关键
问题，是有个人野心。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设想、考虑、建议方案，我总觉得不
属于我们这些学生干部的职责范围，不是党所安排他要发挥的作用。除非他是专作
空想，否则他就必须掌握相应的权力，比如说，至少是我们院党委的权力，他才有
可能在我们学院范围推行他那套东西。”

　　对身为学生会宣传委员的王小燕，因为是她的直属部下，邵敏充分显露出了与
她外表相一致的温情：“她是受了蒙蔽，被人挡枪使而已。”

　　武遥觉得他跟上述三位人士的谈话，大有收获。从谈话中，他不仅对“反党俱
乐部”的“三驾马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谈话对象也取得了第一手的印象
和感觉。而这是他请手下人代劳、然后听汇报所无法达到的效果。随后武遥又访谈
了其他一些调查研究对象，发觉与上述三位人士的观点相左，在苏南工学院也存在
着相当数量的人，同情和支持内定的“反党集团”，而对孙趋、刘海南和邵敏等抱
有很深的成见。

　　一位出身农村名叫于根宝的学生认为，孙趋对穿着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工农
子弟的学生，心底里是蔑视的。对于他们在课堂上的提问，总是抱着爱理不理的态
度。在课余时间，更不用说了，他根本就不搭理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考虑到喝过
洋墨水的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及其回国服务的爱国心，如果对孙趋的趾高气扬尚能谅
解的话，可气的是，刘海南作为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业务尖子，其对待劳动
人民子女的恶劣态度，比起他的前辈来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吧，当工农
子弟学生在课堂上向孙趋提问时，孙趋习惯的应对方法，就是竖起食指说：“等一
等，我讲完这个问题再回答你”。而结果呢，也许他的记性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
有把你的提问放在心上，等他把问题讲完，你从来就别想指望他会记起你所提过的
问题，和他不久前所作的承诺。而对那些衣着入时、善于社交的上流家庭出身学生
的提问，他经常会赞许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或“问得有意思”。然而
毫不耽搁地立即给予循循善诱的解释和讲解。如果工农子女提问的对象是刘海南呢
，他会老实不客气地对你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是工农速成补习班！”或者
反问说：“你提得问题，跟我们此刻所讲的课题有关吗？”于是课堂里就会响起一
阵哄堂大笑，可是他却独自板着脸，似乎对讲课被这种不应该有的哄笑所打断，非
常地不满意。而作为学生会主席的邵敏，照理应该不论出身高低贫富，代表所有学
生的声音和兴趣爱好，为所有同学的利益讲话和提供服务。可是不，学生会对组织
工农子弟参加不起的旅游、交谊会之类特起劲，而对穷学生对食堂伙食价贵物次的
抱怨，从来就置之不理。如果召开座谈会，选派同学参加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等
，工农子女也绝少轮得上份。在苏南工学院，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虽然只占较小的
比例，约占３０％不到，武遥从这些少数派学生交谈中所得到的意见反映，却是基
本一致的。而个别政治上特激进、理想主义色彩特严重的革命后代，以王小燕为杰
出代表，加上部分出身城市中下层、家境与工农子女所去不远的的学生，以及少数
受到孙趋、刘海南等压制排斥的青年教师，对上述意见反映，也抱有程度不等的同
感和支持；对上述三位处于优势地位的典型人物，存在着普遍的反感或不满。

　　有位名叫刑冠智的青年教师忿忿地说，那位孙趋简直是一名学阀。在他手里安
排的科研题目和经费，一概被他的得意门生（例如刘海南就是其中一位）所霸占。
只要是他手下人申请的项目，哪怕毫无实际价值，总是能够得到他所安排的经费支
持和扶助；如果出了成果，他就能以祖师爷的身分，自然而然地分享一份荣誉；甚
至在双方达成幕后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在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上签他的
名字。而对那些不属于自己“近亲繁殖”系统出身的学院同仁，在申请科研项目和
经费上，则加以百般刁难阻挠，甚至依仗系领导和院领导的支持，不惜动用行政手
段加以压制排斥。刑冠智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牺牲品。他和刘海南同是教授材料力学
的。但是因为他是从外校调入工学院的，而刘海南是孙趋一手培带出来的博士生和
留校生，就因为两人学术观点不合，并且在业务上形成互相竞争的势态，结果他就
被迫改行转教理论力学，系党总支书记为此还搬用了一大套“革命螺丝钉”的理论
。而孙趋既然还到他的面前，对他的被迫改行表示假惺惺的同情和惋惜。他惯会杀
人不见血，而不象他的弟子那样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尽管，刑冠智不否认孙趋放
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报效祖国的爱国心，他对曲湘川王小燕等对孙趋所作的批判却
拍手叫好，因为“孙趋是按照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和由此形成的世界观，来实行他
的＇爱国＇理念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大学听任他那一套泛滥成灾，就跟解放前的大
学不会有什么大区别。而这些年来，孙趋成了院党委眼里的大红人，看不惯他的人
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工学院被资产阶级专
了政的观点”。

　　听了刑冠智对孙趋的这些评论，特别是“杀人不见血”的说法，武遥不由回想
起孙趋对曲湘川所作的评价。初听上去，他既不象刘海南那样毫不客气地把曲湘川
斥之为“心理变态”，也不同意邵敏那样把曲湘川说成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危险分子
，而是为他惋惜，慷慨地给予某些赞扬甚至辨护。然而就那么轻轻的一句话：“有
关部门把这个”调干生“送错了门，”就对曲湘川的大学生资格，从根本上判处了
难以驳回的死刑。而正因为这种判处间杂有种种称赞和同情惋惜，就比那种难免给
人以夸大色彩和情绪倾向的“心理变态”、“有野心”之类，显得客观、中肯和公
允，因而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是否就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双重特性：爱国
，却不爱那些在他们眼里低贱一等的人？如果确实如此，对于由此所引起的心理仇
视和报复行动，他们是否应该表现得毫无思想准备和满腹委屈呢？从另一方面看，
在批判“读书第一”已成主流声音的情况下，孙趋那种仍然坚持和表达自己观点的
直率大胆，却又使武遥看到了旧知识分子圆滑之外另一面所具有的耿直和固执。武
遥同时也清楚，孙趋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在党内中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那些具有
较为广阔视野的知识型中高层领导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从中央，到省委，到院党
委主要领导华得钧，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除了说法和用词不同外，其主旨几乎是
一模一样的。也许，孙趋看到他那种学者型的外表，把他也归入了同一类的干部阵
营，因此在一对一交谈的时候，仍然大放厥词，似乎是要借机发泄他近来所受批判
指责的牢骚怨气。武遥不难理解这类立场想法的合理内核，觉得孙趋所作的主观归
类并不错到哪里去。但是，武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层含意。他
与党内那一类主抓基层实际工作、知识层次不怎么高、思想视野不怎么宽、更关注
短期实效的中低层干部，同样颇多接触和了解。对如今分配到基层工矿企业去的大
学毕业生，从这一类干部口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实用，动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
力差，而且还常常因为自己书读得多而瞧不起基层的工人群众和领导。“你书读得
再多，在实际生产中派不上用场，又有什么用？”这是武遥在一家大机械工厂作情
况调查时，厂长对面对老出故障的东欧进口机床一筹莫展的大学毕业生，所作的典
型抱怨。他知道，这种抱怨对于那个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在大学
里所学习的东西，是按培养具有尖端科技突破能力人才的要求所设置的，怎么可以
期待他能手到病除地解决那类在大部分情况下，主要靠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难
题呢？也许正因为这类抱怨多了，并且层层上达，必然也会影响到党内一部分更高
层次领导的思想看法，例如俞市长，还有那位支持试验班的原院党委书记等，最终
就归结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他就有了一系列批评现存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老人家所
支持的武汉大学的那个“半工半读试验班”，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这种班里出来的
学生，在解决实际生产难题和动手能力方面，以及在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方面，无
疑会对解除上述那类基层企业领导的不满极具功效。如果我国的整个高教系统都以
此为指针，全面转向，基层的生产效率暂时间肯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问题是，
谁来搞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突破？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为了照顾基层的普遍需要而放弃提高方面的全力投
入，后者所造成的损失，与弥补前者所得到的收益相比，不知要大过多少倍！而培
养科技尖子，是必需通过一定量的教育培养面来加以保证的，没有大批的“矮子”
作选择面，上哪里百里挑一地“拔长子”呢？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能够从全面扎
实基础理论训练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毕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进不了科学院
而必须进基层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当初培养重点和指导思想上与基层生产需要
相脱节，就往往会受到学难致用的责难和抱怨。这样一种两难选择的局面，这样一
种由于党内工作分工和知识涵养差别所造成的不同侧重点，竟然会变成文革中划分
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判标准，并且在他掌管的
苏工文革运动中，成为一个使他倍感困扰的矛盾焦点，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搬用革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分歧和矛盾，是否就是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法呢？这是武
遥内心向谁也不敢透露的疑问。他想：如果能以某种形式，使那些有可能成为尖子
的佼佼者在不影响其专业深造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接触了解社会基层生活和实际
需要，避免走与苏联完全类同的成名成家路线；如果那些主张“专家治厂”、“专
家治国”路线的领导同志，对担心可能产生新精神贵族的另一部分党内意见比较重
视；而这一部分党内意见的持有者，也能够明了培养科技尖子的紧迫意义和必须要
付的代价，是否可以在两条教育路线的尖锐分歧方面，取得某种兼顾双方观点的中
间立场呢？从武遥这种深藏在心头的想法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党内两派意
见分歧中，并不简单地归属于哪一派。也许，骑墙派、折衷派这类的帽子，更适合
于他。当然，他是断然不会同意接受这类帽子的。作为主抓一个市文化大革命领导
工作的市委付书记，他会毫不犹豫地宣称，他从来就是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革命
路线一边的。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在他的主观愿望上，他也许可以当之无愧地这样
说。仅仅在教育路线这一问题上，似乎是一个小小的例外。谁叫他既是一个知识型
的领导干部，又是一个与非知识型干部有着广泛接触联系的领导呢？这对他来说，
也许是一种苦恼，又是一种骄傲。就类似一只蝙蝠，有时为自己既不属于老鼠又不
属于麻雀所懊丧；有时，也许为自己能得天独厚地同时体验到老鼠和麻雀的感受而
沾沾自喜。其实，他是否除了在教育路线问题之外，从来就毫不动摇地站在毛主席
革命路线一边，这点也是可以存疑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
的不断发展，才能给他下定论。

　　从总体上说，这段时间在苏南工学院所作的调查研究，使武遥不仅感受到了教
育路线方面的争论，而且清晰地感受到比表面教育路线之争更隐蔽、比预想更深刻
的社会鸿沟。这使他心情有些沉重；但是也有使他感到宽慰的地方。因为这一切，
都并没有能够改变武遥从听王小燕情况反映中和从读大字报所得来的基本印象；他
无法认可那个“反党集团”的确凿性和客观可靠性。做科技研究的人没有找到新发
现，会感到扫兴。可是对此时此刻的武遥来讲，没有新发现却使他松了一口气。在
这一点上，这位年龄不大的老布尔什维克，显然也受了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影响。
看到自己已故老战友的后代只是陷入一个虚有其名的“反党小集团”，心里就感到
宽舒，而没有想到这等于是损失了一大战果，丧失了教育人民活生生阶级斗争的最
佳事例，浪费了动员革命群众布下天罗地网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破坏了“引蛇出
洞”的精巧构思。更重要的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说这是竹牛木马，
是一个早就使人听得耳朵生茧长膜的“狼来了”的故事，从而导致磨掌擦拳的革命
勇士颓然丧志，懊恼之间产生一种被愚弄和嬉玩的情绪；如此以往，兵无斗志，日
后真有豺狼成群，攻城略池，就会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后果就不堪设想！而最
关键之处，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直指院党委的声声叫嚣，与豺狼虎豹之
声在本质上分明没有区别。如果肯定这是“虚有其名”的反党活动，那就等于是鼓
励大家都来向党进攻，中国共产党苏南工学院委员会在锡城市市文革办公室武主任
所率工作组的英明领导下，就只能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绅士态度。照此
办理，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历史使命，尚未全面展开，就已匆匆结束；
革命半途而废，同志们无须努力。所有这一切含义和后果，姓武名遥的新任市委副
书记竟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异想天开地要在势不两立的东风和西风中间，搞修
正主义嫌疑很重的折衷调和。他似乎对发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大学里存在一条社
会鸿沟，比发现苏南工学院存在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可能更为惊恐。毛主席讲愚公移
山，他却好象要搞武遥填沟，同曲湘川相似，也热衷于个人的发明创造。

　　武遥首先把调和点放在向党猖狂进攻的王小燕一方，三番五次找王小燕，要他
们把大字报中充分暴露其与党为敌的火药味去掉，把“嚯嚯”磨刀的声音放低一点
，然后倒过来动员说服革命的同志：这些年轻的反党分子不过是在发扬无产阶级革
命热情的时候，对党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热诚可嘉，其革命积极性应该充分加以
保护。对于他们的政治幼稚和错误，我们应该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云云。你说，那
些同样具有长期革命经历、并具备同等革命资格和级别的革命领导，会按着他所拨
动的如意算盘转吗？

　　这，就是对武遥目前处境的确切描绘和真实写照。桀傲不驯的王小燕固然使他
头痛，来自强大革命阵营一方的抵制对抗，更使武遥感到束手无策。他手下工作组
的副组长任旭东，是驻军某部的一名师政委。论级别与他同级，论关系，任旭东跟
市委书记陆波更相熟，同他以前却素无交往。因此武遥发觉在好多问题上，任旭东
并不听从他的意见和领导，相反却跟院党委书记华得钧靠在一起，对他形成夹攻之
势。对华得钧，他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对方跟自己也是平级，组织人事上又隶属于
轻工业部管。他和任旭东毕竟都是正职，而自己在市委却暂时还是一个副书记。所
有这些，都使他觉得工作组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吃力。任旭东和华得钧不止一次在内
部交换意见时，婉转地向他暗示，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同时，他发觉在这段时期
中，院党委和任旭东等跟邵敏刘海南为首的一批师生接触十分频繁。苏南工学院的
上空，雾积云堆，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这几天，他回市委开常委会。会议上，陆书记在谈到对文革的领导问题时，也
不指名地提到了领导思想“右倾”的危险。散会后，俞市长有意迟延他的动作，使
他与最后离开市委小会议厅的武遥有了搭口的机会：“老武，来锡城市后，还没有
机会相聚过。怎么样？一起上我家吃晚饭吧，饭后咱俩可以好好聊一聊。”武遥略
一犹豫，觉得应允又不好，不应允也不好。革命同志之间，串串门，聚聚会，本来
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是市常委“一个班”里同班战友呢？可是，他顾忌到俞市长与
陆波之间的矛盾。而这两位第一第二把手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又正好门对门相
邻地独占隔壁的那个院子，而自己则和另外三个常委同住一个院子，其余四个常委
则合住另一个院子。搬进东巷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串门。既然听说市常委
里有矛盾，最明智的态度，是不要搅和进去。而与其他常委一串门，就说不清，不
沾边也会被看成是沾边的。即使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去每个常委家都串一
下门，精确计算和控制好在每家停留的时间和对每一位同班战友拜访的频率，一碗
水端平，也仍然惹嫌疑：这么地热衷于串门访友，联络感情，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
接班上马？因此，不要说去隔壁那家双人院，就是在自己所住的四人院里，他也是
绝对地做到足不涉他人户，相互碰见了，宁可学那些在赶路时刻不期相遇的市井百
姓一样，彼此面对面地站定，各自背靠自己家的大门，然后就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上一阵子，以示相互认识并遵守待人的规范礼貌，如此而已。更不要说红杏出墙，
跨越院门的限制蹿到俞市长府上作国事访问。由于俞市长和陆书记是一衣带“树”
、唇齿相依的紧密邻邦，这种访问被陆书记或陆书记家属察觉的机率可以用天文数
字作估算，由此所造成的动机和效果，不用别人来怀疑，武遥自己都会首先发生疑
问。据武遥自己近期的革命知识和经历，这种现象也并非是锡城市东巷所独有；在
别地方好多类似性质和级别的院子里，也都呈现出这样一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风光。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在十七年以前还是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同志关系
，为何一下子会变成目前这样的格局呢？武遥有时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有时又会
觉得这种现象很反常，于是就在脑子里，向自己提出这种带有某些神经质味道的疑
问来。而今天，俞市长似乎也突然觉得这种风气不对头，勇敢无畏地向他发邀请，
很有一点要与这种不正之风斗一斗的架势。武遥思想开始动摇了：是有点不正常。
本来不在一起工作，还经常聚会交谈，如今做了同事，反而避之尤恐不及，把同志
与病毒和瘟神之类相等同，今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下，再彼此相称同志都应该感到脸
红。　　俞市长虽然不是政工干部，是抓经济建设的，其政治敏感度一点不比在政
工系统工作多年的武遥同志差。对于武遥同志在一瞬间犹豫中所经历的长距离思想
搏斗，洞若观火。于是就用暗示来表白，他并不想当反潮流的英雄：“陆书记今天
一家都走亲访友去了。早晨出门前，我还听到他爱人在门口喊，下班后要他直接去
妻舅家参加生日晚会。客人都要等齐了他才开宴。”武遥被俞市长不露声色地点破
心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惭愧。但是为这类惭愧是不需要把脸红起来的，脸红也没
有用，愉快地接受风险率一下从天文数字几乎降低到零的邀请，是打败惭愧的最佳
武器。

　　进了那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双人院，果然发现对门的一幢别墅楼里黑洞洞的，显
出一副杳无人迹的空旷和寂静。进了俞市长那个灯火通明的家，才发觉这幢外表和
其它两个院的小楼相类似的居所，其内在质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底层地
面不再是光滑的磨矾石上加地毯，而是很精致的柚木拼缝地板。然后是皮肤感觉上
的差异，空调装置所放出的丝丝清凉之气，使武遥从酷热暑夏，一下重新回到了舒
适的春天。由于这人工制造的春天，这客厅柚木地板上覆盖的厚重地毯，就不需要
象自己家上上下下居所的地毯，按喜欢有凉快感觉的杨玲的动议，在一个星期天，
用汗流浃背的代价把它们卷起来，统统塞入地下室。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装饰、
摆设、格调，都是和其它常委楼的规格模式大同小异的。可见与“一班人”成员的
居住条件相比较，班长副班长所搞得特殊化，不，应该说，有关部门强加给他们的
特殊化，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考虑到年龄和体质上的因素，谁叫他俩是“一班人
”中年龄最大的长辈呢？特别是老陆，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症，一身豪气
，持续不断地被疾病所磨损消耗。他抱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革命精神和毅力，
带病坚持工作。在上级领导关心他身体情况而派出武遥作为革命后来人之后，他与
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干劲冲天地高涨。人人都说江南好春光，可惜江南的
春光好而不长，一年四季中，盛夏寒冬几乎要占据了３６０多天中的大一半，年老
体弱的人，就常常经受严寒酷暑的折磨和严峻考验。当然也有个别人可以采取“敌
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机动灵活战术，来对付大自然的作对挑衅。按这两年形成的
习惯，也就是自六四年初始，省委在他与俞市长的意见分歧方面，老对他陆波作更
多的批评，使他对恶劣气候条件的抗衡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当梅雨季节降临时，心
脏部位对阴雨连绵造成的低气压特别不适应的陆书记，就不得不逃往不受梅雨天气
影响的地方去躲避。紧接着追踪而来的是盛夏，老陆更不能用已经老弱病残的革命
本钱跟酷暑硬打硬拼，秦皇岛、大连港等处，就成为他与天奋斗的临时革命根据地
。从十二月份到春节前，陆波同志就呆在温暖如春的昆明或广州，一边遥控指挥锡
城市的革命生产，一边轻蔑地嘲笑老天用阴冷湿冬对付锡城市父老乡亲的手段，对
他却不管用。然而，遥控指挥总是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双人院别墅楼中装置空
调的起因，可能就是想改变老陆在同老天打仗中老是东躲西藏的被动局面。可是科
学技术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轻快地随身携带随时调节周边气温的空调设
备还没有问世，陆波同志作为市委书记的活动半径又是如此之大，一年中躲躲藏藏
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这一年夏天，也许被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所鼓动和感染，也
许要为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树立光辉榜样，陆书记决心与老天爷真刀实枪地打一场
阵地战。他不再去秦皇岛，也不再去大连港，总之，不再打着“敌进我退”的旗号
实行流寇主义路线。他从省委书记派遣武遥同志来锡城市协助他工作的谈话中，明
确了自己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他一方面对新来的武遥同志委以重任，另一方面担
心他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不了解情况，所以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应该从事的
头等大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为武遥选派最强最可信得过的恭鹏志作其助手，一面
不断地在幕后听取汇报和进行指点。下次再见吧，秦皇岛！下次一定来看你，大连
港。锡城市的工作脱不开身，锡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离不开他。他留得及时，留
得正确，因为他已经发现武遥同志在指挥锡城地区文革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这
一天的常委会上，他用很有分寸的语言，向武遥同志作出了警告。然后他信守向自
己老婆子作出的承诺，去妻舅家参加生日晚宴。

　　俞市长虽然跟陆书记在工作配合上有矛盾，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
还是愿意尽其所能作好这种配合工作的。今晚就是一个明证。他担心武遥对陆书记
的警告没有领会，或者掉以轻心，就既不等待第一把手的明确吩咐，更不作宣扬声
张，就趁陆书记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当口，主动积极地把武遥同志请到家里，帮助
他提高思想认识。但是，他首先谈一些又算是题内、又算是题外的话。因为这跟当
前文革有关但是又跟陆书记在常委会的发言无关。他劝武遥作为市文革办公室的正
主任，要关注全市的运动情况，特别是对惠湖中学的情况，更应该多加关心。把事
情都交给文革办副主任恭鹏志办，是没有尽到领导责任的表现。因为他的儿子俞彦
也在那所中学读书，俞市长对那所中学的情况就相当了解，也比较关注。听说有人
把学校的教育成果都否定了，还要揪“四家店”的黑后台，俞市长就感到由衷不安
，不得不向武遥请教，问他知道不知道这“四家店”的含义和来历。武遥疑疑惑惑
地回答说，好象听杨玲讲起过。俞市长闻言点点头，不提“坚决揪出＇四家店＇的
黑后台”的大幅标语正好盖在刻有他亲笔题词“百尺竿头、更上一丈”石碑上的细
节，却发人深省地提问道：“这把火到底要烧到什么地方去？”他还提醒武遥，据
他所知，他夫人眼下在学校里的处境有些不大妙，劝武遥既要管大学里的和远处的
事情，也要管中学里的和身边的事情。对惠湖中学的董校长，他是了解的。这么富
有革命责任性的同志也要作文革对象，恐怕今后就找不到一个合格的校长了！见武
遥虽然不吭声，但是皱着眉头显然在认真思索他的忠告，他就并不打破砂锅，而是
点到为止，话题一转，回到今天常委会所涉及的正题上。他提醒武遥在苏南工学院
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复杂形势和环境，审时度势，稳扎稳打。还告诉他，幸好有陆书
记在背后把关掌舵，工学院党委和工作组也经常有人主动向老陆作汇报反映，相信
出不了大的岔子；但是要注意协调，防止牙齿和舌头打架。然后，他询问武遥目前
对那所大学里的运动情况是怎么估价的。作为市委主抓工业生产的领导，他特别不
希望看到，因为稳不住全市这所唯一高等学府的几千名大学生，而连锁性地冲击工
厂企业。因为他听说，在外地已经有大学生去工厂煽风点火搞串连的情况。

　　武遥对工学院的情况，心里正憋着一大堆话。但是要不是俞市长此刻的提醒，
他压根就不知道陆书记也在插手那里的事务。早知如此，他就应该跟陆书记好好通
一下气，以免真的使牙齿同舌头打起架来。这段时间来，他看到校园里两股对立的
力量，都一个劲儿地朝着激烈对抗的方向运动，双方都以为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革
命立场上，都采用同样的单一武断的肯定和否定态度对待自身和对方。眼看着那条
被文革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所遮掩的社会鸿沟，在人为因素下进一步加深扩大，武
遥深以为忧。如果上升到理论来认识，这种鸿沟也许是集中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消除这些矛盾无疑必须假以
时日。但是，以什么方式加以消除？是以暂时扩大矛盾的做法来最终消除这一矛盾
，还是从现在就做起，想方设法缩小有关差别、尽力缓解这些矛盾？武遥知道对这
两种立场，党内是有明显不同观点的。面对世界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
形势，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
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显然对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
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表现出了非
凡的热情和执着。武遥过去总以为，这不过是中央高层领导在看法和做法上的一般
性分歧，因此并不认为这种分歧有什么重大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含义。但是自从毛主
席在１９６２年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然后是城乡“四清”和社教运动，紧接着是当
前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武遥对基层情况了解得越多，观察思考问题越深入
，武遥就越是觉得事情并不象他以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特别是在这段时期中通过
和工学院师生的广泛接触交谈，他忽然发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即使排除掉
那些惊心动魄的政治概念的掺杂，去掉由这种分歧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力，社会不同
阶层中的不满、抱怨、紧张、相互反感和对立敌视程度，似乎比他的预想要严重得
多。从文革以来的报刊文章看，强调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主张显然成了宣传的
主题，武遥记得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专门提
到：“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
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就
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的最顽强的反抗。”显然，目前的党中央领导，已经把是否积
极缩小和限制“三大差别”，上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来对待，这就不能不引起他
的警觉。

　　除了对中央精神方向性的总体把握，武遥心里当然还有自己的看法：曲湘川和
刘海南虽然都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讲，难道
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种社会紧张的状况吗？正是基于这种不甚清晰的朦胧把
握，武遥觉得对工学院的两派对立师生采取调和立场是正确的。他不认为他们之间
任何一方，代表了一股与革命相对抗的反动势力，而不过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历史
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一种内部磨擦和冲突，就象他在５７年处理那个罢工事件一样
，应该十分谨慎、冷静，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的方针加以处理。当然在眼下
斗争气氛越煽越热、革命高调越唱越高的情况下，他不能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原
封不动地搬出来。即使对俞市长，他也只能按照流行的大道理，原则性地把工学院
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摆了一下。武遥的话虽然并没有说深说透，俞市长却好象是对
他的想法心领神会，摆出一副很了解很赞同的样子，连连点头：“对，稳住大局，
稳住大局就是一切。”然而，提要求总是容易的，越是简单明了就越不会有争议。
要实现要求却是困难重重；尤其在方法和途径上，更有说不尽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就拿“稳住大局”这四个字来说吧，说来容易做时难。折衷调和固然是武遥和俞市
长一致倾向的对策，用院党委和任旭东所偏好的很抓阶级斗争的方法，未偿就不能
起到稳定大局的效果。而且如果在他们的背后还站着陆书记的话，武遥面临的形势
和处境，就确实会象俞市长提醒的那样，将变得十分地复杂和困难。武遥和俞市长
告别时，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觉得这个聚谈有启发，有成果，心里颇感谢，嘴上
却不多说，只是双方情思交融地握紧双手，用力摇了两下，刚说完“晚安”两字，
院门口的胡同里就亮起了雪白的光，门警打开了院门，是满载陆书记全家人的小车
回来了。开车的司机是许洪元，他听见陆书记的老伴疑惑地问陆书记：“跟俞老头
握手的是什么人？”

　　“新来的接班人。”陆书记淡淡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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