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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xian (渔歌唱晚) on board 'Reading'
题  目: 常常低着头(10)
来  源: 哈尔滨紫丁香站
日  期: Sun Sep 28 00:03:04 1997
出  处: byh.bbs@melon.gznet.edu.cn

发信人: bns (kitty),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常常低着头(10)
发信站: 华南木棉站 (Sun Sep 21 08:53:00 1997)

·京不特·

常常低着头（连载之八）
———————————

第　十　章

　　我和妈妈说好了，早上先去看病，然后她才去她单位拿工资。我起床挺早，
没有睡懒觉。起床的时候，阳光惨淡，带着凉意。
　　妈妈从门外开门进来。她说昨晚“那个声音”对她嚷了一个晚上，她说她吃
不消这样下去了。我看着妈妈。她的头发蓬乱，衣服不整。我觉得她可怜极了。
我说我下点面条吧。妈说，还是让她来下。我坐下了。还是让她去弄这些吧，她
找些事做说不定能减轻一些幻觉的骚扰。
　　在日常生活中妈妈什么事都做不好。她总是置身于那些在十年前看上去还有
价值而在今天却已毫无意义的工作，除此之外，她对生活好象是漠不关心的。她
做饭常常糊，她做的菜味道总是怪。她本来就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党只
让她好好工作，她就只搞好工作；现在还念念不忘她的工作。现在她所编的稿子
已经不受这个社会欢迎了，她却还是一心想发稿。她的脑子出了毛病，对于她单
位里的那些同事，对她的单位里的那些当官的来说，也是灾难。有什么办法呢？
我都无可奈何了，更何况他们。
　　妈妈把她煮好的面端了进来。我说，放在桌上吧。我看了看表，才六点半。
我把面喝了下去。她把面都煮烂了。
　　在对面的那栋楼有人打开窗户。
　　我把空碗放在一边，掏出烟，放在嘴上。
　　对面楼里有人把头探出窗外。
　　“你年纪轻轻，少抽些烟了。”妈妈一边洗碗一边说。我从桌边的椅子上站
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在躺椅上坐下。
　　妈还在外面洗碗。和妈走在路上，我总会觉得抬不起头来。从小学六年级的
时候起，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也许这就是纯粹的一种心
理障碍吧。我能轻松自在地和别人同行，却不能够若无其事地和自己的母亲同行。
　　我看着烟头上焦黑的部分在慢慢地向下移。
　　“妈，你都准备好了吗？”“我再找找月票。……在这里。噢，好了。”“
病历卡呢？”“拿好了。”“怎么样？走吧。”“好的。”“华山医院。我们坐
隧道车过去吧。”“嗯。”
　　今天比昨天要凉快些。我觉得窗户外的蓝天荡荡漾漾，让人看的舒服。我锁
上了门，让妈走在前面。妈走路的样子也笨拙。真可怜，我想。我跟在后面。
　　在前面十几米的地方，住在我们楼房的楼上的老太太挎着个菜篮走来。她朝
我笑笑。“买菜？”我问。“去菜场看看。”她说。
　　这几天我没有等到关于去新疆的消息。对于政府的办事效率，我从来就是信
不过的，除非是公安局抓人。而我的这事又不是他们“应当办的事情”，也许他
们得把我写上去的条子压上一两个月，也许他们置之一边，根本就忘记了。
　　我们走出了新村拐了两个弯。在那边施工队的栏杆旁就是隧道车的车站。妈
妈把手交叉地放在胸前。我尽可能地不使自己的眼睛往她那边瞧，我尽可能地使
自己洒脱一些。她本来是不愿让我陪她去看这病的。我逼了她好几次。一定要去
的。这不是孝道。我不会因为道义上的责任而去做什么事的。妈的病一直这样下
去，我受不了。就象一个磁场，她在我身边会让我局促不安。我受不了这种压抑。
如果这样日子一久，我自己也得精神分裂。
　　隧道车来了。我让妈先上去，我跟在后面也上了车。我没有月票。
　　我小时候身体很好。从出生到小学，我只生过四次病。记得我有一次得了肺
炎，发烧的样子很吓人。那时候我只有四岁，住在外婆家。妈妈去了干校，父亲
在四川的部队里。外婆背着我到苏州河边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科。在医院
我只觉得迷迷糊糊没有什么知觉。后来病好了大人们才对我说，那时候我昏过去
了。在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上绑着针。外婆对我说，这叫吊盐水。我看
见外婆旁边，妈妈和小阿姨也都站在床边，她们的后面是外公。我看见他们都在
微笑。是晚上，我觉得房间里又暗又白，日光灯迷迷糊糊。妈说，“醒了。”小
阿姨问我疼不疼。我觉得针插在手上有点痒，很舒服。“不疼。”我说。外公说
我很刚强，不怕疼。其实真的不疼。外婆让我闭上眼睛睡一会儿。我没睡，还是
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妈妈他们围着我，微笑地看着我。我莫名其妙地想哭，眼泪
流了下来。小阿姨他们都问我，什么地方不舒服。“疼吗？”妈妈问。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哭，反正不是因为什么地方疼的缘故——我根本不觉得什么地方疼；
但是大人问我，我没办法，一定要说出个名堂。我撒了个谎，说，昨天我和弄堂
里的三毛玩时摔了一跤，所以现在脚疼。其实没有这个事，我只是想哭。外公说，
“不哭了，不哭了。我给你唱个歌了。”然后他唱了一首那时的革命歌曲。“打
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一切反动派。”这首歌的旋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是
一支唱得很快的歌。妈妈把一只苹果放在我的枕头边，说，好了以后吃苹果。妈
是特地从干校赶上来的。那时候我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希望生病，生
病的时候妈妈会到我的身边来。

　　到了华山医院，我拿了一角钱对挂号的说，“神经科”。里面的人递给我一
张内科的挂号单。我说，不是内科，是神经科。他说这里没有没有神经科；神经
属内科。他找了我一分钱。
　　妈和我一起进了楼。我把病历卡放在桌上。我们的得在走廊里等。走廊很暗，
不时有病人坐在那长排的椅子上喘息着。“四十一号、四十二号。”护士不时地
出来报号。我们也在那长排椅子上坐下了。六七分钟后，轮到我们了。
　　妈在医生桌前病人坐的椅子上坐下了。医生问，什么地方不舒服。那医生是
个男青年，戴着眼镜。
　　“是这样的。她有幻听，想配点药。”站立在一边的我说。
　　“什么？你说清楚些。”
　　“她有幻听。她常常听见有声音在那边响。”
　　“‘嗡嗡’的声音？”
　　“不是。是有人讲话的声音。”
　　“对对对，就是这种声音。”妈妈插进来说。她似乎又沉浸在这种幻觉之中
了，“一会而‘好的，好的’，一会儿‘可以可以’。还有……”
　　“这不是在我们这里治的。”那医生皱着眉头说。我心头一紧。看着医生那
厌恶的神情，我很难过。
　　“这里不也是包括神经系统的治疗吗？”
　　“不是的。她得去找精神科。我们这里没有。你们得去精神卫生中心，在宛
平路。”
　　如果患者不是我的母亲，我见了也会厌恶的，我心想。
　　我陪着妈出了医院。快十点了，天开始热了。“那么我们去宛平路吧。”我
说。

　　黯之黯的家就在宛平路附近，东安二村。他的父母都是工人，有两个弟弟。
其中有一个弟弟也得过疯病，不过现在多少不发作了。他家的地方很小很挤。我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常常去他家。他家别人都住在一○三室，但他所住的那间屋
子是贴着楼房一○三室的墙在外面另外搭出来的，属于违章建筑。我到他家里去
的次数多了，和他家里的人都熟悉了。有时候他妈妈见我到他家会笑着骂几声“
这个死鬼，又来了。”“这个死鬼。”我问他黯之黯有没有在，她就会说他在那
违章建筑里面。然后我就从窗户里爬进去。这扇窗就算是黯之黯的屋子的“门”，
因为是违章建筑，没有另外在楼墙上开一道门。里面很暗，人在里面非得开灯不
可。有时候我是逃学去他家。那时候我总觉得黯之黯的交际深广莫测。常常会有
很多朋友在黯之黯那里喝酒。
　　黯之黯让我去他家喝过几次酒。有一次小峰也在。我刚从群群家出来。黯之
黯家自己酿的糯米老白酒，味道很不错。小峰是个酒鬼。黯之黯拿一盒邓丽君的
歌曲在他的那个破旧的录音机里放。我喝了酒就感伤得受不了。黯之黯知道我是
为了群群的事。“没办法的，我们这种人，老是得失恋。”他说。
　　黯之黯见到过群群。那天我带群群去文联的礼堂，黯之黯也在。然后黯之黯
在外面对朋友们说，群群是小知识分子腔，象个小程乃姗。我对此很恼火。“小
知识分子腔”也就算了，反正可以胡乱定义；但说群群象小程乃姗，则绝对是胡
说了。群群不是那种人，完全不是的。朋友们对程乃姗都反感。后来我找到黯之
黯，问他有没有放过风。他连忙说，搞错了，开个玩笑。我说，开玩笑也别往我
们各自所喜欢的女孩子身上乱拉程乃姗之类的形象。放一点我的风也就算了，把
群群拿去和程乃姗比较，这不是在恶毒毒地侮辱我和群群吗。他说，辟谣，马上
就去辟谣。我说，算了吧；说我坏话还没关系，别他妈的污蔑我所喜欢的人；如
果我听见有人乱说兰兰群群的的话，我是得找他拼命的。
　　小峰是酒鬼。糯米酒淡得很，他喝了很多。黯之黯说喝完就乘兴写诗。我说
到时候看吧。我觉得暗。我的头骨在响。我回想着在群群家时的那些事，我感伤
极了。小峰在对黯之黯读着他最近写的诗。
　　“这期《撒娇》打得差不多了吧。”我说。
　　“哎，不特，我有个构思，绝对漂亮。”黯之黯说。
　　“什么？”
　　“我们设计一封邓丽君的信，撒撒娇，你看怎样？”
　　“算了吧。”我说。
　　“你这只赤佬怎么没一点幽默感。”
　　“对，搞一封《邓丽君来函照登》。”小峰也觉得黯之黯的主意好。
　　“好吧，”我对黯之黯说，“你负责炮制。”
　　“这种东西也不用动脑筋的，反正大家愉快愉快吧。”黯之黯喝了一口酒，
“等喝完了酒，我们一个人凑合几句，不就完事了？”
　　黯之黯让我把小峰收入“撒娇派”。我说用什么笔名。黯之黯说小峰喜欢喝
酒，得用一个醉一点的笔名。我说，就叫“土烧”吧。黯之黯说“土烧”这笔名
好。小峰也同意了用“土烧”。
　　我问黯之黯还有没有酒了，这一罐都喝完了。黯之黯站起身，又到大屋子里
去倒了一点出来。
　　我点了一支烟。我觉得轻飘飘的，愉快；又觉得感伤。黯之黯屋子里的那盏
八支光日光灯很黯弱。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往上升，往上升……
　　
　　“……梅花，梅花，年年放，越冷她越开花；梅花坚韧象征着我们崴崴的大
中华……”
　　
　　我想睡，又觉得这歌词滑稽。被人赶到了孤岛上了，还在说“大中华”。黯
之黯用一块冷水毛巾敷在我的脸上。
　　“别睡，别睡！喝点茶吧。”
　　我喝了几口茶。小峰把一张纸递给我。他们已经把邓丽君来函照登炮制好了。
我看见最后一句：“……真想对你们撒撒娇呵。”
　　我说，好吧，拿去给他们打印吧。
　　黯之黯的妈把头探进来，向里面看了看，笑嘻嘻地说：“你们几个死鬼，死
鬼，呵呵……”
　　屋子很暗。黯之黯坐在一边抽烟。他的脸上看上去有一抹黑影。他在胶鞋厂
的工会图书馆里干，工资不高，但不管怎样，他很体贴朋友。在我没烟的时候，
他会不知不觉地在我的口袋里塞上一包大前门什么的。他有领袖意识，这是让我
以及广化他们那些朋友不能容忍的。因为大家都不愿委屈自己。但武非和黯之黯
不好，倒不是因为黯之黯的领袖意识，而是因为大家玩的是两个不同的圈子。我
则是同时在这两个圈子里都玩的。孟浪在暗地里做些什么，我心里也清楚。
　　小峰在一边说起他在苏州的几个写诗的朋友。我不感兴趣。黯之黯和苏州的
那帮赤佬有联系，是小峰拉的皮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蠢。为什么不向外地努
力努力呢？黯之黯比我更没钱，但是他玩得比我转多了。他说我不会做人。我觉
得我做人并不象黯之黯说的那样糟。我喜欢得到点荣耀什么的，但我年龄小，出
来得太晚，让人家领了先，现在再想挣一块地盘，难极了。
　　我又喝了几口茶。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
　　黯之黯朋友多，而且都是些两肋插刀的朋友。我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在一
个地方住满上三年过，而且中学时我住在父亲的部队里，另外，进了大学以后，
在大学里交的朋友也不多。我的朋友太少。就这几个朋友也帮不了我的忙；我自
己又不愿求人，不愿对人低头。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搓搓手罢。
　　黯之黯出身工人家庭。他看不惯败落的资产阶级家庭，所以他才放风说群群
象程乃姗。群群的家庭确实是败落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虽然我可以看在朋友交
情的份上把千百个败落的资产阶级家庭骂得一文不值，但我决不容许有人说群群
坏话。说她象程乃姗，更气死我。上次广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黯之黯放
的风，他向我道歉过了。广化说，“就是嘛，我想你也不至于是个如此色中饿鬼，
去找素质这么差的女人。”我说，“他妈的。黯之黯这小子才是色中饿鬼呢。他
在上师大勾的那些女的，全都是些长得一塌糊涂的乡巴佬，全都是些Ｍｉｓｓ．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们。”
　　黯之黯妈端了一盆热水进来。让我们洗脸。我和小峰都客气了几句。我擦了
一把脸。黯之黯和小峰在一旁谈着那帮外地诗人。他们谈着北京的那帮朦胧诗人。
　　除了黯之黯的诗歌，我没怎么读过朦胧诗，但那时北京的一个朦胧诗人顾城
来我们上海师大作过报告。胡同对我说过，顾城是个喜欢到处作报告的朦胧诗人。
那时我和黯之黯还不认识。顾城在东一教室开讲座的那天，我也没去听。因为“
从北京来的朦胧诗人”这个名头很大，东一教室挤满了人。我从西部去东部，路
过东一教室，就也在门口张了张。顾城坐在讲台上，半闭着眼睛，一付很沉醉的
样子，在那里朗诵着“地平线”什么的。我看一眼就走了。后来我和黯之黯认识
了，也谈起过这事。黯之黯说，那次顾城把他的丈母娘也带去了上海师大。黯之
黯说顾城的丈母娘是上海人，她知道了顾城写诗，让他好好学学赵丽宏，争取考
大学。“赵丽宏是个太监一样的人。顾城听了这个后气坏了，”黯之黯说，“所
以顾城把丈母娘也带去了上海师大，让她知道在大学里有很多大学生是崇拜顾城
的。”我说这下子顾城倒是他妈的风光了。我不知道顾城写的是什么样的诗。有
一次党校给过我一本《舒婷顾城诗选》，他说好。我都没翻看一下就送给寝室里
的一个同学了。因为我当时只认定了一点：凡是党校喜欢的读物，肯定是愚蠢的
“新潮追随者们”读物。
　　小峰说，他不喜欢顾城的诗歌，太黏了。

　　到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大门口前，妈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去挂号。这里给我一
种诡异的感觉。一种诡异的气氛。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精神病院。以前在电影里
我看得很多，一想起来到就有恐怖感。
　　“初诊四角”。我拿起了找回来的钱。来来往往的都是医生、病人和病人家
属。有些人我一看就知道，是先天性痴呆。
　　我和妈在长排椅子上坐了。我想抽烟，但我看见不远的地方医生在阻止一个
人抽烟，所以我没把烟掏出来。墙壁是一律白色的。医生们穿着白色的褂子。我
不时地会想起电影《弗朗西丝》。我觉得自己想呕吐。我问一个医生，九十三号
在那个门诊室。他向里指了指，说，在六号门诊室。我把妈带了过去，在六号门
前的椅子上坐下。等了几分钟，叫了号，妈进了门诊室。里面是个胖胖的中年女
医生。我也跟着妈进了门诊室。医生问，怎么回事。我说我妈有幻觉。那医生瞟
了我一眼，说，“不是问你呢。”她那口气象是在训斥犯人。我没作声。
　　我的头发很长很蓬乱，而且我身上穿得衣服很糟：一件红花色的漆布夹克式
衬衫，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一件，敞开着套在上身；里面是在前胸写有大大的“撒
娇第一·京不特”的毛巾衫，因为胸前敞开着，所以人们都读得到这几个字。虽
然我今天没有穿拿件带骷髅的、写有“天天撒娇”的“不特衫”，我身上的这一
套也够让人觉得我是“非正常”了。“非正常”就是和他人不一致。在中国就得
和他人一致，得有一个清一色的“中国人形象”才行，否则就是不正常，就是精
神有问题的征象。其实我本来也不敢自己设计“奇装异服”穿，但我这“京不特”
的名头给我壮了胆，所以我才敢小小地与众不同——因为在大学里，人们都已经
知道了：京不特是与众不同的。然而不管怎样，这里不是上海师大；进了这里的
大门，我便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这身穿着很麻烦。我很怕医生到时候也把我当成
是住院病人，硬是拖进住院部去。虽然在这里住院必须有病人家属和病人自己的
同意才行，可我还是有点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阳光穿过窗格子射落到医生的写字台台板上。妈妈有点气愤：“你态度好一
些嘛！”我觉得我们好象是在被戏弄。
　　医生让她把病情谈一下。妈妈说，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病。
　　“他们都说这是幻觉。我总是听见有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他们说这是幻觉。
我觉得这不可能。”
　　“什么样的声音？”
　　“有时候‘十分好，十分好’，有时候说‘高明，高明’。”
　　“就这些？”
　　“有好多了。我是编辑。编稿子的时候就是听见有人在我的耳边说，‘有道
理，好’。遇上错的地方这声音就说，‘不行，不行’，‘不对’。”
　　“还有呢？”
　　“有时候‘可以的’。”
　　“还有呢？”医生一边问一边记录。
　　我想起公安局来我父亲部队和上海师大找我，向我“了解情况”、与我“聊
天”的时候，也是边听边这样记录的。
　　写字台上反射过来的阳光很亮。
　　“有的声音很下作。一会儿说‘轧姘头’，一会儿说‘小老婆’。”
　　医生把头转向我：“你妈妈变得这样时，你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不很好。夫妻分居两地嘛。”我说。
　　“好的。”医生记录着，然后又转向我妈，“还说些什么？”
　　“有时候说我自杀。有时候说‘走掉了’、‘不给他，不给他’。我问‘给
什么呢？’没有回答。”
　　“还有吗？”
　　“还有‘蛮好，蛮好’。我问什么‘蛮好’，工资还是房子。”
　　“还有吗？”
　　“说‘寿头，寿头’。我说，‘多给我一些，我也要。’那声音哈哈大笑，
说，‘好球，好球’。我说，‘我只是完成指标，又不是参加比赛。’它说，‘
你倒是会说话。’”
　　“还有吗？”
　　“让我想想……，对了，‘不要他，不要他’。我说‘一家人分不开’。它
说‘太道地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让我想想……。好象是前年。”
　　“一开始是怎样的呢？……你出去一下。”医生让我退出去。我退了出去。
　　走廊里很暗。我在长条椅上坐下。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地响。对面坐着一个头
发蓬乱的老女人。我想呕吐。妈妈的病我只有背着了，外婆这么大年纪，妹妹还
不懂事，妈又不相信别人……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是好是坏，都是没有办法
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同学们都羡慕我。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红色保险箱。人
家看看很好哇：父亲是军官，妈妈是编辑。可是“人家”毕竟不是我，他们所羡
慕的家庭也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我宁可让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里，
象黯之黯那样，穷就穷了。我宁可自己没有被生出来。
　　对面的那个老女人在哼哼唧唧。我觉得这过道太暗太黑了。
　　现在“人家”也不会再象过去那样了。现在“共产党员的家庭”才不希罕呢。
人家对当官的都不再有好感了，对“党员”更没好感。在大学里，“脑子有病的
人才入党”。妈妈的脑子原先是没病的，现在出了毛病，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家
庭是我的，我就免不了。
　　对面那老女人晃着身子。我恶心极了。
　　我是个地球上的生命，这倒霉我认了；我是中国的公民，这倒霉我也认了：
毕竟我还没有成为非洲难民；我还没有被安胎在母猪的肚子了，到头来一刀被人
宰了。
　　门诊室的门开了。一道白色的光线斜在过道的水门汀地上。我迎了上去。妈
出了门。我问：“好了。”妈笑着摇头说“好了，就配点药。”
　　我接过处方单子，看了看。上面是长长的一串药名，在三个药名前勾有勾记。
“氯丙蓁。安坦。安定。”我说：“妈，你坐一会儿。我去取药。”

　　出医院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妈妈去单位领工资。我向４３路车站的方
向走着。我没去找黯之黯。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再说黯之黯也不一定在家。阳光
很毒，把地面映得白白的。我在树荫下面走着。我觉得自己可怜。我真想待在家
里用凉水好好地冲洗冲洗。
　　我拖着脚向前走。一个撑花伞的少妇和我擦肩而过。我的头皮有些痒，可能
是因为头发太长的缘故。大木桥。打浦桥。卖棒冰的老头走过我。我口袋里有几
角钱，但是我不想买棒冰。
　　夏天越来越让我难过了。小时候我那么喜欢夏天。那时候夏天就是游泳的时
候，就是在弄堂里乘凉的日子。甚至到了中学，在我住在江湾我父亲部队里的时
候，我还是那么喜欢夏天。那里的桑椹，吃得我一嘴紫色；那里的葡萄，我总在
它们还没熟的时候就去摘着吃，一咬就满口唾沫泛出来——酸极了。那时候阿多
阿姨怀着孕。我听说孕妇喜欢吃酸的东西，就摘了一书包葡萄给在外婆家住着的
阿多阿姨送去。现在阿多阿姨的儿子，我的小表弟，已经六岁多了。我大学毕业
了。夏天的女孩子越来越漂亮，我却越来越落魄了。过了这个星期，我就得靠自
己挣钱养活自己。从前我总是为自己想象着婚礼，现在则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自己
这辈子不会结婚。父亲说过，我毕业后他不再会给我一分钱。
　　夏天的冷饮花色更多了。如果我有钱，就会吃光用光的吧；也许可能会攒一
点下来。攒钱干吗呢？现在的物价越来越贵了。去新疆的事看来是泡汤了。我是
不想去闸北区教育局报到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接着该干些什么。过吧，日子总得
过下去的，到时候总会有路走的。
　　我的汗衫湿透了。今年的夏天真热。我扇动着衬衫的沿。

　　这衬衫是两个月前我用萧午给我的废画布做的。那时候天还没有这么热，是
在毕业前的那几个星期里。一到晚上，就觉得天气好爽。有一个晚上，我和萧午
杨洋他们还汽车从上海师大到我家骑了个来回呢。
　　那个傍晚我在学校里瞎逛，碰上杨洋迎面走来。他说他和萧午都在找我，让
我去找一辆自行车，因为他们都有了自行车。我觉得奇怪，还没明白过来他的意
思。我问杨洋怎么回事。杨洋说，反正没事，他们决定一起骑车上我家去。我说
我没车。杨洋让我想办法借借看；他也帮我找找，有没有谁有车可借。
　　天还没暗，校园里都是复习迎考的学生吃了晚饭在散步，一棵棵枝叶茂密的
大梧桐树是让人幽闲的。杨洋他们已经考完了。而我们毕业生则在一个月前已经
考试结束了。我突然想起胡一飞有一辆车。他也许在学校吧。杨洋说，我去找胡
一飞借车，他们在校门口等我。
　　胡一飞的寝室里有好几个中文系的女学生，是和杨洋他们一届的。胡一飞其
实也是个羞怯型的人。我没想到在他寝室里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胡一飞以为我是
来和他谈毕业分配的事的，让我坐一会儿。我说不坐了，问他有没有车。他从抽
屉里取出钥匙，说，“明天早上我要用的。”
　　“我就晚上用用，”我说，“你们继续谈吧。”我朝胡一飞眨了眨眼睛。他
呵呵地笑着。
　　“下面靠门的那辆。”
　　“我认识你的车。”我跑着下了楼。
　　萧午和许玉骏的车是他们自己的。萧午以前对我说过，许玉骏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买一辆自行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萧午在女人的事情上是个喜欢
夸张的人。但不管怎样，许玉骏是个很出色的女孩。那时我是对她一见钟情的，
如果不是萧午在这件事情上抢了先，我准会天昏地暗地追求许玉骏的。
　　“萧午。怎么回事，你们怎么突然想到要去我家玩的？”
　　“是骏骏说起的。她说她从来没有去过你那里玩。反正没事，大家都闲着没
事，去你那里玩玩吧。小江也去。”萧午说。
　　小江叫江慧星，是杨洋班上的女生，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
　　“对，是我发起的。怎么样，小土，欢迎吧？”许玉骏说。“小土”是从前
群群班上的那些女孩们给我取的，因为她们认为我是“土匪”。后来群群她们那
届毕业了，群群自己也不叫我“小土”了，这个“名字”却被东部后几届的女生
接过仍旧用在我头上。
　　“当然，我不可能不欢迎。我们走吧。”我不敢和许玉骏多说话，怕引发出
我自己太多的感情。
　　萧午写给许玉骏的情书，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我帮他设计，用“口
兽”方式写成的。当然许玉骏是不知道这个的。我在这些情书之中其实是在抒发
一种真情，这个萧午也是不知道的。平时我给杨洋和那些中文系学生口兽的情书，
他们都把底稿保存的很好，这样他们也能在之后模仿这底稿而自己设计新的。但
萧午每次都不留底稿，所以每写下一封总是来找我。我是在向许玉骏倾诉，但读
信的人却丝毫没有想到这是“小土”的声音。我的感伤主义呵。
　　有一次萧午读了我《第一个为什么》中的一些章节，对我说，“不特，你如
果够朋友的话，就把这十八行删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要把这十八句用
在写给许玉骏的情书里。这小子是昏了头。第一，这长诗是我写给群群的；第二，
这首长诗是一部人类的伟大作品。“这是人类的永恒恋爱。你寄出的这些情书只
能是一时性的。你帮帮忙！分一分主次吧。我不是专搞通俗文学的天才，如果我
不是有我长诗中持续着的这种爱心，我也就不可能为你们设计情书了。”那时我
这样对他说。他听了倒没吭声。
　　我们的自行车在中山南一路上驶的时候，有一段路没有路灯。我差一点摔倒。
到达我家的时候，快九点半了。我们把车停在楼外。
　　月亮小，天就显得很高。进了屋，我便把录音机打开了。杨洋和萧午问我要
新写的长诗部分看。萧午先是作深沉状，然后说，在他所知道的诗人中，我是那
最有才气的。我当然也说他画的画比艺术系出来的学生画得更出色。萧午这小子
当面捧我，这意思就是想让我当着许玉骏的面捧他一下。我是个“很有才气的诗
人”，这在上海师大里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上海的“地下诗人”们也都是这样
认为的，除了一个孟浪之外。我是一个喜欢被人捧被人欢呼的人。
　　我常常也和杨洋萧午谈到“两个秘诀”：一个是爱情，对爱情越假越真；一
个是艺术技巧，只有把艺术当骗术，才可能在技巧上如火纯青。
　　杨洋让我在誊完后把草稿给他。“第四部分，”他说，“我只要这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情感倾诉最多的一部分。我说，我已经把第四部分誊完了，草稿拿去
吧。我正在打算写第五部分。
　　我对萧午说，让骏骏去洗手间冲洗一下吧，骑车骑得出汗。他问，骏骏，想
洗一下吗。好的，她说。香皂在窗台上，我说。
　　“杨洋，我们等一下也冲一下吧。骑车骑得一身汗。”
　　门外有钥匙声。妈下来了。我打开门。妈的手上拿着一条西装短裤。
　　“啊，妈。几个同学一起玩玩。”
　　“噢，好好。你们玩吧。征修，这条裤子是外婆给你买的，你拿去穿吧。”
　　“唔。”我接过裤子，“今天我还要回学校。”
　　妈上去了。我脱下军裤，把西装短裤穿上，挺合身的。杨洋说样子不错。
　　骏骏洗完澡出来。小江进洗手间去了，骏骏又跟了进去。
　　日光灯晃动着。可惜太晚了，我说，否则的话可以买一些饮料呵，酒呵什么
的一起喝了。
　　“对了。我本来还打算买一包外烟的。今天太匆忙了。”萧午说。
　　“不用那些了，我们还没有到甩派头的时候呢。”杨洋说。
　　一会儿，小江和骏骏一起出来。“你们男男头们去洗澡吧。”骏骏说。她的
黑裙子飘动着。
　　“难为情。我这里没香水……”
　　“小土说这话了。嘻嘻。”

　　阿咪阿姨在外婆家。
　　外婆说，“征修，你好久没来了嘛。”我说是因为分配的事。
　　“听说你被分在闸北区教育局？”阿咪阿姨说，“不怎么好嘛。”
　　我笑了笑。我说上午我陪妈去看病了。外婆问我医生怎么说。我说我们先去
了华山医院；人家让我们去精神卫生中心，我就陪她去了。
　　“午饭还没吃吧？”外婆问。
　　我“嗯”了一声。外婆去厨房帮我弄饭去了。我在沙发上坐下了。外婆家的
通客堂间挺爽快的。阿咪阿姨问我这一阵子好么。我说还可以。我累坏了。

　　阿咪阿姨是我在外婆家第二小的阿姨。比阿多阿姨大三岁。她现在是在教育
学院负责编译工作，工作挺舒服的。她初中毕业的时候，正是那时搞上山下乡的
的时候。她那个时候思想好，写血书坚决要求去北大荒。结果上面批准下来。她
去成了。怀着满腔理想去了北大荒建设兵团，一年回上海一次。她去的时候，我
还只有两岁。每年春节前她回来，总是带很多葵花子回来。有一次她回上海，家
里的人去火车站接她，看见我在弄堂后面的垃圾箱上站着和一群小孩子一起玩，
就把我抱了下来，带我也去了火车站。
　　那个时候阿多阿姨还在念初中。阿多阿姨有很多小人书，我平时就喜欢拿在
手上翻。有时候阿多阿姨的同学也来外婆家玩，我和他们都认识。有一次阿多阿
姨的一个胖子同学把小人书都拿走了。我不肯让她拿，她还是拿走了。我对阿多
阿姨生气。阿多阿姨给我买话李吃，我也不要。她的同学来找她时，我把她们都
关在门外不让进。阿多阿姨在我身后叫着，“她们不是那个拿走小人书的人！”
我说我不管，都是坏人。过一会儿外婆把我哄走了。但是在这以后我还是一想到
小人书的事就不高兴。那个胖子没有再来过。小人书就这么没了。后来阿多阿姨
说，那胖子生病死了。我说，“哼，那天她拿走了这么厚的一叠啊！”
　　我现在总觉得那时候的阳光特别黄。那时外公要哄我午睡，抱着我哼京剧样
板戏。天花板是黑色的，很黑很黑地一道一道凹进和凸起。我只看过一场《智取
威虎山》，我可以把座山雕和栾平讲的台词都照样学下来。有客人来，我就问，
“你知道座山雕看见联络图以后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就学一遍给他
们看。客人总会说我聪明。外公在一边笑，说我不学好。“英雄人物不学，反派
角色说的话他倒是都记住了。”
　　外公看了《红灯记》，就对我讲李玉和，讲鸠山，讲王连举和铁梅。我听外
公讲过很多遍，却没有看过电影。有一次外公弄来了一张票，他抱着我去电影院。
但电影院管票的说，不行，小孩子也要票。外公也没办法。门外等退票的人很多，
外公就把票给退了。回到家里，外公又对我讲了一遍《红灯记》的故事。听着听
着，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稍稍长大一点，被大人硬是拿到了奶奶家里去住，电台
里一天到晚放《红灯记》之类的，奶奶也喜欢唱《红灯记》和《沙家浜》。但是
我没看过《红灯记》电影，到现在也没有。

　　阿咪阿姨站在大立柜前试着衣服。我把饭碗收了起来。外婆说，放在厨房就
行，她来洗。我把菜在菜橱里放好。走进屋。一圈圈阳光从客堂顶延伸出天井部
分的天窗里落下来。我坐在沙发上，掏出烟，点上。
　　“你年纪轻轻，可以少抽一些烟了。”阿咪阿姨说。我笑了笑，吸了一口烟。
天花板现在是白色的了。那时候我的几个姨夫一起动手，把天花板重新做过了。
本来的黑色天花板只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更喜欢黑色的。我把头往沙发上靠
了靠。
　　“小吕叔叔最近怎么样？”小吕是阿咪阿姨的丈夫。
　　“在他们专利局有两帮人。一帮是听他的。反正现在他还是个副局长。”阿
咪阿姨说，“小吕的弟弟现在在美国。”
　　“我知道。”我说。
　　“我在和平公园练气功，碰到一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女的，跟我说了几句外语，
”阿咪阿姨说，“后来她问我在外面有没有人认识，她想上美国去，想找个人搞
担保金。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小吕，问小吕。小吕就给他弟弟写了封信。上次，她
第二次回国，他们两个见了面。那女的很漂亮。小吕的弟弟精得很。他说要出来
可以，但得结了婚才行。现在也不知道怎样了。大概没成吧。”
　　“小吕叔叔怎么不出去呢？”
　　“他现在不想出去。下半年我倒是要去德国了。”
　　“哦。我倒不知道嘛。你是怎么办的？”
　　“我写信去申请学校。结果好几个学校都来了录取通知。然后我找我在巴州
的朋友担保一下，就行了。”
　　“读什么？”
　　“德语文学博士。”
　　外婆笑着插了一句：“你妈妈上次来还说，让阿咪阿姨把你也带出去呢。”
　　“她什么都不知道的。哪有这么容易？”我说。群群倒是曾经对我说过，如
果我想出去，她可以帮我的忙。那次我把话给说死了。我这个人太要面子，不愿
意求人。我不会让阿咪阿姨把我弄出去的。我不会求他人。顶多我会让她把我的
诗集带出去，找一家出版社。
　　“你那时候在大学里专业搞搞好，考个研究生不是挺好的。去写什么诗。和
政治有关系的，总没什么好的。”阿咪阿姨说。
　　我笑着说，现在已经这样，只好算了。她是好意，我知道。如果我妹妹要选
择我今天的这种生活，我也会劝她“不要这么愚蠢”的。
　　“我看嘛，人家兰兰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你甩了的。”
　　“不是的。”我连忙辩解。这东西怎么说呢。外婆家这么多阿姨，全都对我
说写诗没什么意思，如果我处在她们的位置，我也会说。但是我不愿意自己听见
这些。我是落魄的。我知道有很多人看不起我。人都是势利的。但势利又有什么
不对了？我也势利。没出息的人被看不起是应该的，看不起没出息的人也是应该
的。我不会怪别人看不起我，也不会怪自己看不起没出息的人。只是我受不了别
人看不起的目光。芸芸众生，我算什么呢？我佩服阿咪阿姨。她还没有看不起我。
就算她看不起我，我也佩服她。

　　那时候她去了北大荒，在那里挣扎了近八年。她臀部生了瘘管，到上海来开
刀。动完手术后回到北大荒，看破共产主义红尘，就让我别的阿姨姨夫们捅了后
门，进大学去广州读德语去了。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抽屉里看见了她的好多本日记。她以前曾经很虔诚
于毛式共产主义。在她的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着：

　　　　心在胸头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英雄。

　　写这个的时候她才十六岁。我真羡慕她：哪怕是受了愚弄，也轰轰烈烈过。
中苏珍宝岛一役，中国的军队死了不少人，有不少人因战死而成了英雄。有一个
炮手叫杨勇的，身负重伤还在战斗。他的故事我从小人书上也看到过。阿咪阿姨
就把报纸上介绍杨勇的事迹剪了下来，贴在日记上。在一边她写着：杨勇哥哥牺
牲了。如果有这么一天，我盼望着这么一天，也能象杨勇哥哥一样走上战场，我
一定会为杨勇哥哥报仇，杀尽侵略者，捍卫我的祖国。
　　她是工农兵大学生。从广州外语学院毕业后被分在了北京中央马列主义编译
局。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觉得没劲。拼命搞调动，调到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北
京分社。当了一阵旅行社翻译，又觉得没劲。她毕竟看穿了。八○年她得肝炎回
上海治疗时，考了同济大学德语系的研究生。现在在外面都不承认工农兵大学生
她也无所谓，她毕竟已经是德语硕士，那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已经不再能说明
什么了。出国对她来说方便，而且是有好处：为什么不再到德国去拿个德语博士
学位呢？傻瓜才不呢。
　　我还记得她那时考同济的研究生，老来问我，让我帮她搞语文的复习资料。
我那时候是在考高中。他们那一年考研究生容易得很。小吕说，他们单位上有一
个人同时自学考了大学和研究生，结果大学入学考没考好，研究生倒是考取了。
我误了年代，不然我也会去考研究生。小时候我志向大，想弄上五六个博士学位。
大学几年下来，才知道那时候的想法是很可笑的。

　　阿咪阿姨也在沙发上坐下了。我问她，她翻译的那本德国小说找到出版社了
没有。她说没有。我拨弄着手指。我的头骨咯咯咯咯直响。我觉得自己好象是要
闷死在夏天。阿咪阿姨说，要出版点东西真不容易。我笑了笑。
　　外婆坐在桌边看报纸。阳光好象淡些了。
　　阿咪阿姨说，“征修，你英语学得怎样了。”
　　“好久没看了。水平可能不行了。”
　　“如果你想出去，这个可不能丢。”
　　“那当然。上次我在外滩的公共汽车上，碰上几个外国人。他们可能是迷路
的。其中有两个女的，挺漂亮。我看挺可怜的。我在他们旁边，听他们是说德语。
我想如果你在就可以帮他们指点一下了。我的德语很糟。我结巴着说‘
Ｓｐｒｅｃｈｅｎ　Ｓｉ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ｏｄｅｒ，　ｓｐｒｅｃｈｅｎ
　Ｓｉｅ　Ｅｎｇｌｉｓｃｈ？’”
　　“呵呵，你还会说几句德语。不错嘛。”阿咪阿姨说。
　　我笑笑，说，“在大学里和高中里自己学过一阵子，至少这几句还是会说的。
那女的很惊奇，看了看我。我又重复了一遍。她连忙说‘Ｊａ，Ｊａ。’我还没
继续说下去，那男的就叫她下车了。我挺想帮她们忙的。”
　　“你还会说什么？”
　　“还会一句‘Ｉｃｈ　Ｋａｎｎ　ｋｅ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ｓｐｒｅｃｈｅｎ。’”

　　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自己学起了德语。那时兰兰就是因为这个才在第一志愿
的专业项上填了德语系的。结果她高考分数太低，达不到德语系的要求，这才进
了日语系的。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拼命学德语。我的英语在同学之中算得上是极好的了，
但口语不行。我讨厌那些英语发音不准而又拼命说英语的人，就象我同样讨厌那
些普通话说不准又拼命翘着舌头说普通话的人。尽管我英语发音是学“美国之音”
的腔调，但还总觉得自己发音跟那些我所讨厌的人一样令人讨厌，所以干脆就不
怎么说英语了。大学生之中卖弄的人特别多，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就是大学
生，唯恐人家不知道他会一点英文，又何必呢？我很怕自己也象他们那样，因为
我也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但是就这点水平也炫耀的话无疑是在丢丑。
　　阿咪阿姨读德语的语调我很喜欢。我曾经想让她帮我念一盒磁带，没事可以
听听。她人很聪明。我外婆家的这个家族好象聪明的人很多。我的小舅舅失踪了。
其实他也很聪明。阿咪阿姨也聪明。听外婆讲，我妈还有个姐姐，抗日战争时离
开了上海，结果去投考了西安的一个情报学校。那学校好象是国民党军统局办的。
她在毕业前实习的时候就立了功。抗战还没结束，她被日本人刺杀了。搞情报工
作，就是拎着脑袋活，所以公安局文保处让我和他们“合作”，我死也不答应。
走出第一步的话，这一辈子就完了。有些人聪明，他喜欢理性的秩序，喜欢去理
解和使用知识来为社会的秩序服务；有些人聪明，他喜欢按自己的想象活，喜欢
冒险，喜欢自由而不顾秩序，－－我就是这种；有些人聪明而且冷漠，喜欢冒险，
把谍报工作作为事业，－－我妈的这个姐姐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是不可混淆的，
让我去作另二种聪明人，我绝对受不了。阿咪阿姨其实多少有点和我相象，如果
她和我的年龄一样大，肯定是一个亚文化的女诗人。她在北大荒的时候也写过很
多诗。
　　虽然她那时是一个人在北大荒闯荡，但她还是很孩子气的。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她从北大荒回来，外婆给她买了很多脆麻花，让她回北大荒时带着。我问
她要，她不肯给我。我在心里说她小气。弄堂大门口有个叔叔给了我一根珠子链
条。阿咪阿姨看见了，就求我送给她。我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后来这链条被
她抢了过去。我哭了。外婆看见，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阿咪阿姨抢我的链条。外
婆问她，她不肯拿出来。她说给我脆麻花。我说，不要脆麻花，我要链条，这链
条是我的。我闹了一个下午，她还是没给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见她边吃边
笑，很气。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白了她一眼，说，“油－腔－黄－调”。那时候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把“滑”发音发成了“黄”。在桌上吃饭的人
都笑了。我更气，又白了她一眼。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链条厂边上。他有很多链条，我问他要
了些。阿咪阿姨从北京回来，我就拿这么多链条给她挑。她说不要。那时她已经
把十几年前的那件事忘了。但是我还记得。

　　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地响。我从包里拿出誊好的长诗翻看着。已经写完了六千
行了。我的头骨得去开刀。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动手术。看着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
我说不出地得意。也许我真的会写一万多行。至少在中国，一万行的抒情诗从来
没有过。我知道我以后在文学史上将会有很高的地位，但我此刻却丧魂落魄一样。
为了写给群群，也许不止是这些吧，我把对小兔，对兰兰的感情也多少是宣泄在
这首诗中了。好多人在我写完四千行之后对我说，四千行差不多了；然后我写了
五千行，然后他们说，五千行也可以了；然后又说，六千行够了，写这么长干吗。
我对这些话都一笑置之。这毕竟是我的东西。在我感觉到是应当结束的时候，我
自然是会结束它的。每一个人人生中的艺术都不一样。对于我的东西，我只希望
别人捧我，不希望别人说不好。我才不会去听别人对于我的作品的评价呢，不管
是说好还是说坏。只是因为别人说我的东西好能够使我感到愉快，那为什么不愉
快愉快呢？朋友们走到一起，还不是为了让大家相互分享一下每个人的愉快？

　　　　“雨点在我的头上湿漉漉我也无奈
　　　　在任何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情绪象瓦片一样对我横陈”

　　阿咪阿姨问我看什么。我说我自己的长诗。阿咪阿姨说，“我可以看看吗？”
我把诗稿递给了她。
　　“这么长？”
　　“中国之最了。”我说。
　　“长有什么用。”
　　“写得也好。”我说。
　　“算了。你又自卖自夸了。”
　　我又掏出一支烟来。我想起自己的这部长诗，就会热血沸腾，哪怕再没劲，
我也能挣脱。我对朋友们说过，对于我这诗歌好象是一种鸦片，染上了就戒不了，
并且在之中愈陷愈深：我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就会想写；越写越发觉生命没有
意义。从天窗里进来的阳光越来越柔和了，显得无力。穿堂风吹过我，我总会想
起幼年的午睡。那时候的世界是梦一样的世界，波光粼粼的世界。我知道以后自
己只会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年和老年，却绝不会回到童年。我要担起的责任越来越
多。我已经早已超过了十八岁，在法律上说我是共和国公民了。
　　外婆说，她要去打麻将。我“嗯”了一声。
　　阳光象一道从天窗那里架下来的梯子，一动不动。闪烁的尘埃让我知道那里
不是空的。不是空的，那里充满了尘埃和空气；那都是些我无法抓住的东西。我
的无聊不是常常也来填补我的时光吗？在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时光的时候，总是
会有许多东西来让我回忆。我其实没有虚度过一时一刻。时间总要过去的。我们
都在赌。我的赌注是我的一生。那么我将赢得什么呢？我不会赢的。我最终就是
失去这些赌注。我们挥霍时光。我的一时一刻都没有虚度，一时一刻都是我的喜
怒哀乐，都是我的冷漠和狂热，都是我的酣眠和梦。我在梦中一次次被某种危机
追逐，然后我逃脱了；然后我又被新的危机追逐了。醒了，也是这样，也是逃脱
和又一次被追逐。白天的遗憾，在梦中可以得到一些弥补么？在梦中又有更多遗
憾。我还年轻，我还能把幻想寄托于未来。到了外婆他们的这种年龄，就象外婆
平时所说的，已经在等大限了。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不是也会一样地绝望么？
想妈妈这样，生命其实不是一种极荒唐的悲哀么？也许知道了绝望之后反而能愉
快一些吧。在梦里我也曾寻找到过我深爱的情人，醒来时就是一眶眼泪，然后知
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人，单独的一个人。
　　阿咪阿姨在看着我的长诗。她找到了一个如意的丈夫：他们象爱情小说那样
相爱了，然后结婚了。也不过就是这样吧。人又是一种贪得无厌的动物，对感情
也一样贪得无厌。我的头骨会响。阿多阿姨说要开刀。开刀会不会出故障。我总
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切。我碰的钉子已经太多了，我以后又将碰多少钉
子呢。现在，我也能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象模象样的诗人。谁又不希望自己能是一
个伟大的人呢？人在精神上能用来依靠而活下去的东西其实很少很少。一个人不
会在样样上都自甘沉沦的。我又算什么呢？人又算什么呢？圣经上的上帝还不是
想要有人就有了人么？人被生出来了，可是这一件事人连自己都作不了主，还能
有什么更荒诞的东西呢？人这样东西，我这样东西，就是最荒诞的了。什么《等
待戈多》，和人生大荒诞相比，只能算得上是一个滑稽小品。
　　我身上有汗，风吹过，我就觉得凉快。
　　活着就是活着，也用不着硬起头皮。一生一世糊涂，还说什么虚度光阴呢。
　　阿咪阿姨把长诗递还给我。我把它放进了包。她对我说，外公回来了。
　　外公拿着一张“参考消息”从外面走进来，看见我，问我什么时候来的。阿
咪阿姨说，“你出去刚一会儿，征修就来了。”
　　“呵呵，居委会弄来的电影票，没人去看。电影倒是没啥好看。电影院里的
冷气挺舒服。呵呵。香蕉你拿着吃吧。吃吧。现在这香蕉要一块多钱一斤。难得
吃到了。”外公叹了口气。外公八十多岁了，头上还是没有白头发。
　　我剥开了一只香蕉。“外婆去打麻将了。”我说。
　　“你去报到了没有？”外公问。
　　“没有。”我说，“还要过一个星期呢。”
　　“哪一家中学现在还不知道吧？”
　　“嗯，不知道。”我没对家里说我不打算去报到，也没说我到市委去要求支
边的事。他们的想法和我不一样。
　　我把香蕉皮放在了烟灰缸里。
　　“今天我陪妈去看了。是在宛平路的精神卫生中心。配了点药。”
　　“你妈呢？”外公问。
　　“去单位领工资了。”我说。我把香蕉吃了。
　　“今年真是热死人了。”外公说，“到长治电影院就这么点路，一身汗。你
们上午在外面跑，不热吗？”
　　“热的，”我说，“当然热。热得快发痧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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