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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余华：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Jan 27 10:17:15 2000)

转自网易。

余华访谈：我永远是一个先锋派

作者: 许晓煜 (01/26/2000)

　　许晓煜：余华，你刚才提到你们始终走在文学的前面，“前面”指的是什么？ 
　　 
　　余华：我们是真诚的。当我们最早写小说的时候，对当时现存的文学不满意。那时除
了莫言、马原、残雪，还有更早的张承志、韩少功、王蒙、汪曾祺等以外，大部分的文学
作品在叙述上和中学生作文一样，而我们则用我们认为最真实的表达方式，我们用离事物
很远的描述来写作。现
在这种方式已成为一种传统，所有的人在用这种方式，有的人写文章说自己是先锋派，我
知道他们的先锋是什么内容，他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还在往前走，例如我现在采用一种最简洁的手段写作。我现在的叙述离事物最近
，仿佛贴在上边。我最近写了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
》，我寻找到一种最单纯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来源于我对巴赫音乐的喜欢。他的《马太
：受难曲》有3个多小
时，却只有一首歌的旋律。我反复听，寻找到了一种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
写出最丰富的作品，这个力量震撼人心。 
　　 
　　最近我看到，格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追求一种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苏童
也在文章里谈到，单纯是最高贵的。几年来我们经历了各自写作的高潮和低潮，现在想法
还是那么相似，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80年代，我们把一种语言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并且我们的语言还是很真诚的。现在
我们正在慢慢放弃这种语言，而有的人直接拿过来用，写一些很脏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
对先锋派的污辱。 
　　 
　　假如你让我举例的话，我认为今天的先锋派还是那么几个人，还应该加进王朔、莫言
、刘震云、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 
　　 
　　“文化大革命”以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划了一个句
号。这个句号表明，中国已经有文学了。先锋派就是那些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有些人很
快会被人忘掉的，时代会有偏见，但历史是公正的。 
　　许：写作技巧在你的写作中占什么位置？ 
　　 
　　余：技巧就是一种表达，是作家阅读、生活和思维训练的一种积累。一个作家自身的
素养和才华决定了他如何使用他的技巧。 
　　 
　　许：在写什么上你是怎么考虑的？在你的一些作品中，充满了暴力和死亡…… 
　　 
　　余：那是我的早期作品，有各种原因。一方面那时我比较偏激，我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开始写小说，对整个中国文学不屑一顾。在南方的那个小县城里，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的邻居只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家里有很多书，经常不出来。我心高气傲，经常在家
里挥挥手把整个中国文
学给否定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初想写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反面》，后来没有写。
它表达了我那时写死亡写暴力的倾向。1985、1986年中国文学还是主流派的天下，韩少功
、莫言的写作都是在小圈子里叫好。我感觉大部分的人都在关心事物的正面，而我带着关
心事物反面的愿望，写
了许多死亡、暴力，用如此残忍、冷酷的方式去写，在中国作家里还没有。 
　　 
　　到了今天，我觉得正反两面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作家都解
决了这个问题。 
　　 
　　许：我很想知道，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余：我的童年和后来的写作还是有关系。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读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中学毕业。父母都是医生，家
庭相对比较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受到对于孩子的那种恐怖。到了少年时期，
我没有书看，整天在大
街上看大字报，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字报都是人身攻击，有些是很下流
、黄色的，很好看，里面有故事，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是从那来的。 
　　 
　　我的家在医院，对门就是太平间，隔一两天就死人，我是在哭声里长大的。 
　　 
　　许：《在细雨中呼喊》中，那个孩子是你吗？ 
　　 
　　余：那个孩子代表了我的许多童年感受，但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把他的童年真正写出
来，哪怕是自传的话，也有一半的虚构。当一个人今天在回忆的时候，今天的成分已经加
进了很多，不可能客观地还原。尤其是写小说，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但是我想，那只眼睛
所看到的，是今天我认
为孩子所能看到的。 
　　许：你对家族的描述是不是很热衷？ 
　　 
　　余：你的问题使我想到我确实写了一个个家庭。也许我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个，也许到
以后写很大的场面，30万字、40万字，一个家庭包容不下了。 
　　 
　　许：现在你在文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愤怒消失了”
。 
　　 
　　余：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在文坛的地位在1987、1988年时就确立了，但那时是在小圈
子里。我记得我和格非第一次见面，我们在一起说，今后我们发稿不成问题了。那时候，
我们的书只印两三千册，出版社赔钱出。后来有了第二渠道，特别是新闻界的介入，救了
我们。 
　　 
　　还有一方面是年龄的变化。一个人不能一辈子都关心杀人放火啊。我记得很清楚，我
写那些小说时，我做过好几次梦，有一次我梦见我被枪毙了；还有一次梦见我杀了人，梦
里杀人过程没有，只记得公安局来抓我，我到处躲藏。那时一写小说就是暴力，真的受不
了，都快到崩溃的地步
。每晚都是噩梦，吓出一身冷汗。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写暴力了。1988年我开始写得少了，
1990年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我那种冷酷保留了下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要保持两种激情，一个是冷酷，你必须把人物放在某一个位置，虽然
你于心不忍。有时候我很难受，但作品要求我这样做。另一个是作家要对人物充满了感情
，你要爱你笔下所有的人，特别是主人公，你必须深深地爱着他，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激
动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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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的月亮升起时，整个球场就在黄澄澄的光华里。记忆中她出现时就
有了沙岸崩塌声，清晰，震撼人心。自个儿拉长的影子浓浓厚厚的看起
来神秘而怪异，许多年以后他都一直看见月亮就似是这一轮。

谁在无声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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