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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余华:有一种标准在后面隐藏着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Jan 27 10:27:03 2000)
作者: 王永午 余华 (09/03/1999)
余华穿着一件印有福克纳肖像的T恤衫来和我谈他的新书——6册《’99余华小说新展
示》
●我觉得用轻的方式表达重比用重的方式表达重更好
●理想作品的结尾应该既是结束同时又是开始,别人感觉又没有完全结束
●有的人跟我说,谁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好像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
,不愿读,因为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我觉得作家的欲望不要太多。对作家来说,生活越枯燥往往越能写出最好的作品
●经典作家还需要时间来认识,现在的人都是吵吵嚷嚷的。我们现在说了不算,还要
50年以后
王:这套小说里怎么没有长篇呢?
余:长篇有3本已经出版了,这套书是我所有的中短篇小说集。好在我写的不多,我
要写多了没人敢出,因为现在出版文集的热潮已经过了,现在谁出文集都赔。现在我是属
于比较关心市场的作家。出版社告诉我编10万字左右一本,每一本薄一点,给读者一个挑
选的余地。
所以当时我就随便选了一下,没按发表日期选,是以风格分册,搞了6本。比如《鲜
血梅花》那一组全是特怪诞的;《现实一种》那三篇全是特暴力的。非常奇怪的是,虽然
我不是按写作时间而是按风格选的,但选出来一看,时间顺序却挺明显。
王:你说过你早期的作品最主要的感受都离不开浙江海盐,而这套书中最接近当代生
活的《黄昏里的男孩》,海盐的感觉已不那么明显。你对地域的感觉会不会随着你到北京
而变化?如今地域对你来说是不是还特别重要?
余:一般来说,你要让我写北京我心里就没底,所以哪怕是北京的故事,我也把它想
象成我们海盐那一带的。在中国,作家有语言方面的困难。比如我可以写南方的故事,可
是我没法用南方的语言写,写出来北方人就看不懂。但在我的想象中或在我的感觉中,这
个场景是发生在南方的
。
王:新收入的,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12个短篇小说,地域性不是很明显,你是不是有
意回避了这种地域特点呢?
余:我好像没有有意去回避,但是痕迹也不多了,是不是已经有点变化了?
王:我觉得是。
余:我自己倒没感觉。
反正我没有有意去做,但我在写作时尽量把发生在南方的故事设法让它发生在北方,
可能无意之中会有些变化。你是惟一告诉我这种变化的人,以前没有人告诉过我。
王:是不是在以后的创作中地域观念就更模糊了呢?
余:短篇中可能会有一部分地域观念模糊,因为现在我在北京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
多年了。说我对城市没有感觉,那是瞎说,再笨的人也会有城市感觉。但是我觉得要把这
种城市的感觉在一个长篇小说里表达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短篇里,我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有很多发生在城市
里的故事确实不可能发生在农村,某种地域限定还是有的。很怪的是,有些发生在农村的
故事反而在城市还能编。我发现,城市是个很奇妙的地方。
王:你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几乎所有的结尾都显得漫不经心。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都市生活给你的感受?
余:一方面是都市生活,也跟年龄增长有点关系。过去一部小说的结尾对我来说非常
重要,是寻找某一个意义的结束,和下一个定论是一样的。现在也非常重要,但重要的方
式不一样。在我心目中,短篇小说、甚至包括长篇小说,最理想的结尾应该既是结束同时
又是开始,别人感觉又
没有完全结束。我觉得尤其是短篇小说用这样的结尾是最好的。
王:我觉得在这些小说里,结尾的象征意义虽然被衰减了,但并没有影响它本身的艺
术魅力,90年代短篇小说的这种特点就更明显。
余:很少有人跟我讨论90年代以后我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我最近发表的。这是第一次
你我两人坐在这儿很认真地讨论这个。因为90年代很多人都关心我的长篇,这两年又开始
关心我的随笔。所以我觉得今天和你这样谈话,我开始发现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比如你说到那个短篇小
说的结尾是有些漫不经心的,这点我还真没感觉到,包括像《黄昏里的男孩》这样的结尾
。这个小说我就想写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老人摧残一个小偷男孩的故事。当我把这个
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还不够,是否人们会对这个老人产生一种谴责?他也很不容易,守
着一个水果摊,故事还
没有结束。我觉得,当某个有很长一段生活经历的人要处理一件事情时,他的做法一定与
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你要了解他的经历后,才可能会对他的举动有所了解。可能我就运用
了这种结尾方式。
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写的这些生活形态,任何一个读者都有可能见到,即使见
不到也能想象到。但还是有一种魅力在里面,你创作中的这种变化非常大。
余:可能是有这样一种变化,我现在一边谈一边临时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跟
我现在更加有把握有关。年轻时,我看待事物比现在要胆怯一些。那时我非常理性,所有
的结尾在动手之前就有。那时我写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尾,中间我给它过
渡过去,过渡长的就是
长篇小说,过渡短的就是短篇小说,然后给它一个理性的结尾。但90年代以后,我各方面
的状态越来越好,写作技巧也越来越成熟,我反而放不下《许三观卖血记》这种长篇小说
。写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是长篇,写一个头发现还没完,本来是当短篇写的,最后变
成了长篇。像《黄昏里
的男孩》、《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特别喜欢这几部小说,也是因为刚开始不知道结尾
,就是写写写写,写到最后,突然被一种什么东西吸引,吸引我往下写,自信会有一个很
好的结果。
王:我知道你喜欢音乐。当代生活与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你所喜欢的古典音乐的
那种结构其实是有矛盾的。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余:我觉得古典音乐让我入迷的是它的叙述方式。比如《战争与和平》或《静静的顿
河》这种大的文学作品,它的叙述结构,没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是下不来的,太庞大了。
一个大音乐,像巴赫的作品《马赛受难曲》,当年门德尔松指挥一千多人唱,多壮观。音
乐确实有一种高度凝练
的气势。我迷恋这种叙述性的音乐作品。
王:这种迷恋在你80年代初的作品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到《许三观卖血记》比较明显
了,到目前更明显了。
余:古典音乐处理一个高潮和另一个高潮之间的过渡关系,乐句和乐句的关系,确实
让我很迷恋。而且它的手法非常丰富,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和声,不同高度的音符
同时发出声音,表现不同的人物,很奇妙。其实我们有很多作品描述的进入大场面,尤其
像《战争与和平》,就
是运用和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那些声音最后要组成和弦而不是各干各的。我感
觉到了解一部音乐作品的结构,有助于我写的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而且我可以花很少的
功夫,还在享受中去完成。
王:现在作家讲结构的太少了,从音乐中来的就更少了。其实,在文学中,音乐结构
用好了是可以省力气的。
余:非常地省力气。有些清唱剧、受难曲,这样的曲式,又听不懂它的歌词,你只能
关心音乐叙述本身的那种意境。我确实迷恋音乐,因为音乐能在精神上产生一种非常强烈
的共鸣。
王:这种音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果有意去做,我估计不一定做得好。
余:我发现我能够差不多半年一年的时间就完全进入音乐,是十几年的文学底子起到
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帮助。我比较刻意让音乐进入作品的是《许三观卖
血记》。因为全部是对话,组成叙述比较困难,不仅人物在那儿发言,同时还要把叙述往
前推,叙述往前推有一
种旋律,这是我刻意追求的。
王:九十年代的短篇,为什么会是一种避重就轻的风格呢?
余:我在这点上有明确追求,我觉得我以后要越写越轻。这很重要:我觉得用轻的方
式表达重比用重的方式表达重更好。像《许三观卖血记》就可以用一个轻的方式表达。
王:因为你的长篇从字数上就轻,没有多过15万字的。其实你的轻松中有一种很沉重
的东西,而且沉重中又有一些自嘲的东西在里面,这种自嘲的东西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不多
见。
余: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尤其是我们这种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作家,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必须放下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你高人一等。有
的人跟我说,最近有一本书写得怎么好,是嘲笑小市民的。我一听就反感,不愿读,因为
觉得这是个立场问题。
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王:这是不是在为读者着想呢?
余:我本身就是个读者。任何一个作家阅读总是早于写作。当我写作时,肯定会考虑
从读者的角度怎么写,读了会产生什么效果。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有古典的、现
代的,那时我就像一个信息库。刚开始写的时候就会想,谁谁是怎么处理的,那么我应该
怎样处理。现在这种想
法没有了,但我还有一种标准在后面隐藏着,我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叙述是最好的。当我在
写作时,时常用一种读者的身份去审视,因为读者是不能讨好的,不会因为你讨好他,他
就喜欢你。
王:你认为一个作家在贴近读者上能做些什么?
余:读者是非常友好的,他只要喜欢你的一本书,另外的书他不喜欢也不会过多地抱
怨你。但是为读者写作还是没法写,你说的读者可能就是你自己这样一个读者。有时你想
象不到你的哪本书卖得好,比如《活着》那本书,谁也想不到会卖得好,我就根本没想到
。
王:可这么多年来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就是没有读者。
余:我觉得他们没有读者是有原因的。假如这个作家的作品将来会成为经典作品,就
一定会有读者。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有的作家你看他现在很有名,其实不知他写了多少垃
圾作品,这样的作家不少。
所以,我想问题还是在作品本身。
你知道,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发行量之大,是令人吃惊的。我到美国诺顿出版公司董
事长家中作客,他说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兰登书屋的版本
,平装本;另一个就是他们诺顿公司的版本,后面配评论的。他说兰登书屋那个版本发行
多少他不知道,诺顿版
每年6万,年年如此,而且是精装版,是一种学术版。
我认识一些书商,也认识新华书店一些人,他们告诉我鲁迅的小说、巴金的《家》和
老舍的《骆驼祥子》,每年都要定个十来万……
一代代人,我们这群去掉以外,说句不客气的话,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把19世纪
那帮作家的家底挥霍光了。19世纪培养了一大群读者在家里读书。到了20世纪把那些人已
经折腾完了,所以像我们这些到下一世纪还要写作的作家,我们已经没遗产了。20世纪惟
一留下来的就是一二百
部经典作品或更多一点,但不会超过500部。
阅读文学作品非常重要,假如在阅读上充满了障碍的话,我是不会读的。我年轻时读
,但我现在不读了。
王:那从现实到经典有多远,也要到100年以后吗?
余:经典的判断不是现在能知道的。昨天我读了纪德关于普鲁斯特的文章。纪德说,
法国文学对我们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另一个是诗
人保罗·瓦莱里。但他觉得奇怪的是,由一家权威机构评选的100个当代最重要的法国作
家中没有瓦莱里,也没
有普鲁斯特。我觉得经典作家还需要时间来认识,现在的人都是吵吵嚷嚷的。我们现在说
了不算,还要50年以后。不久前《亚洲周刊》评了100年的100本书,我看到参考目录里评
了不少作家的垃圾作品。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你进入杂志的评选就成为经典,不是这样的。
王:你怎么看待细节的现实意义,什么样的细节能够经受住未来哪怕短时期的考验?
余: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荒诞派作家作品的细节都非常真实,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细节都不真实,那没有一个地方是让人可信的,而且细部的真实比结构的真实更重要
,结构可以荒诞,但细部一定要非常真实。我认为能表明一个作家洞察力的就是细节的处
理。
王:你觉得一个作家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对他的写作有根本的影响吗?
余:影响太大了。首先,我觉得作家的欲望不要太多,因为有很多作家有做官的欲望
,还有一些作家有挣钱的欲望,还有一些作家有乱搞男女关系的欲望,等等。我认为对作
家来说,生活越枯燥往往越能写出最好的作品,这是我的感觉。
王:生活枯燥?那作家对生活能有感受吗?
余:感受肯定保留着,因为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对他来说是绰绰有余的。而且,他还在
读报纸,报纸上的某一条小消息就会使他浮想联翩。
王:年轻时就没欲望,生活也枯燥怎么办?
余:那当然不行了。我觉得一个作家到40岁以后不要有太多欲望。
王:有很多作家,他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是那种跌宕起伏的,对他的作品是有影响的吧
?
余:没有太大的影响。阿城写过一篇文章,他非常强调一个作家的心理经历,我觉得
他说的非常对。那时阿城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至今我一直认为作家的心理经历
比他的生活经历重要得多。
写作是一种创造,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创造力是无限的。
王:写作的数量对一个作家很重要吗?
余:以前我写的少,我觉得是跟我刚开始的写作习惯有关。那时我在一个小县城里,
也没文凭。我小说要是写得不好就发不了,所以我对每一句话都特别强调。假如上面那句
话写不好,下面那句话我就写不下去。有段时间我也很着急,觉得我写的太少了。
莎士比亚的写作量是很大了,也就是11卷。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加起来也就是十多卷
。鲁迅的作品连日记都算上也不过20卷。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著作已经是超身而不是等
身,让人怀疑是不是开工厂的。
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余华至少5次提到“我年轻的时候”,看来世纪末的人都有紧迫
感。1960年出生的余华2000年40岁。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
中呼喊》、《我能否相信自己》等,并被翻译成英、法、意、西班牙、荷兰、日、韩等国
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中
《活着》荣获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香港《博益》十五本好书奖、意大利格林扎
纳·卡佛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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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的月亮升起时,整个球场就在黄澄澄的光华里。记忆中她出现时就
有了沙岸崩塌声,清晰,震撼人心。自个儿拉长的影子浓浓厚厚的看起
来神秘而怪异,许多年以后他都一直看见月亮就似是这一轮。
谁在无声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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