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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披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Feb 15 17:17:40 2000)

披览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有感于《凝望夕阳》
 


高增德

　　青岛出版社继“野菊文丛”之后，又推出了“野菊二集”，其内
涵则突出了“思想者杂语”。就全书六种讲，操作与选题可见策划者
之匠心。一个地方出版社能相继组织到这样一批中青年学者的书稿，
不仅表明了社会对一个出版社的认可，而且体现了一家出版者的见识
与眼光。

　　现在书归正传到邢小群著《凝望夕阳》一书的感想。去年我曾写
过篇《结束了“流浪”经历的丁东》，其实他们夫妇的经历大同而小
异，要论“流浪”的前站人物，实际上小群在先。从先于《凝望夕阳》
出版的《专家视野里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窥见，不仅二书是“流浪”
中的姐妹篇，而且后者正是她在一家经济类杂志“打工”时的产品。
看上去似乎有些阴差阳错，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竟涉足到了经济
学界；但是就人生经历的丰富意义上讲，反倒增加了其光彩亮丽的一
面。这种跨越学科的实践，当时虽然有“生计”上的需要，然而她在
专访这些经济学家的过程中，“的确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使她之
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跨越。

　　《凝望夕阳》一书，同样是一本采访集，然却不是一本普通的采
访集。在这里，先列一下被采访者的姓名，读者自然会感觉到所采访
的这批人的重量和意义，以及他（她）们在一个时代所处的位置。在
邢小群的采访对象中，以年龄讲，多数出生于本世纪的1910—1919年
之间，诸如萧乾、何泽慧、骆耕漠、郭健、于光远、梅娘、冯亦代、
吴祖光、温济泽、许汉三、曾彦修等，其中除了已作古者外，即使健
在者也是进入了耄耋之年的长者；就算是年轻一些的李慎之、唐达成、
戴煌、钟沛璋、邵燕祥、梁从诫、吴敬琏、朱正、仇士华等，也已经
是到了古稀之年的人了。以上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两代人，就是后者也
有资格纵论1949年后五十来年的历史；至于他们的职业可以肯定地说
都是知识分子，正如作者自序中所说：“从经历上看，大致可以分成
两类：一类是革命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在建国前的
角色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革命的献身者，后者是观察者和同路人；在
建国后一段时间的角色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豪的主人翁，后者是
谦恭的客人和改造对象。一场共同的厄运促使他们猛省、反思。革命
知识分子反思的主题如顾准所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自由知识
分子的觉醒是找回失去的自我。心路历程不同，最后却殊途同归。比
如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钟沛璋先生反思自己时说：‘挨整的时候我
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我们是
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今天走的路。’而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萧
乾先生，不只一次与我谈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思考。他说：‘若把国家
比作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划船手，他还一边划，一边高瞻远瞩，关
心船的方向。’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软弱过，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
心的事，但他晚年的反思却越来越有力度。”

　　敏感的读者自然会从这个所列名单中，判断出两个历史事实：一
是他们中多数是革命营垒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二是他们中多数曾在那
场“引蛇出洞”的“阳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阶级敌人的右派，长
期以来被打入另册。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大好青春无端地被葬送，当到
拨乱反正、冤案平反时，他们的生命已暮至夕阳，虽然“夕阳无限好”，
岂不已到黄昏了吗？这恐怕正是“夕阳”值得“凝望”之深意所在。


　　如果说算是本书的特色的话，那就是比较集中地采访了曾被错划
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而这种采访又在他们冤屈了二十多年以后，站在
历史的这头去反思性地探察那段荒谬的一幕，于是显得更见历史的力
度，更具历史的价值。这种反思，当然有些沉重，大有不堪回首的意
味，但是不论就一个民族讲，还是就一个国家讲，都是重要的和必要
的。而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心的知识分子，更应承担起这个
反思的重任。这本采访集，好就好在再现了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境界
和精神风貌。请看这些知识分子，尽管当年被打成右派，确属歪打正
着的冤枉，但是在采访他们时，他们谈问题时并未局限于个人的角度，
而仍然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全局和发展上，纵论那场所谓反右
斗争的利弊得失，总结思考着历史经验教训。诸多关涉民主法治、社
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思想学术等领域的真知灼
见，不论就当年讲，还是就当今说，都是有利于民族和有功于国家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采访也可称为是一种历史性的抢救，他们中的萧
乾、温济泽于今年已先后离世，他们中的还有几位健康也大不如前，
如果这一代人都翻过了历史的一页，又何去寻觅那场运动的亲历者呢？！


　　关于这个右派系列的采访，我略知其初始，并且也是为其鼓劲者
之一。后来即使她定居于京畿，每次见面几乎都提及此事。我当然有
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极力主张采访继续下去，起码达到五十人的目标。
但是每次她都详说这种采访的不易和艰难，正如她在本书自序中说的，
在有了采访右派的想法后，经过几个人的实践后，“方又觉得给自己
出了一道难题。采访的对象本身就是作家学者，都是大手笔，他们的
要求当然是很苛刻的。为采访一个人，往往还要先把他们数百万字的
书读一遍，写成初稿再请他们核实，反复推敲。这样，每写一篇，往
往要占用几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私下里谈及采访的准备情况时，她
说到：“采访的成功与否，采访的质量高低，可以说取决于最艰难、
最费时的采访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要确定采访所要达到的目
的和所提问的重点，而且需要研究采访对象的研究领域及其主要著作，
甚至还要揣摸采访对象的思维特征、思考习惯、思想路径和性格作风，
只有充分准备了，采访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才能因人而异地体现每个
人的特色。”这里道出了一个采访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和基本功底，这
也正是《凝望夕阳》一书所以成功的前提。为何《专家视野里的中国
经济》中的采访，难以达到《凝望夕阳》的深度呢，除学科领域的阻
隔外，恐怕也如她本人所承认的，“对于经济，我和俞景华都是外行。”
在这儿也找到了一些报刊上时下采访记所以浅层次运行和隔靴搔痒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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