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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作为“文章”的“著述”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Feb 17 23:14:21 2000)
作为“文章”的“著述”
——章太炎《国故论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陈平原
陈平原，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小说史：理论与实
践》、《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小说史论集》、《陈平原学术
自选集》、《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等。
１９０９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
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
在《与邓实信》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
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家的文章理想：“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
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书》，
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
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这里所说的“论事数首”，大概
是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发表在《民报》上的时论，对此类得
到社会及学界高度评价的“战斗的文章”，章太炎本人并不十分看重，
以为“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
《书》等，因“博而有约，文不奄质”，在章太炎眼里，方才真正
当得起“文章”二字。
无论为人还是论学，特立独行的太炎先生都喜欢出奇制胜，有时
甚至故意颠倒时论。可这回不一样，以“著述”为“文章”，这一思
路，从早年的《国故论衡》，到晚年的《国学讲演录》，一以贯之。
而且，在《自定年谱》和《自述学术次第》中，章氏都对三十四岁后
读魏晋玄文而文章渐变，做了专门的交代。无疑，此乃了解章氏学术
与文章的关键。
太炎先生论文之独尊魏晋，在《国故论衡·论式》中有充分的表
述：“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这
里所说的“文”，基本上限于“持论”，而不涉及今人格外看重的
“叙事”与“抒情”。之所以如此突出“持论”，那是因为，在古代
中国，文章最重要的功能，非“持论”莫属——“叙事”则史家见长，
“抒情”有诗人在先。明知“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分工，只是相
对而言；可在重体式讲类例的章氏看来，判断文章高下的标准，只能
是“持论”之优劣。
同样是擅长“持论”，章氏又因知识结构的差异，分为文士之文
与学人之文两类。“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
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
学莫能至。”《国故论衡·论式》套用到自家头上，《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属于“出入风议，臧否人群”，至于“持理议礼”，则只能推
《书》和《国故论衡》了。章氏历来对“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
的文士之文很不以为然，对时人之表彰其“文士所优为也”的“出入
风议，臧否人群”，自是极不情愿，因而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我辩
解。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书》，还有
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
衡》。胡适称“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
的书”，而《国故论衡》即是其一。如此皇皇大著，其中各章，依胡
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
我更看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
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
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
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所谓太炎文章“及身
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
这里暂时不涉及文、白之争，而只局限于“文”与“学”能否合
一。在这一点上，胡适是解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太炎先生著述的文学
价值。随着西学大潮铺天盖地，专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即便是研究中
国文史者，也大都视文学与学术的分工为理所当然。谈论古代中国，
或许还会提及《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的文学意味；至于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史，一般不会涉及已被划归“学术”的专业著作。
学术著作能不能入文学史，此乃小事一桩，尽可见仁见智：可学
者撰述时有无文体意识，讲不讲究论学文字，却是非同小可，因其关
系到“文”与“学”是否永远分道扬镳。我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
“以文代学”，却非常欣赏“学中有文”。仔细说来，不喜欢以夸夸
其谈的文学笔调瞒天过海，铺排需要严格推论的学术课题；但同样讨
厌或干巴枯瘦、或枝蔓横生、或生造词语、或故作深沉的论学文字。
至于什么是理想的论学文字，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章太炎可以算
一个。
１９６０年５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
畅谈述学文字：“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
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
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
宗。”被钱氏列为“论学文之正轨”者，还有梁启超与陈垣。对论学
宗旨基本相左的胡适，钱穆嫌其发言“多尖刻处”，但不否定其文章
“清朗”、“精劲”且“无芜词”。反而是在学界如日中天的王国维、
陈寅恪，其述学文体，受到宾四先生比较严苛的挑剔（《钱宾四先生
论学书简》，见余英时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
术》之“附录”，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我很欣赏钱穆先生
对诸名家论学之文的品味，尤其是表彰《清代学术概论》“其文字则
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较太炎各有胜场”，这段
话深得我心。经由朱维铮、夏晓虹先生前后两次认真校订，《清代学
术概论》引证失误之处，已广为今日学界所知悉；可我还是偏爱这册
薄薄的小书，认定其最能体现任公先生的学识与才情。将该书对启蒙
期学术的鉴定，移用来评价梁氏自身的著述，我以为再恰当不过：
“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不知是政治理想对立，还是治学路数差异，钱穆没有提及另一位
同样“着意修饰”其“论学文字”的学者———我指的是太炎先生的
入室弟子鲁迅。鲁迅无疑是白话文写作的健将，代表了以提倡白话取
消文言为表征的文学革命之实绩，而且曾公开表示：“我总要上下四
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害白话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可有谁能解释得
清，当鲁迅开始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为何不采用其炉火纯青的
白话文体，而非要选择已被胡适判为“死文学”的文言文？单用“虑
钞者之劳”来辩解，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依我浅见，很可能是基于对述学文体的格外在意，即，非如此写作，
不足以实现其“学中有文”的追求。谈及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之成功，
我曾提及其著述中体现出来的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世态人心，以及
小说类型理论设计（《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见《小说史：理论与
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见《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以上
说法，我仍然坚持；可我还想再补充一点，那便是鲁迅对于述学文体
的高度重视。
有一点，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治小说史者，喜欢引用鲁迅的判
断。不管是只言片语，还是整段文字，将其织入自家论著，不说“蓬
荜生辉”，起码也是“感觉良好”。同样是大学者，比如胡适、郑振
铎等人的著作，便没有这种幸运。比如，我就宁愿转述胡、郑诸君的
意见，或用注释的办法表达对先贤的敬意，而不太喜欢直接引录其文
字。如此厚此薄彼，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鲁迅的述学
文字确实显得更为优雅、讲究。正是这种阅读感觉，使我坚信，鲁迅
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很可能是“字斟句酌”，将其作为“文
章”来苦心经营的——就像他所尊崇的恩师章太炎先生那样。
假如有一天有人向我提问，这个世纪中国的述学文字，你最喜欢
哪几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
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于理由，很
简单，因其较好地实现了“文”与“学”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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