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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ir (骗子), 信区: Reading
标  题: 一百个人的十年--三个人的苦中作乐(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Wed Jan 12 10:32:08 2000), 转信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第一个人:“我把我打翻在地”

                         1966年47岁男
                        G市租书商店店员

  那次是你找我,这次是我找你。我看过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行!全
是哭天抹泪,喊冤叫苦,怨天尤人。那不是受完别人的罪再受自己的罪吗?我从来
就反对这种活法。所以我也想发表一下我的见解。

  文革时,人家都说所有的人都是愈斗愈瘦,唯有我愈斗愈胖,精饱神足,满面
红光。记得当时管牛棚的老K问我是用哪股子反动精神支撑着,我说我这是血压高,
血往上冲,脸色就红,这叫回光返照。他一听,放心了。

  中国的事,一是别太认真,二是要善于周旋,不能硬顶,硬碰硬,准吃亏,要
像练太极拳那样,硬来软接,或者不接,一转身,顺手送走。毛主席不是还有十六
个字吗,叫做“敌进我迫,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找打”?我就是“活学活用”
毛主席思想。你来硬的,我来软的;你来明的,我来暗的;你穷追猛汀,我蔫损找
乐。不管胜负,心里舒服就行。

  我那些哏事,记得上次对您讲过,听说您还把那些事写成了小说。我听人说过,
可是没看过。今儿我不管你听过没听过,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啦!

  运动开始我给关进牛棚时,我当棚长。原因是我的问题最小,旧社会时只做过
半年的伪职员。每天早晨召集牛棚里那些“牛”们开会时,我故意等着老K到场,
突然“啪”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今天,我们这一屋子混蛋王八蛋——”这当然
是把老K也骂在里边了。

  一天,老K好像醒过点味儿来。这“一屋子”三个字是不是也包括他?成心骂
他?他瞪着眼问我,我立刻装得很冤枉说:“您没听我说‘我们这一屋子’吗,
‘我们’是指牛鬼蛇神,哪能是您呢!”老K没词了,从此天天乖乖地挨我一次骂。
您说这好玩吧,可要是不这么找乐,只能犯愁、苦闷、掉泪、上吊自杀。我们牛棚
里死了一个小资本家,他心里就搁不住事儿,受不住了,打二楼窗户脑袋朝下跳下
来。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

  您也别拿牛棚里的人全当好人,那年头,人人自危,都恨不得把别人打成反革
命,自己落个“表现好”,日子就好过点儿。一次,有个姓Z的老家伙把我卖了。
老Z的父亲是地主,他不过是地主的狗崽子,因为家里的房子是私产,文革一来就
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也打成地主。这家伙为了表现积极,就揭发我,说我在牛棚里
编反动笑话。

  这事是有的。那天我们牛棚里有个姓Q的,从家里带的饭盒里有一小块牛肉。
我就拿他取乐,问他:“你吃牛肉算什么,你知道吗?”他脑筋没转过来,就说:
“不知道。”我便说:“你现在是‘牛’(当时‘牛’就是指‘牛鬼蛇神’),
‘牛’吃牛肉,就是——自吃自。”我的笑话逗得牛们都笑了。可那时候,残酷斗
争,无情打击,漫天血光,什么地方的牛棚能有笑声?

  老Q把这事告诉了老K。

  老K把我叫去,拍桌子打板凳,说我开革命的玩笑,胆大包天。我说:“自吃
自,就是自取灭亡,我这是骂他。”

  老K这人挺粗,挺笨,不单人笨手笨,脑袋笨,嘴也很笨,叫我三绕两绕没了
词儿,心里的火气却没消。第二天,单位里掀起大批判高潮,群众纷纷写大字报,
口诛笔伐,拿我们练上了。老K一下闯进牛棚,冲着我们就喊——实际是面对着我
大喊大叫:

  “你们这群牛鬼蛇神听着,革命群众又批判你们了!你们还不认罪,负隅顽抗,
快点,每人写一张大字报,问问自己老实不老实,别等着革命群众揪斗你们!这回
是大斗,一斗就三天三夜!”

  我眼睛不瞧老K,心里能想到他那个神气劲儿。不用多费脑子,早有主意,心
想我得拿你找个乐子了,于是铺开一张白纸——那时写大字报,革命群众用红纸,
牛鬼蛇神只能用白纸——写起来,题目是《×××,我问你》。×××,就是我。
内容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潮,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痛打
  落水狗!×××,我问你,你老实了吗?你说,老实了。不对!我不信你!
  你竖起你的狗耳听着,我警告你,你已经死到临头了,如果你再不老实,
  胆敢乱说乱动,我就把你打翻在地,再在你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
  不得翻身!”

  我这大字报一上墙,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把我叫去,气得拿拳头砸桌子,大
骂我:

  “你狗胆包天!革命群众问你,你问谁?你大字报上的‘你’指的是谁?是不
是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

  我装得诚惶诚恐,手打哆嗦,表现得又震惊又害怕又无辜,我说:

  “要是那样,我那不真的罪该万死了吗?K主任,您可别生气,您一生气,我
就害怕。刚才不是您叫我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吗?我这个‘你’,当然是指自己,
‘你’就是‘我’,我是把矛头对准自己呀!”

  K主任叫我懵住了。他说:“混蛋,既然‘你’就是‘我’,就应当用‘我’,
‘你’怎么是‘我’……”他那张笨嘴,两个字就把它扰乱套了。他说不下去,一
拍桌子,“滚回去,马上改!”

  我忙说:“接受您的批判,我立刻就改。把‘你’字全改成我自己,行吧!”

  老K说:“当然行,滚!”

  我心想,你这王八蛋,上了我的当了。我跑到我那张大字报前,数一数,总共
十三个“你”字。我就回屋,用一条白纸,写了十二个“我”字,又拿点浆糊,去
把大字报上的“你”字一个个全换成“我”字。改好后,我像立了大功那样,请老
K来看。再一看,大字报变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潮,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痛打
  落水狗!×××,我问我,我老实了吗?我说,老实了。不对!我不信我!
  我竖起我的狗耳听着,我警告我,我已经死到临头了,如果我再不老实,
  胆敢乱说乱动,我就把我打翻在地,再在我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我永世
  不得翻身!”

  我瞅着老K的脸“腾”地红了上来,不等他发火,赶紧笑眯眯说:“你说把‘你’
字全换成‘我’,我一字没丢全改了。”

  老K又没词了。我高兴了一个礼拜,吃也香,睡也香。

    我要说,文革就是那个样子,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生命的活力与它的智慧同在。


             第二个人:“朱大妈”

                        1970年20岁男
                     W省H县下乡知识青年

  知青那段生活,其实也蛮有意思。虽说很苦,乐子也不少。现在回忆起来更有
一种滋味,这滋味……打个比方,就好像那种“咸味糖”,我这比方对不对,嗯,
作家?

  我们那伙在W省H县插队的却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还要说说这些“咸味
糖”,开心地笑一笑。我们那时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不过二十出
头,精力旺盛,调皮捣蛋。我们玩得最过瘾的一次,就是关于“朱大妈”那件事。
不过这事一直对外保着密,第一次公布于众。

  那时,干活累,吃得差,特别馋。我们这一伙——七八个人吧,只要谁家寄来
一包红糖,拿到手,撕开包,立刻一抢而光,可跟着嘴唇上就落一群苍蝇,轰也轰
不走,那地方连苍蝇也“缺嘴”,馋死了。

  吃不到好东西,就谈好吃的。一天谈得受不住了,便决定去邻村B村偷猪。并
想出一个绝法儿来,拿几个饽饽,使酒泡了,猪吃了肯定醉倒,就把猪抬回来痛痛
快快解解馋。这法子保证管用,又好玩,大伙一起出主意时,倒好像共同编造一个
笑话。于是,大伙分头去搞应用的东西。有人弄来几个玉米面大饽饽,有人去杂货
店偷来一瓶酒,我和一个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队部,把一副破担架拿出来。大伙一见
担架,又想到一个主意,把原先计划的一个疏漏补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猪抬出村
子时,叫人发现了怎么办?有了担架可以说抬人去县医院看病。这是担架给大伙的
启发。我成了有功之臣。于是大伙说,猪弄到手,多给我一块猪屁股吃。我一高兴,
又把一条白布被单贡献出来了,因为必须把猪遮盖住才好说是病人。计划真是愈来
愈周全,也愈来愈好玩,叫那几个年岁小的兴奋得连蹦带跳。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我们潜入B村。入村后,只要有狗叫,我们就扔一块酒泡
的饽饽给它,马上它就不叫了,这些狗都是饿狗,相信它们很快都成了醉狗。这样,
顺利到达猪圈前,看准一头又肥又大的母猪,就把一个带着酒香的大饽饽扔进去。
大猪正躺着,但饽饽一落地,它立刻扑上来几口就吞下去,动作比猫还快;我们又
扔一个,再一个,直把泡酒的饽饽全扔进去,我们就蹲在猪圈外,等着它醉,只听
见它“吧叽”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噜的声音,那时很担心酒劲不够,后悔没
多带几个泡酒的饽饽来。直等了一个小时,忽然圈里没了声音,伸头一看,大猪早
已经烂醉如泥了。我们忙进去,七手八脚把它弄出来,放在担架上,遮好被单,飞
也似地抬出村子。这大猪真重,等我们意识到己经脱离危险了,大伙都累得浑身大
汗淋漓,抬担架的胳膊好像没骨头那样软绵绵。

  我们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样会被人发现。我们计划把它弄到H村
通往县城那片荒地里,那儿有许多乱土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大猪
解决,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伙Y市来的知青,迎面走来,男男女女大约五六个人。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打算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混过去。但这伙人中间一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非常热情,问
我们抬的人是谁。一刹那,差点把我们问住了。多亏我机灵,编个瞎话说是村里一
位老大妈得了急病,我们送她去医院。他们一听,非要帮忙,我们说不用了,可他
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A村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刚从县里开了三天会回来。他们
要学雷锋好榜样,“助人为乐”,还一齐背诵有关的毛主席误录。他们其中一个问
我,这老大妈是什么家庭成分;当我一说,“当然是‘三代红’了”。他们来了阶
级感情,说什么也要帮我们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并且和我们争起担架来。精神的力
量真是无可抗拒,再说我们已经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尽,又做贼胆虚,终于被他
们夺去担架。他们中间的一个女知青,要掀开被单看看,马上被我制止,我说:
“这儿风太大,大妈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风!”这女知青马上住手,还把被单掖严,
一边说:“要不我觉得大妈的呼吸这么重呢!”我身边的老三差点笑出声来。我感
到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如果跟他们去县里医院,准会露馅。我便对他们说:“如果
你们负责,我们可就回去了。”

  这伙知青一听,都十分热情地满口答应,并叫我们回去休息。于是,他们抬着
担架返回县里,我们也掉头返回去。

  分开后刚走几步,就听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们喊道:“你们和大娘是哪个村
的?”

  我一想,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猪的家。

  那个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么?”

  我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妈!”“朱”就是“猪”呵!

  这时,我听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门喊道:“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朱大
妈的,回来见!”

  “回来见!”我们一起举手,祝他们成功。然后,我们忍住笑,拼命向前跑,
直跑到回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说什么也忍不住了,一齐扑在野地上,大笑,
打滚,翻跟斗。这真比吃一顿猪肉还高兴。

  下边的事是听来的了:

  据县里的人说,那伙知青把担架抬到县医院,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他们把医生
叫出来,说有急诊病人要抢救。医生上去一拍,刚叫一声:“打妈!”只听这“大
妈”呼地一吼,忽然跳下来,飞似地乱跑,由于身上蒙着被单,谁也不知是猪,全
看傻了,“大妈”怎么如此迅猛骁勇?

  哎,你说,文革的经历,怎么能缺少这个?


  咸味糖的真正味道,还是糖里边的发涩的咸味。


                第三个人:还钟

                        1974年23岁男
                    R省R县O村插队知识青年


  我看过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来挺不舒
服,我想给你来个“反潮流”,讲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给赶到R省R县O村,插队干农活。前后干了五年吧,黑夜到
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我们那支
书,一句话,王八蛋!纯粹是地头蛇,我看过去那恶霸地主刘文彩也没他横,我们
村里三个女知青——咳,不说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说我这次吧,要想
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
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
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干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
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说:“还不是要那
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
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这群王八蛋,真他妈黑!

  你知道,我是个不吃亏的人。晚上躺下来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
给我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请他帮我一次。终生终世,只这一回。
无论如何按要求寄给找一个挂钟,我保证三个月内把钟还给我舅。

  我舅在北京铁路局当调度,工龄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手里有点钱,我家平
时碰到难处就向他开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买了钟寄来,还附了一封信,信上安
慰我一番,却根本没提我保证三个月还钟的事。他以为这是“孩子话”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钟一看,真是漂亮绝顶,木头壳,漆得锃亮,表盘是黄铜的,上边印着
大红字的毛主席语录;三根针走起来活灵活现,下边还有一个玻璃门,能看到晃来
晃去的小摆球儿。我当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这上边了。我当时的心情,拿现
在的话说——好感动呀!

  送礼还得赶在人家高兴的时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听说支书那天在公社受了
表扬,回村就咧着大嘴笑。我见机会来了,赶紧抱着钟进了支书家,果然生效,支
书看着这锃亮锃亮的大钟,两眼眯成了线儿,说道:“你在这里表现不错,别人走
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马上把准备好的介绍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说:“下
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还到您这儿来。”支书从枕头下摸出那个木疙瘩(印章),
用嘴哈哈气儿,啪地给我盖上。好啦,开绿灯!放行!万事大吉!

  我拿着这封信跑到公社、县、省,再返回我那遥远的城市,一个多月,来来去
去,经受无故磕碰,终于把事办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别,最
后该把我那钟取回来了。你听着,我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开始就计划好这么干的——

  这天,我早打听到公社的干部来视察。我等着这群人进了支书家正谈得火热的
时候,忽然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满屋子人,满屋子抽的烟,挺热,挺闷,还有呛人
的烟叶味儿。支书见我就说:“该走了吧!以后别忘了俺们呀,要是忘了,俺们就
找你去!”他这热情的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公社的干部们听的。我呢?假装
有事那样,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门口,再将嘴巴凑到他耳朵边,他侧过
脸问我:“啥事?”

  我说:“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讲。上次我借给您挂在墙上这钟,是从我舅家弄来
的。这次回城,不带着这钟,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钟拿回去。行吗?”我故
意压低声音,仿佛不叫别人听见;但控制的音量,却正好叫满屋的人都听见了。

  支书的脸色变得刷白,气得直哆嗦。他脸离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
他被我“将”住了,没辙,只好说:“好,好,拿走,拿走!”我当然明白,如果
没这些上级干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钟,我脱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来。跟他说声“我走
啦!”就走了。他没送我,我却能想象他在屋里那样子。

  当我把那钟送还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来龙去脉一讲,
大家都笑个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个丈革中,只这么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该给我鼓掌呢!

  快乐总在反抗者的一边。

                              终 结 文 革

                                                    ·冯骥才·

  今年(1996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
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
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
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
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是在这两个所纪念的日子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
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
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
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
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水一般巨大而悲凉
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
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
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
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
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
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
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
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
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
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
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
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
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
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
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
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
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
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
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
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
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
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
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
云??田??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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