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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家国主义与中国文化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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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商业是家国主义文化的动力〔１０－１２〕

　　儒学虽非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但也不是发展的根本因素，根本在于经济生
活方式，当然这方式的形成也有儒学的功劳。社会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
，发育的规模和水平取决于其社会化程度。社会人口越多，生活环境越多样化，
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成果总产出率就越大。光产出多还不够，还要有优良的集约、
保存和传承机制，这要有良好的交流条件和教育体系。成果由个人生产出来，尽
快地传给外界，于是许多的个人得以拥有许多的知识。他们每人都站在更高的起
点上，首先作这些知识的集约化工作，把大量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知识整出条理，
形成和发展为科学的形态，再作更深一步的探索，同时向下一代人传授。累世积
代，方得形成全社会的高度文明。

　　中世纪欧洲总产出率应该不小，但在封建体制下，交流不通畅，教育不发达
，科技成果不能高效累积，水平不能迅速提高，所以就落在中国的后面。秦后中
国的家国主义社会有发达而自由的工商业，手工业的多样化生产是发明创造的丰
富源泉，而商业活动是最有效的交流媒介。而且社会经济总是硬性的条件。仅靠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不能产生高于中世纪欧洲水平的社会文化。《
史记·货殖列传》已经记述了汉初以前的工商业概况。《考工记》是讲工技的。
这些典籍说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有工商业的背景。历代史书的食货志，还
有《盐铁论》之类的政治理论书，《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技术书，都翔
实地反映了古代工商业的发达。近年考古学也提供了大量有力证据，如在贵州发
现汉代铁制农具，上有南阳制造的商业标记。秦后中国经济与中世纪欧洲大不一
样，先进性很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最当注意。战国七雄的首都人口都超过十万，其市民不会都是
贵族消费者，而应有大部份是《考工记》所述那些分工合作的手工业者。秦后的
城市更大有发展，扬州、广州、泉州以海上贸易知名于世界，苏州、金陵、洛阳
和长安以陆路商业远及欧洲。各城市的产业，如苏州、江宁的织造有“衣被天下
”之誉，汉代南阳制铁，明清南京印书，成都有蜀锦，景德镇有陶瓷，都号称工
商会萃，富庶繁华。这些城市的形态与欧洲中世纪城堡大大不同，欧洲古堡专为
封建领主及其卫队之所居，是军事防守堡垒。而秦后中国没有这种城堡，富贵家
宅和官长居处不设军事防备。几万或几十万的市民共居于一城之内，战时全民抗
敌，城破先死的则是长官。这是社会制度非封建的明证，是城市平民化、生产化
的表现。

　　近人史论谬误之一是说：清代以前的经济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
而儒家则是重农抑商的。此论应亦源于不知秦后社会非封建社会，以为唯有资本
主义才有发达的工商业。面对明清工商发达的史实，只敢说那是“资本主义萌芽
”，难道秦汉就没有“萌芽”？家国主义时代的工商业当然不及欧洲资本主义的
水平，但那主要是时代的差异，不是制度的限制。家国主义的工商业还有相当规
模的国营成份，如盐铁酒茶，都有过国营的记录，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到清
末维新，开矿办厂，兴修铁路，都是从国营起始，而其时的政体并未改变。李鸿
章、张之洞所办的国营产业与桑弘羊、王安石的国营经济并无差异。若不是慈禧
太后的反对，中国也许就此走向日本式的经济，或走向家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或社
会主义分辨不清的某种特定的经济。中国公众多以为社会主义必与共和制度相结
，不知君主或专制独裁也能办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已有说明。欧洲某些国
家的共产党人给自己的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意在与非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区
别。

　　历史上确曾有过某些儒生提议抑商，先秦诸儒没有此说，子贡还是个大商人
。孟子反对许行的唯农主义，就问他的衣履农具从哪来？回答说是从市场上交换
来的。收为儒经的《考工记》则开头就说国有六职，而百工商旅占了两项。历代
凡抑商之议没有哪个行得通，那不单减损政府税收，也直接损害权贵人家拥有的
工商产业利益。《考工记》不知何人所作，大半是齐国稷下之儒，荀子一派。其
中有关社会学的议论皆与荀子一致。《天工开物》的作者是明末人宋应星，他也
是个儒生。近人爱说宋应星反对科举，因而也就是反对儒学，实际不是。宋应星
只说工技之事与科举无关，那本来就是无关的。

　　八十年代中还有所谓“河殇”派观点，说欧洲靠海洋发展，比中国的陆地文
化优越。他们把海洋文化叫“蓝色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叫“黄色文化”。其
实海上的交流远不如陆上交流收效大。海上安全度低，四望无人，景物单调；哪
比得陆上！一路走去，由塞北到岭南，从蓬莱通西域，景物千变万化，民俗随地
而异，处处有人烟，天天得见识。崇拜海洋倒真的是崇洋了。河殇派不懂得文化
的社会性本质，偏重了商业的开拓性。欧洲近代科技大发展的外在条件仍在工商
业，不在他是海是陆。当然其大发展主导是内因，工商业也只是外因。

　　中国的工商业在元明和清初决不弱于欧洲，万里江山归于一统，车同轨，书
同文，没有比这再好的经商条件。还有人说，中国商人没有支持科学事业，这也
不对。明清的徽商（安徽的江南地方的商人）资助文化事业的史实昭然而在，其
中也包括科学技术。

　　研究文化史特别是技术史，必先研究各代工商业，这在中国新史学尤为重要
。文革之前就有史学家谢国桢作了一些很好的研究。虽然他也未免把明代称为“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终竟是搜集考证了大量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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