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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iracle (若尘),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爱国的坐标(4)
发信站: 紫 丁 香 (Tue Dec 29 17:05:47 1998), 转信

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群众性的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如何区
     分？英明的统治者应该善于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引导，用今天的话来说是
     “进行政策教育”。再进一步则是把“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
     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改革开端当日本就是这样的。
     但是昏愦而懦弱的清政府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
     能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
     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或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的城
     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后又屈从于外国
     的压力翻手加以镇压。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
     清》一书所举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年）福州神光寺事件，虽是小事一
     桩，却也颇说明问题：两名并未见劣迹的普通英国人在福州城里租屋半
     年，却引起轩然大波，已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强行驱逐
     其出城，并且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许继
     畲则出于“不敢启衅边隅”的考虑，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挤得他们最多住到
     租约期满就离去。就是这一缓急的分歧在当时却惊动了朝廷，徐氏等人被
     皇帝斥为“抑民奉夷”，屡次降旨追查。半年后两个英国人被迫离去，实
     际上是按照刘、徐的方针平息的风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来如此
     小题大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徐、林之间，显然徐的主张比较稳妥而负
     责任。当时皇帝不察，处理不公，这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不足为奇。问题
     是至今在有些历史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仍以强硬主张为是，以徐继畲为对外
     妥协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写历史中或
     是在现实的宣传中有一种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的习惯，进而在意见上
     也变成绝对正确，这种不客观的态度比比皆是，岂独对林则徐一人为然！
     其实林则徐在这一件小事上意见不当决无损于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
     象，而在思想上，到十九世纪中下叶不少人物已经比他更为前进，更加开
     阔，这也是事实。不过徐继畲等蒙冤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是非判断中一个
     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把排外与爱国混为一谈。因此在鸦片战争之
     后几乎所有中国人驱赶和打击洋人的举动不论情节如何都受到讴歌，包括
     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当然，进、退、和、战都只能审时度势个案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暂时忍
     让与一味退让以求苟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套利用争取来的和平环境
     励精图治的方略以及付诸实施的决心。这也正是这一批改革者与腐败的清
     廷的根本区别，自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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