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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iablo (天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统一与分裂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8:33:23 1999), 转信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引言： 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
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
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
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
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
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
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
．．．”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
，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
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第一节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
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
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
是先民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
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
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重要
的因素。

得天独厚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
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
除，疾疫流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
使中原人望而生畏。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
，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
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国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
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
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
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
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
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
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
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
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
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
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
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
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
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
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
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
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
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
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
和了解才会产生合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比较容易
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
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
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
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
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
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
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
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
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
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
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
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  汉朝的军队
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
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
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
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
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
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
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
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
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
、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
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
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
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
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
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
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
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
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
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
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
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
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
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
  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
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
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
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
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
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
译）：
    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  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
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
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
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
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
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
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
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
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
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
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
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
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
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
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
兵。）
    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  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
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
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
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
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
，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
度进退，在３０万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
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
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
，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
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
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
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却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
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
比皆是（今译）：
    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会冻裂，
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
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
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
役。边了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
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
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
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
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
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
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
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
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
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
，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
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
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
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
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
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
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
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
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
着农业民族  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
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
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
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
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
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
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
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
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
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
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
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
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
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
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
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
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
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
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
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
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
；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
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
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
，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
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
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
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
一中国的伟业。

农区的盈缩
    当然，适宜农业的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
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
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
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
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
，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
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
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
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小、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
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
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
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
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在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
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岭、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
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周边与中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
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  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
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
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
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
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
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与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
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
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
地区。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不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
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
。因此，虽然向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
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
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区，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
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
平原的入侵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
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压力增大或发生
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
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
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
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
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
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
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
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今天的新疆西部
，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８
世纪后期至９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
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
是吐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逻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
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
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的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
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
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遗。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
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对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纪时终于成了元
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
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
交流。

    河西走廊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
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
，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
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
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拦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
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
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一带
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
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
，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
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
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
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
但还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
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
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
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  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
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国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
）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３６国，实际超过５０。除了西部的
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
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
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
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
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
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年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
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城郭
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
，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变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
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
可能使一个繁华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
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
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
本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
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的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
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制加以监护的
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
，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
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
，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
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
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
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
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
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迁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９世纪由蒙
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
未经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
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文、吐蕃（藏）文、粟特
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
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
、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
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
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内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
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度
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
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亚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
，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
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
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多
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
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海岛  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
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
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
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
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考
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
，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用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
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分国三类：
    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
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
公元前２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朝
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
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虽然没
有间断，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
。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
间（７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寇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１０６８－１
０７７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
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大陆，
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湾岛。在早期的航海条
件下，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据西方国家的记录，到１６、１７世纪时，西方航
海家还视穿越台湾海峡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孙权与隋炀帝两次不成功的
征伐，以及此后的长期隔绝，同航海的困难不无关系。当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
素对大陆与台湾的隔绝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距离过远，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设置常设机构或行政区，如南海诸岛
、钓鱼岛为例，明代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上明确记载着：“十日，．．．过平
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
乃属琉球者。”说明当时的官方使者已经非常清楚，钓鱼屿（岛）是属于明朝的，
到古米山后才属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去经营这些远离大陆的
荒岛。

    在结束对地理环境的讨论之前，重申以下两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因生产力而异，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样如此
。早期的统一往往是从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地理单位开始的，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
高，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
不断丰富，因而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同一历史
时期的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二，影响统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
性的因素，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疆域的
分合就无法用地理条件来加以解释。例如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明
显的地理差异，鸭绿江早已不足以阻止两岸来往的障碍，而且山东半岛到朝鲜半
岛的航行在秦汉时就已非常普遍。从汉武帝设置郡县到西晋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朝
鲜半岛北部始终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但在高句丽兴起后
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虽然曾短期征服过高丽，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只维持了几
年时间。应该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地理条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
变化，但前期能成为中国正式的郡县，后期却连都护府都设不了几年，这显然是无
法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的。同样，越南北方在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区一千一百年以后成
为独立国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寻找原因。

第二节 有民斯有土

引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１０３个郡
、国（郡级政区）的登记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是史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接
受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中原王朝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在这
以前，虽然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数据，但据估计，在战国中叶已有二三千万人口。
从史料中大量大规模战的记录来看，这一估计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到太平天国运
动爆发的前夕，清朝的登记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
    当然，人口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人口的多少
同一个政权的扩张愿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统一和分治、分裂的过程中，人口
并不是一个无关的因素，却是毫无疑问的。

亿兆斯民
    秦朝以前各国的疆域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
是开发无人区。从西周时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合并为战国七雄就是这样进行的，而其
中战争是主要手段。
    人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会带来俘虏、土地、
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为增加人口准备了条件。即使是付出极大人力牺牲的战
争，只要获胜，对方的人口必定会减少更多，相对的人力优势还是存在的。当时尽
管已经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总的说来还是地广人稀。所以
，不仅中原周边的诸侯国有很大的扩张余地，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样的中心地区，
国与国之间也还有不少无人居住的空地，有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行程千里却会无人
知晓。各国周围未加开垦的“草莱”就更多了。以开垦方式扩展国土同样需要人力
，因而各国的君主，如孟子所见的梁惠王，无不关心“寡人之民”与“邻国之民”
的消长。应运而生的上计制度就是要求县一级的地方官每年向国君汇报全心全意辖
地内人口的增减，到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实行这项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采取了招徕邻国人民及增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措施。招徕
人口只是引诱邻国人民逃亡或强制迁移被占领地区的人口，对总人口的增加并无影
响。增殖人口的措施却产生了颇大的作用，并且对汉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积极意义。
具体的办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用加倍征收赋税的办法迫
使已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担子，及时组织新的家庭
，生儿育女。因家庭贫穷，无力让儿子分家结婚的，就只能让儿子给人家当赘婿。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的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
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秦朝以后，人口数量对中原王朝的疆域扩张也具有重大作用。因为除了少数军
事据点可以不考虑人口条件外（但长期的军事据点也必须考虑粮食和物资的补给）
，其他作为版图之内的地区都必须有人居住，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也不
可能设立政区。而新开拓的地区的人口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
外来移民。
    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当时都是世界冠军，公元初的西汉末有六千万
，２世纪中叶的东汉不少于此数，８世纪中期的盛唐估计有八千万以上，１２世纪
初的北宋已经超过一亿，１７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二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清朝达
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绝对数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还不大，
所以在明末以前，除个别地区外还没有形成相对饱和，一般不会产生寻求疆域扩
张的人口压力。

移民实边
    从秦朝开始，在其疆域内已经有了一部分非华夏（汉）族的聚居区，如今浙江
南部和福建是东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
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不少。这
些非汉族聚区虽然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
还是以渔猎为主，有的虽从事农业，但耕种相当原始落后。这些地区大多未充分开
发，地形崎岖，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残余依然存
在，人口密度很低。
    对这些地区，统治者一般采取两种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维持原状，委任原来的
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或者完全承认原来部族首领的权力，只派遣监护或督察的官
员而不派遣行政官员，不征收赋税或仅征收象征性的贡品。一是设置郡县，划为正
式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实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为当地
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须派遣少数军队或人员，甚至不必保留常驻人员。但王朝的统
治只  是象征性的，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而会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从心
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采取后一种方法容易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抗，但对王朝的
经济有实际作用，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会乐意采用。这就需要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
更重要必须有足够的移民。因为军队  不可能久驻、多驻，否则会增加供应的困难。
武力也不宜滥用，如果将当地人斩尽杀绝，或者全部赶走，得到的只是一块空地。
除非在人口压力很大时才会有这种需要。移民则既可以进行开垦，就地繁殖，增加
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确保粮食供应，也可以同化当地民族，达到“变夷为夏”的
目的。
    但是组织移民并不容易，一般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中
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
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
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
愿的移民，而只能用强制手段迁入罪犯或身分低下的民众，或者利用天灾的机会遣
送流民。

“迁虏”与“谪戌”
    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不断采取这一政策。秦时曾经将大批“山东迁虏”即
六国的俘虏迁往蜀地，从云构出土的秦简看，蜀地的边县还是遣送安置罪犯的地方
。这些来自中原的人口，对于同化土著居民自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这种长期迁移
，使蜀地的汉人以及受汉人同化的人口占了压倒的优势，成为西汉时对“西南夷”
地区（今四川西南、云南、贵州）开拓的基础。秦始皇又曾将有罪吏民迁至今浙江
绍兴一带原来由越人聚居的地区，而对五岭以南新占领的越人地区，也迁入了数十
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赘婿和商人。
    这类迁移是强制进行的，但由于迁入地区一般都适宜农耕，地广人稀，开发程
度较低，移民容易获得土地，维持生计。有的地方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如四川有铁
矿，移民因此而得以致富。这些地区移民的定居比例很高，回流较少。加上移民中
来自中原发达地区，生产技能、经营能力和文化水平一般高于当地人民，集中迁移
又使他们能够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很自然地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集团。原来的居民
在这一数量、质量上都占优势的外来的面前，反而降到次要地位。有时移民数量虽
不如土著，但由于他们集中在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如郡治、县治、关津，地位举足
轻重，而土著则散布四周，相当分散，显得微不足道。

自发移民与战乱移民
    强制性的迁移以外，还存在着不断的自发性迁移。这类迁移往往不见于史书记
载，找不到直接的文献依据。这是因为官方对这类迁移大多是禁止的，有时无法控
制也只是默许而已。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天灾严重无力赈  济时，才会给予
鼓励资助。
    迁移的对象基本都是无地贫民、抵刑  期或逃亡的罪犯、逃荒的灾民，全心全
意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和其他要求，所以尽管绝对数量并不少，却相当分散，对迁入
地的影响不大，留下的记载相当少，从而给后人造成不存在这些迁移的错觉。这类
迁移一般都是由人口稠密区流向稀疏区，由经济发达区流向落后区，由中原流向周
边地区，由汉族区流向非汉族区。移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只要有地可种就
会留下定居。新开发区或边远地区地方官的治理，一般不如中心区严格，也乐于招
徕民户增加垦地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地方豪强、世族大家不多，所以移民境遇有所
改善，少数人还可能上升为地方的中上层人士，自然会“乐不思蜀”，“且把他乡
作故乡”了。一些难以立身的移民会继续迁移，直至安家，绝少返回原地。
    西汉末年开始，在黄河流域陷于动乱时，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如西
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唐中后期及五代、南宋初。这类迁移不但人数多，时间集
中，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文武大臣、官吏、学者、商人，到工匠、僧尼
、士卒、奴仆、农民－－几乎代表了整个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及其附属
人口占很大比例，出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诸方面的考虑，移民的定居地
区，都是原来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统治巩固、汉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不会深入
边远地区。一旦新一政权中心确立，移民中的上层人士更会向那里集中。如西汉末
年的移民，集中在会稽郡北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淮之间，西晋末年的
移民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其中又以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绍兴一带最为集中。
    这些迁移对周边地区和非汉族地区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即由于这些上层移
民的到来导致土著向更边远的地区迁移，或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边远地
区的距离相对缩短，因而增强了辐射能力，带动了边区的开发。但由于统一的中原
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或更北，所以一旦黄河流域重新获得安定，相当一部
分官僚地主、文人学士还会流向中原。西汉末、东汉至三国的动乱和分裂时间虽长
，但隋唐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在北方，也吸引了不少移民北归。五代以后，南方的经
济、文化实力已经超过北方，加上唐中后期至五代、南宋的时间较长，回归的吸引
力便基本消失了。
    对每一次南迁浪潮的大量平民来说，他们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对故土的眷恋和宗
族观念（在举族迁移或故乡的宗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恰恰成了移民定居的积
极因素），但一旦他们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大的治理的恩惠之后
，北方故乡就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这些移民往往会真正深入边区，对经济开发
、中原王朝政区的扩大和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内聚移民
    在中原王朝向周边扩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逆向的强制迁移，或者称为内
聚型的迁移；即被占领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全部或部分迁往中原或其他便于控制的
地区。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大致是因为：当地的民族反抗激烈或难以治理，少量驻
军不足以镇夺，增加驻军又遇到交通与供应上的困难；当时没有适当的移民来源，
或者缺乏组织移民的权威和财力；或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同时并存，统治者准备放
弃已获得的地区。
    这类移民由于被置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包围之中，加上统治者严密控制，
最终会被汉人彻底同化。如汉武帝曾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越人全部迁到江淮之间
，而不是安置在与这毗邻的会稽等郡，就是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这十余万越人中
，有的曾被转迁到今山西的西南部，但以后再也不见这批越人的记载了，显然他们已
完全融入汉族。唐朝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至内地，以后的史籍中再也没有提
到这批高丽人，结果应该与越人一样。
    这种逆向迁移往往导致弃地，如汉武帝将越人迁出后，“其地遂虚”。在今天
浙江南部到福建这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不设任何行政区，仅留下少数逃脱了
迁移的越人。直到西汉后期，才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一个治县，东汉中期又在今温
州设了永宁县。但直到东汉末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的这一地区还不是“汉地”。
这种措施对当地原有民族是一致命打击，如东越、闽越、东瓯作为一民族就此被消
灭了。对当地的开发也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至少大大推迟了文明的进程。但是比
之于那种反复用兵，大规模镇压，以至从肉体上将土著民族消灭，这还不失为一种
现实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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