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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iablo (天王), 信区: Reading
标  题: 统一与分裂
发信站: 紫 丁 香 (Thu May 13 18:40:07 1999), 转信

移民和民族融合
    中原政权、汉族政权对周边地区的扩展的成功与否，或速度快慢，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施移民，以及最终能使多少移民稳定地居留。因为军事征服自
不用说，聚合是开发性的占据也必然会引起当地民族的不满，没有相当数量的汉族
移民的支撑，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就必然无法存在。更主要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移
民能够交纳赋税，维持地方官府和驻军的需要，而不必由内地调拨粮食等物资
，不至于成为朝廷的负担。如果条件适当，移民达到一定的数量，粮食还可能有一
定的剩余，为向更远地区的开发提供物质支援。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尽管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已经远达今越南中部，但在长
江流域以南往往只占领了点和线，即一些郡、县治所四周及交通线，而对其他地区
实际上还是无法行使管辖权的。有的地方是郡县与当地部族的王侯君长并存，郡县
只能治理汉民，管不了部族居民。
    由于南方适宜农业开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移民人口的增加必
然使开垦区不断扩大，由县城向四周扩展，由平原扩展到河谷、丘陵，当地民族的
生存范围日益缩小，必然进行抵制或反抗。东汉以前对南方“蛮”人的记载很少，
东汉开始却出现了各种蛮族的名称和一次又一次的“蛮乱”。这类冲突和战争进行
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数越来越占优势、经济文化又相对先进的汉人的压力和影响
下，在官府的军事征剿与绥抚的交替作用下，当地民族一部分迁往更加僻远的地区
或地形更加险恶的山区，一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与之融合。
    这种融合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始终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上被迫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汉族先进的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
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族在取
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
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汉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编造的方法一般
是请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谱或家传，将第一代祖先附会为谪居的官员、流
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以此为媒介进一步与中原的望族挂起钩来。尽管这种杜撰
的家史漏洞百出，但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人们却深信不疑，完全能起到自欺欺人
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出自名门望族的汉人，才能取得宣赫的
地位，才能繁衍出兴旺发达的家族，才能培育出一流人才。而这些并非汉人的“汉
”，也同真正的汉人一样歧视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尘。
    只有透过这一层历史的迷雾，才能看清中原王朝的实际疆域随着移民的增加而
扩展巩固的事实，才能看清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进汉族的事实，才能充分认识各民族
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共同贡献。
    但是如果汉族移民太少，过于分散，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战国后期楚国将
领庄骄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滇人（今云南滇池一带）地区，因归路被秦军断绝，庄骄
就留下当了滇王，部众成了移民。但由于与土著民族相比处于少数，这些人最终融
入了当地民族。又如东汉末年在江南分布颇广的山越，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非
越族，而是进入载族聚居区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为官府或生计所迫，在汉族地区
无法  立足的贫民，进入山林中的越人区后就接受了越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山越
”的一员。与前者相比，这些当然是不多见的例外了。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汉族移民太少或根本没有，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又贪赃枉法，治
理无方，激起了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行政机构无法维持，不得不撤退，土地不得
不放弃。如海南岛，尽管早在公元前２世纪末的西汉就设置了郡县，但并末进行过
有组织的移民。而邻近的大陆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上渡海的困难，自发移民即使有
的话也必定极少。贪婪残暴的地方官甚至要搜括当地的百姓的头发，当然会激起他
们一次次的反抗，迫使汉朝的郡县全部撤离。直到隋朝争取到了黎族首领冼夫人的
忠诚，才将这个黎人聚居的岛屿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正式设置了行政区域。
    在今天的越南北、中部，尽管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的历史长达千年，却一直没有
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战乱时的难民虽也到过这里，但大多是临时居留，稍安即返。
自发的移民一般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到唐朝末年开发的南界一般还只是到达湘江流
域，到达岭南的已属少数，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是以土著民族为主。尽管他们已经接
受以汉族文化，民族意识却依然非常强烈。在地方官举措失当，民族矛盾激化，中
原政权又无暇旁顾的情况下，终于脱离了中原王朝而独立。
    总之，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展虽然到西汉初年已经基本定型，但由点及面的开
拓却是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步南迁而进行的。由于多数地区适宜农耕，移民能很快定
居繁衍，行政体系有了比较稳定的基础。同时南方原有民族大多从事农耕或渔猎，
基本定居或仅在较小的范围内迁徙，没有外来民族的补充，对中原王朝不会构成大
的威胁。所以尽管也曾不断遭到当地民族的反抗，疆域基本是稳固的。在这一过程
中，大量非汉族人口在政治经济压力和文化薰陶的共同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
合进了汉族，为中国南部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献。
    由于这种融合并不是当地民族的自觉行动，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不仅包
括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更伴随着一些民族文化的消失。春秋战国时一度主宰今宁
（波）绍（兴）平原的越人，到西汉时在当地已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到东汉
的袁康作专门记载越人历史的著作《越绝书》时，对他们的语言已经是一知半解了
。当然，在融合他们的过程中，汉人也吸收了他们文化的精华，如水稻栽培技术最
初是受益于越人的。

游牧民族的贡献
    北方的情况与南方有很大差异。
    战国后期，北方的赵、燕二国的北界已经推进到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东北的
辽河中游。秦朝将其西北界推进到了今宁夏、甘肃的黄河一线，西汉进而扩展到河
西走廊和河、泊地区。直到清朝以前，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除了隋唐一度到过
今新疆东部外，大致没有超出这一界线，即使在实际控制区已经超出这一范围时也
是如此。但以东北或北方为基地的政权如渤海、契丹（辽）、金、蒙古（元）、后
金（清），却可以在蒙古高原至松花江流域设置州县。这一点显然无法仅仅用地理
条件和产业分布来解释，而只能从该政权的统治对象来寻找原因。
    北方阴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基地。这些民族由于基本生
计是牧业，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除了正常的季节性迁移外，还
要作更大范围的迁移。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行动迅速，活动范围广，所以对中原王
朝构成的威胁最大。游牧民族在自然灾害和强敌面前都以迁移来对付，因而蒙古高
原几度易主，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先后称雄漠北。一次新的民族
迁移发生后，往往可以使人口发生数万甚至数十万计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历来的
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是北方，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都来自北方。
    秦以后的中原王朝都实行郡县（州县）制，即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置二至三级
政区。每一政区有固定和管辖范围和相对稳定的人口，行政长官通过户口登记、征
收赋税、征发徭役，为朝廷提供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财力和人力，并负责辖区内的
社会治安。各个政区逐级由于一级政区管辖，直至朝廷。定居人口和稳定的农业，
尤其是农业生产，是这种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游牧民族恰恰不具备这两项条件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原王朝聚合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不会在蒙古高原上
建立郡县制政区，而只是设置都护府这类军事性的监护机构。因为中原王朝所占领
的或者只是人畜走尽的无人区，设置郡县将会没有治理对象；或者留下了一些桀赘
不驯、迁徙无常的部族，非郡县所能约束管理。
    唯一能够在北方推进郡县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途径是移民。事实上，为了
巩固边防、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历来的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不向西北和北方进行大
规模的、强制性的移民的。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不惜耗费大量物力，但这些移民
大多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移民征集不易。前面已经提到过，明清以前一般还不存在人口相对饱和
或过剩的情况，只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才会有合适的迁移对象。但这些地区又
是经济发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而迁移的目的地北方或西北却是人们视为苦寒
、荒凉、危险的戎狄之地。因此，除非发生灾害，再采取募集和强制手段，才能征
集到一定数量的移民。但无论如何劝募或是强制，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强有力
的控制，任何一个王朝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实在并不多。汉武帝这样一位雄
才大略的君主，拥有几代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和战胜过匈奴的庞大军队，但为了向
西北移民七十二万而耗资亿计，弄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第二，移民的安置地区有限。移民来自农业区，绝大多数是农民，到目的地后
自然还是从事农业。北方和西北虽然地域辽阔，但要寻找既少军事威胁又便于控制
，也容易开垦的地方却并不容易。这些地区既不能离开军事据点和交通线太远以免
失去依靠，也要有较好的土壤、气候和灌溉条件，所以一般都在河西走廊、河套地
区，不可能太多太远。
    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难。移民到达后必须获得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住房
、种子、农具等，才能自立。但开垦处女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规划不善或遭受
自然灾害、敌方掳掠，就得依赖官方的维持，否则移民必然会逃亡或回归，移民中
的大部分本来就不是出于自愿，在无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压力消失，就
会返回原地。如果失去军事庇护，移民又成为游牧民族的掳掠对象，如匈奴中的汉
人大多是秦和汉初时迁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
    比较而言，对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这首先是因为走廊有适宜发展
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今天的河西走廊还可以生产供养四五百万人的粮食，在原始
植被未受到破坏的古代，对数十万移民来说，可垦土地和用水量是绰绰有余的。所
以只要开发成功，就会使移民们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设置郡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那里一次次成为关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难
场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经包括官员、学者、艺人等  等，素质大
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比较
巩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断的情况下，还会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
被吐蕃占据，但居民的万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
就率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悬于中原之外，独立存在了二百年
，到１０５０年才灭于西夏，其基础就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后裔。
    东北地区的民族虽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质，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渔猎为主的，有的
还兼农耕。这些民族迁移较少，对中原政权较少威胁。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虽然
气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开垦，还是有发展农业的条件的。勃兴于东北的民族
大多拥有一些从事渔猎、农耕的部族，因而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方式，并进而认识
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政权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疆域后，就会采用招
诱和掳掠的办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农民，使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
耕。以这些定居人口为基础，建城邑，置州县，实行与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
久而久之，不仅建成了大片农业区，而且本民族也发生了变化。
    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将俘获和投降的汉族及
其他部族的人口迁至国内建城安置，从事农耕。有农耕区内不仅保持中原制度，有
的连州县名称都仍用原地的。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蓟、镇、定、妫
等州（约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党项、吐浑、女真
、奚、乌古、高丽等。到辽后期，全国人口中汉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
海人，所以金灭辽以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而在元统一后，在北方的汉人、契丹
人、奚人、女真人已经被视为一体，统统被划为“汉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
政权也都采取过类似措施，如清朝在入关时就已经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和上百万汉人
了。这一措施对契丹人、女真人和满人政权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
因为这不仅使它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为
它们的扩张和入主中原以至统一中国准备了条件。
    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要将这样一大批移民安置到东北平原和
东蒙草原上去，就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

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垦
    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明朝的官方户口数始终在五六千万间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
情况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１７世纪初已经接近或超过二亿了。在江
南和一些地少人多地区，人口压力已经相当大，大批无地贫民涌向山区开垦。但由
于北方面临强敌，无法出境开拓，所以除了在辽东的少数人为后金（清）所吸引外
，其他人口无法越出长城。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人口大减，客观上减少了人口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推迟了、
却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实上，到１７世纪末人口就恢复了明朝的最高水平
，１８世纪已经突破三亿，１９世纪中期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在南方，与邻
国的疆界已经固定。而在中国版图内的开垦已深入山区，开垦率已近极限，有的地
区已经开垦过度 ，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两块最大的处女地－－东北和台湾。
经过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鉴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巩固边疆的需要，终于变默许为
开放和鼓励。数以百万计和移民使东北和台湾在短期内完成了初步开垦和设置行政
机构的过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湾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与此同时，大
批移民从内地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发
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尽管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
开垦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为统一的中国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础，一定程度上阻
遏了列强对中国边疆瓜分。如台湾省虽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数百万大陆移民
奠定的基础和与祖国大陆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坏的，这是台湾从日本奴
役下回归祖国的内因。

第三节 民以食为天

引言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
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
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
础的。国家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
，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换必需的物资，但
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
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
没有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
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的差异、互相
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交通运输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
。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
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要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
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
工具等。而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
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有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
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
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
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  是中国
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他地
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
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多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
的运河来实现。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比较富庶的、有一定余粮的
地区大多在东部，在下游；而需求区却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运输反而成了基本
的要求。如当首都设在长安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必须由黄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
不是逆流而上，而顺流而下的回程却大多无货可载。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势差异和水
量分布不均，即使有了沟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证。如京杭大
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时，由于地势升高，水位必须抬高四十米；地势最高
的山东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须靠山泉补充，一遇干旱就连基本的水量都
难保证。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联也会引起水灾的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畅以至完全堵
塞，几条原来分流入海的水道变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盐碱化，
使生态环境恶化。古代的地区开发往往是东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进行，在
积聚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过分水岭或凿运河进入另一个水系。由北向南的
开拓总的说来不如东西向的便利，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之能否满
足就取决于运输的能力。交通越发达，运输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
易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间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例如，在秦朝进兵
岭南和以后中原对岭南的开发过程中，沟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发挥了重大
作用。东汉时筑成的翻越南岭的山道也使岭南和中原的主要的运输手段不再依靠海
道，从而促进了岭南岭北的统一。

手工业和商业
    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手工业的
发展却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因为手工业产品并非都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产
地使用。而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地提供，手工业工人的食
粮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就越需要加
强交流，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家庭手工业。这是小农经济的附庸，以一
家一户为单位，产量很小且不稳定，产品大多就地出卖，仅少数由商人收购销往外
地。二是官营手工业。它们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劳动力，对原料和粮食的需要量很
大。它们的一部分产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规格特殊，要求  高，往往要
作长距离的运输；一部分产品如盐、铁、铜等也供应民众，但因官经营，规模较大
，所以产品的覆盖面较广，也可能有较大距离的输送。三是私营手工业。这类作坊
大小不一，便产品专门，产量较稳定，因原料供应和工艺的传授等关系，行业比较
集中。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
。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行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
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
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
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
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不可能有大的变
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
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
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
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
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
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
姓的必需品，产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
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
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
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
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
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
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
商人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
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
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
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
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
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
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
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易，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
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
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络都是无法相比的。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
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
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
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
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
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
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
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经济重心所
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
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
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
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
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
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
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的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
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重兵，军事行
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
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
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存条件的利用，所
以多数情况下反而设在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第三，人口
的移动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变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安土重
迁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当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时，北方的
居民的地区优越感并没有消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北方对人口的吸引力还是比南
方大。五代时首都早已迁到开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阳到北宋时还是一个文化中心，
自然还会吸引大批文人。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
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或长安（今西安市西
北），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还先后将数十万
人从关东迁往关中，这就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
，有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以后每年都要从关东输入
关中数百万石粮食。加上关东的人口和财力占全国的大部分，负担了主要的赋税徭
役，关中对关东的依赖非常严重，统治者绝不允许关东与之分裂。秦末的起义在关
东爆发 ，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刘邦与项羽刚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和议，就迫不及待
地毁约进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
持下去。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
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重视了，岭南的南越政
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
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完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
是为了就近控制关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
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一旦关东变
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
基础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
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对付蜀、吴的独立
。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
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汉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
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
，他有几次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
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作，末主孙皓“青
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
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不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
旦恢复和平和正常生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
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视。以消
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
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
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
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
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
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
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用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所以他
在刚进入长安不久，就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统帅而匆匆南归，去完成自己的篡夺
计划了。
    到唐朝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
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
位不断上升，在北方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
依赖于江淮的财赋，就连粮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德宗时，有一
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米运到。听
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
了！”而在漕运受阻时，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春装可换，天气很热还穿着皮袍子
。这些当然是发生在动乱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
不能再从关东获得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
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关系已经为
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了开封，这是政
治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的结果。从军事形势看，开封绝不如洛阳。在辽朝占据着幽
燕十六州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守。军事上稍有挫折，首都就暴露在敌军
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辽军大举进攻，两个月就进至澶州（今河
南濮阳），开封震动，一部分大臣倡议迁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时，也在不到三个
月内打到开封城下，结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还在固守，首都开封却已陷落了。
但从确保南方的供应这一角度看，开封无疑远比洛阳优越：从汴河至泗州（今江苏
盱眙）可进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又可进入运河，南至润州（今江
苏镇江），沟通长江，更可南下苏州、杭州。便捷的水运可保证长江下游最富庶地
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虽然始终未能恢复幽燕十
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独立的事实，但由于牢牢掌握了东南经济重心，获得了
稳定的供应，经济、文化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人口也突破了一亿，达到了新的高
峰。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从军事、政治上考虑自有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经济
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
规模移民，更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
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
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长江
三角洲承担的赋税份额大大超过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国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例如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实征米麦三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
九十四石，超过南直隶以外任何一省，为南北直隶以外十三个布政使司（省）总和
的约五分之一。而纺织业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虽然没有如此悬殊的比例，但江南
的经济在全国还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能否巩固、政治中心的
地位能否确保，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控制江南这块财赋之地，南北的统一就成
为绝对的需要。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
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
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这点的话，政权
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具有这一条
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元末的农民战争遍及黄河以地，但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和明玉珍
等势力较大、割据一方的首领，都是占有长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朱元璋崛起
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长江下游为基础得以建立统一王朝，这在中国
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明末李自成的失败虽有多种原因，但错误的地理观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狭隘
的乡土观念，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战略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
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关中已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
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
不到根据地的作用。在南方漕粮断绝的情况下，夺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积聚下来
的金银珠宝而已。即使清兵不入关，江南也会凭借经济优势自立，胜负尚难预卜。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面临重兵压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却能坚持十几年，
这与它以长江下游为基地，占据了经济发达地区不无关系。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
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
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
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
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
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
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
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了
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
，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
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
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的政治
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
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
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
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乱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
，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
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
则相反，所以经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
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
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
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汉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
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
朝之外，其余无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
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也两度建立过
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小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
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
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有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
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势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
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发现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
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
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
。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
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
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第四节 殊途同归

引言
    在东亚大陆，华夏（汉）族的文化长期处于先进的地位，通过人口迁移、民族
融合等途径的联系，华夏（汉）文化区不断扩大，给周边地区的民族以很大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华夏（汉）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向周围扩展的过程中
也不断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华。正如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
样，现在的汉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种非汉族文化的结果。还有一些民族，尽管也受到
汉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同样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政权内，文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先进的文化很快会被国民
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优势地位和专制统治的压力，会使其他民族的文化过早地
萎缩以至消失，这种文化的统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过来看，文化上的一致也
有利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基础会产生比较一致的国民心理，增强民族
的凝聚力。
    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和国家、领土、民族毕竟是两回事，相同的文化完全可以
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同一个国家里也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文化。
不能认为文化上的相同就应该合为一国，也不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不承认其为同
一个国家。
    在中国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不同，文化的差异
很大。一般说来当然是农业文化比较先进，牧业文化比较落后，但这并不等于农业
文化可以取代牧业文化。事实上，尽管牧业民族比较落后，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
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无法接受农业民族的经济、政治制度。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着西汉初年汉朝的使臣与代表匈奴的汉朝降人中行
说之间的一场辩论（今译）：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汉使：“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戌边或当兵出
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
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
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
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
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
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
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
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
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
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
至灭绝宗族，干的都  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
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
。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
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原籍燕地，曾为汉朝宦官，对汉朝从边疆到朝廷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
楚，投降匈奴后又极力为单于效劳，所以熟知双方情况。他的辩词虽不无强词夺理
之嫌，却揭示了站在汉族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
式和政治制度适应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
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远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就更不适应匈奴
的条件。相比这下，汉使的言论就显得昧于事理，外强中干，其根本原因是出于汉
文化的优越感，却根本不了解“冠带之饰，阙庭之礼”是不能施行于匈奴这样的游
牧民族的，对匈奴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更不会引起他们的顶礼膜拜。
    其实中行说内心是完全知道匈奴文化的弱点的。匈奴人也要追求物质享受，汉
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就向单于建议，将来自
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
用；得到的汉地食物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以防匈奴人的生
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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