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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iracle (若尘),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啊，上海男人�((22)
发信站: 紫丁香 (Thu Jan 21 20:22:48 1999), 转信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
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
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
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
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
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
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
一个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

    “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
    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
    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
    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
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
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
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
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
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
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

    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
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
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
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
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
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
等同“权利” 。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
“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
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我的不安，在
此。

                                    （原载1997年3月3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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