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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在这块土地上撒点儿野四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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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土地上撒点儿野四之（ 3）

崔健借用「文化上的精神阳萎」一词显示压制音乐的危险
所以他说：委曲求全的事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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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199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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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吃什麽苦，也没什麽福，现在我们连要求也没有了。」——崔健

「这儿的空间／没什麽新鲜／就像我对你的爱情里没什麽秘密／我看著你／曾经看不
到底／谁知道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这儿的空间》

群众对於释放其压抑的音乐「一点儿也不挑剔」其实隐伏著某些危险——它使「摇滚
」成为乐手和乐迷在演唱仪式中相互宣□情绪的工具，而非透过对话关系经营起一个
艺术形式自身的传统。西方的现代音乐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很难想像：五○
年代视黑人音乐（如节奏蓝调）如洪水猛兽的白人文化禁制如果一直持续到七○年代
，则发源於牙买加的「 Reggae」音乐是否能以其杰出的反覆连缀低音和特异的提拨吉
他指法来丰富摇滚音乐的风格？果真如此的话，恐怕连浸润节奏蓝调甚深的白人乐团
「 Rolling Stones」都不会在六○年代初期出现。

崔健借用「文化上的精神阳萎症」的骇俗语词或许谈不上多麽「深刻」，然而这个语
词却足以显示出前述的那种危险：一个对摇滚乐没有什麽要求的世代并不能单靠他们
对禁制的反感来丰富这个音乐的传统。

在一般人（包括海峡的彼岸和此岸）浮泛的印象里，崔健的《一无所有》泰半被理解
为「一个物质生活穷窘的男人的告白」——这或许是崔健创作时的初衷：遂也被一些
穿凿附会的媒体报导成：「崔健饱尝饥饿之苦。」或「生活和创作历程充满艰辛。」
并且利用「物质生活穷窘」作为《一无所有》「反映」大陆青年「内心痛苦」而「引
起广大回响」的证据。事实或许不枉，然而崔健本人却在另一首《这儿的空间》里引
起了所谓「一无所有」的意义：那是一个「没什麽新鲜」和「无边的空虚」的精神状
态。处於这种精神状态中的人们「连要求都没有了」。

在摇滚乐发轫的「初期阶段」，「连要求都没有」也许并不值得过分悲观；虽然整个
现象的表面略显尴尬——人们会把「流行」和「摇滚」含混地视为一物，也会用同样
仪式化了的欢呼和掌声来迎接那个手持麦克风的舞台英雄。「当初没什麽选择的时候
，我们也都喜欢邓丽君。」刘效松说：「一旦选择的机会多了，人们自然就能分辨了
。我们就是这麽搞过来的。」

「你们那儿有首歌儿叫《美酒加咖啡》；如果说流行歌曲是美酒、咖啡，摇滚乐就是
药。」——刘君利

「摇滚乐一直处在传统和世俗的双重势力之下——前者是历史的压力，後者是市场的
压力；後者里面的矛盾要比前者大得多。」——崔健

崔健到广州举行演唱会期间，当地的花园酒店待之如上宾，特别为他准备了一间总统
套房。他的工作夥伴用电子摄影机拍下室内豪华的装潢和设备时，他以自嘲的语气说
：「摇滚乐正在面对腐化的危机。」

长期以来，急速窜红且享有国际声誉的崔健其实一直保持某种程度的警醒——此一警
醒正来自於崔健所谓「市场压力内部的种种矛盾」。摇滚音乐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例
子：一个透过曲式和歌词提出某种「争议」的乐手一旦走红并造成广大影响的时候，
群众的要求便成为艰钜的负担——他应该保有先前那些令群众痴狂的风格和议题来奠
定较稳固的传播基础，以便赢取更有利的演出条件？抑或远离那些令自己振奋的掌声
和欢呼去寻访另一种「争议」的可能？这不只是一个「现实／理想」如何选择的陈腔
滥调，也是任何一位摇滚乐手永远不能「择一而事」的存在矛盾。

目前在崔健的乐队中担任低音吉他手的刘君利曾经用「我支配它、它也支配我」之语
描述其摇滚经验。刘君利也相信：摇滚乐之於群众是一种「可以经由集体转换的消化
作用」来「治病」的药。担任鼓手的马禾更表示：「来听摇滚乐的人大部分有他自己
的需要，摇滚乐也正因为大环境里的种种限制反而扩大了它的『渗透』面积，它正在
走向底层的工人、农人、学生和一般市民；它的对象和歌厅里的对象很不一样。」

然而，摇滚乐的群众基础诚若有「日渐扩大」的「美好远景」，它显然也会像刘君利
所谓的「它也支配我」一样，掉回头来渗透著创作者。接受这种「渗透」的崔健说：
「我永远不会离开社会、离开真实的生活去搞音乐。」而不甘於被此一渗透力「支配
」的崔健又说：「委曲求全的事不能做，做了我就退化了。」

这种存在的矛盾曾呈现在《从头再来》的歌词中：「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
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後从头再来」。

到一九九一年录制的新专辑《解决》里，崔健以全然不同於《一无所有》的扭曲旋律
、狂暴节奏，乃至於奇险的行腔和急碎的咬字「从头再来」了一次，毋宁可以视之为
对市场、世俗和「既成风格」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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