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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铁雪或盗汗——追忆十年摇滚(上)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4月16日22:15:03 星期二), 站内信件

SURVIVAL,铁雪或盗汗——追忆十年摇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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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雪或盗汗——追忆十年摇滚(上)
by 颜峻
美好的黑夜

    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慢慢黑夜。
    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20世纪70年代末
    The 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
    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 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
    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
    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
    了中国摇滚10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
    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
    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
    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
    僵死于名誉的巅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
    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
    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
    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
    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
    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
    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
    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它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
    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
    斯形式,倒是以RA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
    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
    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
    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景岗山、田震等缺乏创作能力的阳刚型歌手是最
    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
    而不是胜利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
    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
    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正规演出。1989年,崔健在北展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首
    次个演,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在前一年发行,这次演出也成了轰动首
    都的一件大事。敏感的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当作摇滚
    乐——娱乐、宣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
    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的,是可望
    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像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
    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
    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
    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7年成立的
    “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
    化了。藏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候踏入音乐不
    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
    的名人)组建的,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 DA 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
    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宝”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
    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
    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作了叛逆的事,相对于
    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
    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它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
    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
    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
    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
    ——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和欧美国家相似。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
    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曹平、曹均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
    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啊。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
    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
    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
    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背景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
    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
    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由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
    国际俱乐部等地最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
    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
    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
    滚乐真正从社会底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
    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
    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个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
    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
    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
    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
    失去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了新的枷锁。

1989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
    入了一个10年,并且艰难的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
    想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
    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
    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
    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
    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
    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
    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的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
    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
    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玩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
    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
    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
    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众所周知,“唐朝”的《太阳》的创作就和
    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
    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
    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他青
    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
    以前卫、试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
    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受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
    “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
    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犹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
    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
    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
    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
    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
    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是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
    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
    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 Dylan的情形,青年和摇滚乐
    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巅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
    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
    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像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
    像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
    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相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
    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
    中移交到大众怀里。


这也许是痴/竟许是痴/我信我却然是痴/但我不能转拨一支已然定向的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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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红白相间的中国队T恤,
一条浅黄色的休闲长裤,
一双褐色的旧皮鞋,
仍然是没有穿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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