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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ke (你清纯的脸，我看到了放荡), 信区: Rockroll
标  题: 何为摇滚 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20:44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在此之前，英国最具实力现荣誉的ＥＭＩ公司本来已经同“性手枪”签约，而且正是为
了避与“性手枪”同流合污之嫌，该公司还专门发表声明，称他们“毕竟是年轻人认同
的乐队，父母们纵然不会容忍，但受它震动一下也会有点益处，唱片业同样如此，所以
本公司不把它放在对立面，它毕竟可以用来打破音乐行业的大萧条”。然而，《联合王
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推出，连该公司的工人也举行了“野猫罢工”（未经工会批准的罢
工），他们拒绝装该唱片装进封套。ＢＢＣ和伦敦的商业台也禁播此歌，许多音像商店
拒不进货。虽然该曲最终进了排行榜前４０名，但牛停公司在强大压力之下也不得不
一改初衷，当“性手枪”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卷入一场被报界称为“脏话”大展览的
冲突之后，牛停终于找到借口宣布所有《� 合王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唱片都已� 市场
收回，仓库中的所有存货会另作他用。该公司进而在又一次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继续支持
“性手枪”就“总会有人门外抗议”，演出时也“总会造成骚乱”，从而难以开展“正
常工作”为由，撕毁了与“性手枪”的合同。
１９７７年３月９日，ＡＴ&Ｔ公司顶着压力与“性手枪”签约，但却引来了批发商和电
台主持人的不满，连该公司自己的雇员和歌星也强烈反对；于是一个星期之后，“性手
枪”又站在该公司的厦门之外，手里拿着因合同解除而得到的几万英镑的支票。经纪人
麦克劳伦哭笑不得地感慨：“我不断地进出各类办公室去领取支票，当我老时人们会问
我从前告什么谋生时，我会说‘我进门出门并为此得钱’”。然而他还是愤愤不平于为
什么“性手枪”就像“得了某种传染病而变得不可接触了”。
５月，好不容易得到给京公司收留的“性手枪”，又毫不安份地推出了《上帝拯救女王
》，但此刻正值女王银婚纪念，该曲不仅没对摄政体制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反而大唱什
么“上帝拯救女王，她毕竟也仍是凡人”之类，这自然与多数英国人的信条相抵触，地
是该唱片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禁播禁售的局面。维京公司发行人阿尔．克拉克绝望地
表示，“禁播是全体一致的，这张唱片的所有出口都已经被堵死，唯一的机会是采取印
刷广告和邮寄策略，但已经有许多邮寄品已被王室支持者们撕成碎片”。而当该曲依然
被青年听众支持而进入了排行榜时，其名次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空白。
“革命”与“反革命”不可避免地交锋了，英国下议院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在议院提出
，如果“‘朋克’将被用于损坏英国的官方制度，那么它就应当先被摧毁”。而让“坏
牙”心惊肉跳的则是，一个牧师在演出现场冲过来对他大喊，上帝将饶恕任何人，“但
不会饶恕‘朋克’摇滚乐手，你们是恶魔的孩子”，“坏牙”甚至在大街上被人用尖刀
袭击，乐队另一位成员保罗．库克也遭到殴打。新闻媒介则纷纷添油加醋，《周日镜报
》、《每日镜报》与《太阳报》都指责“性手枪”在歌中将女王称为“白痴”，事实上
歌中所唱的是“法西斯体制曾让你成为白痴”。而《每周人物报》则据此称“朋克”摇
滚为“粗鲁、危险和邪恶的”，并称“朋克”的信条是“暴力、淫秽、色情狂及反叛，
它藐视一切权威、藐视王室，沉缅于性自由。”
“性手枪”从此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作现场演出，其他“朋克”乐队也遭到诛连，伦敦市
议会还专门制定了严厉法令。“性手枪”在后来推出的《别留意那东西，性手枪在此》
也遭到了同样禁播令，虽然它在四周之内就爬升到了专辑榜的第一名，但这张纯粹强调
商业性的唱片也落到了连宣传广告也被禁播的命运。
当１９７８年初“性手枪”开始其头一回美国巡回演唱会时，美国驻伦敦使馆拒绝给予
签证。好不容易进入美国后，乐队成员锡德．维舍斯竟然遭到了两次袭击，德克萨斯一
后，乐队成员锡德．维舍斯竟然遭到了两次袭击，德克萨斯一
位反对者称他们为“一群弹吉它的老鼠”，并向他们扔来一只大号酒瓶；《纽约时报》
指责传播媒介在偷与职责上皆有失误，不该对“性手枪”予以太多报道。果然，美国公
众对“性手枪”也颇为冷淡，无人喝彩。
从此，“性手枪”开始遂反对者们的心愿而一天不如一天。１９７８年１月，“坏牙”
厌倦了一片反对之声，黯然离去；下半年，锡德被控谋杀女友，在被释出狱之后猝然谢
世，“性手枪”终于在一片诅咒声中寿终正寝。“革命”团体又一次荡然无存，烟消云
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姿态在摇滚中的消亡，从８０年代开始，说唱乐开始继承
了这种斗争传统，并在冷战时期结束之后依然号召拿起枪来继续战斗。
柯蒂斯．布洛是最早的说唱乐手之一，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说唱乐在７０年代的
纽约就已尼在城市贫民区中出现。当时，常常有一些在贫民区小有名气的酒吧或电台Ｄ
Ｊ主持一些舞会，他们便发明了最早的说唱方式，以短暂而有节奏的快板方式让大家知
道是谁在放唱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明形式开始变得精致起来，ＤＪ们在其中
常常加进一些喊叫和老主顾们的回应声”。
似乎正是说唱乐的根源决定了他必然对社会不公有切肤之痛。自Run-D.M.C.将说唱形式
与重金属风格作了完美结合，从而让说唱乐开始走出贫民区的狭小圈子之后，这种音乐
就没有放弃过强硬的好斗姿态。在１９８５年的“反南非种族隔离”义演中，说唱乐手
的姿态无疑是最具“革命”色彩的。而像“人民公敌”这样毫不在乎地成为白人公敌的
乐队更是毫不隐瞒自己的抗争之心。１９９０年，在黑人名导演斯派克．李那部因如实
反映黑人贫民区生活而备受争议的《干干正事》中，“人民公敌”的《向权力开战》响
彻云霄；而当１９９２年李拿出真实描绘黑人斗士马尔科姆．Ｘ传记巨片时，“人民公
敌”的《给我一支枪》又一次响彻在大街小巷。
比《给我一支枪》激发了更强烈反响的则是《警察杀手》，这首由说唱乐名将Ｉce-T创
作的新曲收录在他的新唱片《躯体罪状》之中。１９９２年年底，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注
目的热点，因为德萨克斯州的一些警察留意到了其中所传达的信息──将警察作为敌人
，这意味着摇滚乐已经将与警察的身体对抗变成了更富激进意义的斗争号召。全美国的
警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并进行了一场对发行该唱片的公司时代华纳的全国性抵制。不
同寻常的是，贵为总编的乔治．布什和美国国会忙碌的政客们也冲着Ｉce－T作了态度严
厉的谴责。
就在Ｉce－T迫于强大的压力而不得不在新版的《躯体罪恶》中取消《警察杀手》时，另
一支说唱乐队“巴里斯”却又针锋相对推出了《布什刺客》，将“革命”姿态推到了极
致处，也使自诞生以来就被攻击为根本不是音乐的说唱乐陷入了新一轮的挨骂循环之中
。但我们可以预言，只要美国社会没有彻底解决种族和社会不公问题，说唱乐和摇滚乐
中就少不了有人会继续“革命”下去。因为曾经有过“革命”经历的摇滚总会在一代代
渴望社会变得更加公平的青年之中扮演某种充电器似的角色，而不满和抗议，是任何不
公平的社会都会长存的现实，所以罗伯特．山姆．安森斯在１９６８年的结论似乎不会
很快过时，他说摇滚“不再是一种大众音乐形式，而是……一种抗议象征……一系列新
价值观的宣言……一首革命的赞歌”。摇滚为什么会成为革命赞歌，乃至学生反叛何以会发生，向来仁智之见难以调解,“共产
阴谋”产实属无稽之谈.但在资本主义已经渡过最为困难时期,甚至可以说处于黄金时期
的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连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摇滚也难以置身事外的青年“左
转弯”,实在值得深思.
“我们想改变社会,在50年代,‘跨掉的一代’逃离了这一主题,我这一代却懂得必须去冲
击制度并激起它的加响.
“我父亲便曾是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他现在也是,他说一幢有14间屋子的老式白房子、
用精致的烤牛肉代替粗茶淡饭、让孩子上大学等等便决定了他不去干他想干的一切，而
去干制度要他干的一切。
“而要我想要的世界里，人人都对自己的生活作主，人们不会限于独断专权者所制造的
无休无止的繁琐事务之中，……我渴望一个没有剥削的制度，在那儿不能从别人的劳动
中榨取财富，我还希望人们快乐。除此之外，我还希望这个世界人人彼此都是自由之生
。”
这是一位名叫戴维．史密斯的大学学生领袖对人解释他为什么要参加“运动”。
另一份更为杂乱无章却遐迩闻名的解释是詹姆斯．西蒙．丘嫩的《草莓声明：大学革命
者札记》。在这份杂乱之极但却被认为是一代新人心声的笔记中，丘嫩写道：
“大学中的生活使人疲惫、困惑、厌倦、烦闷、忧虑、充满挫折感，它毫无意义……
“因而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方式，其中主要包括建设一个替代性的世界，我们会在其中觉
得更自在一些。”
在所有这类源自参加“革命”者亲身经历的解释之中，我们看到的是老马克思早就进行
过深刻阐述的异化阴影。

异化在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的存在，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时常首肯的不争事实。禀承卡
夫卡式的意象，丘嫩在《草莓声明：大学革命者札记》中将都市中人称为一只只孤独的
老鼠，而这无非是对异化体验的浩如烟海的描述中极不显眼的一个。美国虽然是一个个
向来供奉乐观的进步主义观念的国家，在５０年代后期，更是被“后工业社会”、“意
识形态的终结”一类欢歌笼罩，但在赖特．米尔斯．霍华德．津恩、马尔库塞这些新老
“左”派和远道而来的萨特、加缪、里吉斯．德巴瑞理论条款的梳理之下，连大学新生
也对异化有了切肤之痛。
然而，此一异化源于何处，或更确切地说，青年的异化感和“革命”迫切感源于何处，
却并非“左”派解释所能独占。弗罗姆的新弗罗依德主义、里斯曼的性格分析，一向就
使美国的注意力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而对美国５０年代社会思潮打下深深烙印的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更是建立了对美国人影响极大的新模式。在他那本有名的《变革时
代》中，霍夫斯塔特遍析了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中企图变革现实者的社会心理层面。在
他看来，变革现实冲动的发生，并非社会的确有了加以变革的必要，而是因为社会生活
中的个人有了这种渴望──一种改变自身目前处境和地位的渴望。“进步党人（指所谓
充满着批判与改革精神，力图改革现实者──引者注）之所以成为进步党人，并不是因
为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成了１９世纪最后数十年和２０世纪初在美
国发生的社会地位革命的牺牲品。总的来说，进步主义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他们由
于时代的变迁而遭受损害、倍咸痛苦。”这种将社会问题归结为个人适应与否的观念，
与日益勃兴的精神分析疗法（其中弗罗姆的客观之处，倒在于他同其他精神分析学者不
一样，而坚持社会本身有问题）一起，使美国社会的革命观念遭受着沉重打击。因为他
的基本出发点是：有毛病的并非社会而是个人。
丹尼尔．贝尔、雷蒙．阿隆诸人骨子里继承的便是这种观念。贝尔从他的后工业社会之
眼中看到的学生不再受“组织约束”的现实与他们必须在大学中进行一连串专业训练和
进修以赶上正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知识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知识工场”中所造成的
不适感和对“传统知识”在信息时代会落伍的忧虑不安正是异化之源。因而，“年轻人
的异化主要是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一如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０年期间破坏机器的运动
。置言之，年青人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他们个人境况之中产生的“反革命”冲动。这是贝
尔在学生造反之初就一起坚持的立场（此一立场在后来有所改变。而雷蒙．阿隆则因青
年反叛使他和贝尔诸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尴尬异常，便又一次祭起他的老法宝，视
青年学生为不适症患者，亦即“知识分子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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