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roll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like (你清纯的脸，我看到了放荡), 信区: Rockroll
标  题: 何为摇滚 16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30:27 星期五), 站内信件


70年代的东德如同其五、六十年代一样与摇滚为敌，《旋律与节奏》杂志一类官方报刊
也依然常常警告东德歌手不要模仿西方摇滚乐手的唱法，因为这种音乐是与右翼政治组
织臭味相投的，“是要对大众的意识施加影响，让他们拥护资产阶级政权。”
东德也曾极为少见地让西德摇滚乐手过境演出，但其曲目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其中尢多
·林登堡是幸运儿之一，但他的《潘口特快》虽然是当时的排行榜头名歌曲，却被再三
警告不准在东柏林举行的那场演唱会上演出，因为在这首歌中，当时的东德领导人埃里
希·昂纳克被描绘顾一个秘密的摇滚歌迷。歌中唱到他急匆匆地穿上皮夹克，将自己反
锁在浴室之中，大听西方摇滚。林登堡被明确告之，只准他演唱三首歌。事实上，在林
登堡的全部保留节目中只有这三首不痛不痒的歌被东德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70年代的苏联官方也一直未放松对摇滚的战斗，但从70年代初开始，当地摇滚乐队的唱
片也悄悄开始出现，于是从警察到报刊都对这些乐队歌词的正治倾向、打扮等提出这样
那样的警告，任何被认为在“道德、政治或性观念上有暗示性”的摇滚作品定会立即被
禁。官方要求他们多创造有关太阳能空英雄或经济成就方面的作品。而对他们的舞台风
格及曲目也有严格规定，即不准声音太大，西方作品不得超过节目数的15%等等。
在走私唱片的黑市一如往常地兴旺的同时，一批西方摇滚乐手开始随着“缓和”的局势
而进入苏联。“肮脏事实”乐队是第一支获准进入苏联作巡回演唱的美国乐队，随后，
连埃尔顿·约翰后来都踩入了这块反摇滚的土地。但严格说来，最早进入苏联演唱的是
英国老牌歌手克里夫·理查德，他在1976年举行的苏联演唱会引起了不小轰动。但克里
夫·理查德的音乐可以说是最不痛不痒的摇滚，虽然苏联主办此类演出的机构对每位提
出此类申请的歌词严加审查，他也只有一首歌被禁止演唱，原因是其中提到了中国。当
理查德被问及为什么苏联很快同意他去开演唱会时，他坦白地说，因为他的音乐“是毫
无危险的中间派音乐，我打扮得也整洁，没有毒品之类的歌词。‘滚石’想去苏联还早
着呢。”
  

其实从70年代起，苏联就曾经想用自己的类似音乐来抵制摇滚。但进入80年代之后，苏
联官方不得不承认自己培养摇滚乐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审查过的或有意扶植的乐
手没人欢迎，乐手也因限制太多而难以发挥创造性。同时，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苏联
渐渐改变了此类事务的政策，这一改变的表现便是那些被视为较为温顺的乐队，放松一
些限制，以抵消那些更富“煽动性”乐队的影响。于是，像“阿巴”乐队一类的唱片便
可以在苏联翻制出售了。尽管出版这类唱片必须经过特许，但他毕竟成为合法之举了。
在1980年，莫斯科也出现了260家迪斯科舞厅。
然而，一种艺术只要被视为与意识形态不可分，他就必然会随政治风云而颠颇起伏。19
82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顾问发起了一个名为“让波兰成为波兰”的反对波兰镇压
罢工的电视节目，“阿巴”同意在其中演唱一首歌。在节目正式播出时，“阿巴”的演
唱并没有入选。然而，仅仅是这一姿态就足以使苏联官方不再把它作为“温和”派的摇
滚乐。一部正在苏联各地上映的“阿巴”演唱会记录片被禁播，商店中所有的“阿巴”
唱片被收回停止发行。报纸又开始新一轮讨伐，将该乐队描绘成“毫无格调，起着败坏
苏联青年道德的作用……”，无非是“用歌手在舞台上的瞎折腾装饰起来的”商业化的
玩意儿而已。
同时，由于迪斯科舞厅也并没有像官方想象的那样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
受过专门训练的主持人们也常常播放西方摇滚乐，因而反对这类舞厅的鼓噪也再度扩大
。1982年，官方主张这类舞厅必须严加控制，这类场合“都是青少年云集之地，成年人
不感兴趣”，因而其中充满了“空虚和反艺术”的情调。官方报纸号召应当“正当地”
组织舞厅活动，以便“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并在音乐声中进行严肃的交往。”
1983年，苏共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就文化问题发表讲话，猛烈抨击西方文化
，包括西方音乐。他称西方企图利用苏联青年人的心理。迪斯科舞厅被比做马赛码头边
的下流酒吧。从此，在迪斯科舞厅跳舞又成了被禁止的行为，舞厅数量被严格控制，全
莫斯科只准66家继续营业，即33个区中平均每区两个舞厅。舞厅中可以播放的音乐是由
官方审定的曲目，其中没有任何西方摇滚曲目；在播放舞曲的间隙，还有播上一两段带
政治性的条条款款训话。
也许，契尔年科对摇滚乐的定义最能代表在他们眼中摇滚乐安全竟是什么，他说，摇滚
乐“是一个地下兵工厂的组成部分，该兵工厂的武器则是用于暗中破坏苏联青年对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的。”（试比较大卫·诺贝尔的说法。）
同样处于炮火之下的是苏联的本 烈」隼质置 ，许多乐队因为“意识形态不健康”而被
禁演。直到1986年，苏联虽然最终出版了“披头士”的唱片，但官方明文规定，每年只
准出版两种西方摇滚乐的唱片。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公开性”时期，虽然苏联在政
治口号上尤其在实质上已经向西方归顺，但官方报刊上依然充斥着对西方摇滚乐的抵毁
性宣传，比如将埃里克·克莱普顿和洛德·斯特沃特称为“种族主义者”，将大卫·鲍
伊描绘为“希特勒的崇拜者”，视“吻”乐队为纳粹组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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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的中国，某青年报曾将摇滚乐视古怪而疯狂的音乐，是“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的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地位”。在80年代初的四川大学，“墙报比赛
”中的一句“西方的嬉此青年在摇滚乐中坠落，我们则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云云也被
上下叫好。这是60年代消息灵通的红卫兵知道西方青年正在一种古怪音乐的催化之下加
剧堕落，从而对把红旗插上白宫墙头更加信心百倍的心理的延续（一个少有人探究的问
题是：虽然西方造反青年视中国“红卫兵”为同道，“红卫兵”却似乎对他们的西方“
同志”少有了解和理解）。1982年出版的《如何识别黄色音乐》则视摇滚乐为靡靡之音
的最典型代表。《怎样看待海外流行音乐》则指出，迪斯科之类摇滚乐“情调多数是轻
佻狂荡的、产生官能刺激的”；它对我们造就一代新人毫无益处。这无非是将摇滚意识
形态化的一个典型。事实上，摇滚已经和将要背上的恶名还有：“精神污染”的成员，
“自由化”的代表，“和平演变”的先锋……
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摇滚乐摇身一变，在某一天晚上又成了“改革开放”的象征，
这是“唐朝”、“黑豹”、“呼吸”终于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庆晚会之后北京电
视台的评语，但在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的实况录相中，虽然靠袒胸露乳、“我为卿狂”
而成名的香港三级片“巨星”叶玉卿也可以在全国人民的电视屏幕上故作纯真，“唐朝
”诸人还是未能露一小脸。这一切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军官安托万·德斯塔特·德·崔西也一心醉心于哲
学，当他于18世纪末提出“意识形态”一词时，绝然想不到它（尤其是它将代表的内容
）会对人类生活构成的巨大震荡。
无论后人对崔西的原意作如何五花八门的引伸，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同18世纪任何伟大
或平凡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是用于反对神权和君权的，即反对
先验的天赋观念，而力图将观念变为一门学问，关于观念（IDEA）的学问（LOGY）。而
这一学问的基础无疑是被我们一向称着“唯物主义”的那种传统。
无论是伯恩斯坦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好，还是卢卡奇、葛兰西对此的反驳也
好，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不可更改的，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必不例外
。因而意识形态本身不应当被作为观察分析社会的最终基础。即使意识形态最终成为“
科学”，也必须是对社会的本质的反映而绝非从本来立场出发作出推导。此即马克思说
的原则不应成为出发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种立场是十分艰难的，表面上看，卢卡奇那种本质上一切意
识都总是阶级意识的立场，甚至“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
济地位的无意识”的立场是太过武断了，然而摇滚两面受击的历史却说明此说有时候也
会成为现实。
似乎正是为了解决意识形态泛滥的问题，卡尔·曼海姆划分了“特殊”与“总体”意识
形态概念。“特殊意识形态概念”是指导仅仅将一部分精神性经验与他人（无论是个人
或集体）隔绝开来并由此构成对社会生活的曲解，其中只有思想的内容是社会产生的，
形式和概念则不是，意识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动机和源泉是主体未被承认的利益。总体意
识形态概念则包括了思想的总体结构并要反映社会存在、远东社会经验。意识的曲解用
不着处心积虑地去达到，而是只需与主体况状达成普遍的形式上的一致即可。我认为，
重要的不是这种划分本身，而是曼海姆所谓“知识社会学”的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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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形式的出现，关于意识形态的简单理论便发展成为了知
识社会学，曾以是党派之争的思想工具变成了社会及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方法。”
曼海姆本人既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也反对僵化的客观性（无论这一点他是否做得到
），但他所提倡的立场能做到的人极少，他所描述的现象四处可见，至少摇滚乐的历史
证明，并非只有一种主义、一种立场体现了“总体意识形态概念”。
也许最值得人们思考的便是一种从反击“意识形态”出发的立场最终却成为了另一种意
识形态，或至少是在为其张目。1955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以“意识
形态终结了吗？”作为结束语，劈头便说：“目睹麦卡锡议员依然在白宫政坛扮演重要
角色，……无数知识分子正在向莫斯科和北京顶礼膜拜，却产生意识形态终结的观念，
真是令人困惑。”但阿隆自己毫无疑问是在祈求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训此甚至不惜使出
已经使种种思想大 们 覆了的杀手锏，该书最后一句是：“如果怀疑主义真的能够消除
狂热心态的话，就让我们祈求他的到来吧。”丹尼尔·贝尔则比阿隆来得痛快，他在60
年代初断然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成为死路。然而正如贝尔自己的思想历程所昭示的那
样，从“左倾”走向“反对”，其中难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历程？

不管是阿隆还是贝尔，其力求终结意识形态的好心值得推崇，同任何战后的知识分子一
样，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心存余悸，其“终结”之问、“终结”之说与其说
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厌烦意识形态本身的情绪体现，或者如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所说
：“在这种观点中隐含着更深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
要，我们现实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他们无非是那
些力求追寻真正有别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的人的代表而已。比他们更为直接地表达这
种情绪的是汉娜·阿伦特，她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中都具有三种特殊的极权主义因
素：都主张整体性地解释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切，“其解释方式并非说明事务的本质，而
是解释其产生与消逝的过程……就是承诺可以解释全部历史事件，整体性地解释过去，
整体性地认识当前，并自以为是的预测未来”；主张在可感知事务之后的“更真实”的
实在，只有第六感才能够认识它，但也只有经过特殊意识形态训练的人才有这种第六感
。“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是要从我们可以感知的实在之中解放出来”；主张将事实纳入一
种绝对的逻辑程序之中。“希望人们的思想能够超越经验、脱离经验而存在……首先从
一项可接受的定义性前提出发，从中推演任何事物，因而，在这种逻辑程序中，万事万
物皆是前后一致、首尾连贯的。”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往往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
，凭着这项武器，就可以使他们的臣民迫使自己进入 植劳持蔚 运动之中。”
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努力想使意识形态与极权相联，从而使人们对其惧而远之的做法是
幼稚的。如同驱鬼符并不能够真正驱除鬼神一样，认为意识形态不再重要的愿望和视其
为鬼魅并不能有助于超越意识形态，而是真正构成讽刺的是，对发明意识形态的崔西和
所有想用理性来驱逐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魔魇”的人们而言，阿伦特所列举的意识形
态的极权主义因素同样适合于“理性”本身。这或许便是人们常说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
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所在。当然，这样说毕竟并不否认某些观念的“意识形态性”
要少于另一些观念，比如曼海姆的理论就比其老师卢卡奇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为少
，甚至贝尔、阿隆和阿伦特的意识形态性从表达方式上也比其对手为少。但它说明了一
点，不能仅仅靠已经充满了意识形态语言的理性分析来进行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结
点，不能仅仅靠已经充满了意识形态语言的理性分析来进行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结
构主义也好，解释学也好，解构主义也好，只能有方法、程度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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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剑刺向苍穹去       易水寒梦魂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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