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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ke (你清纯的脸，我看到了放荡), 信区: Rockroll
标 题: 何为摇滚 25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41:03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可以断定，像马克·戴维·查普曼这类对自己不满和像其他反摇滚十字军战士一样对这
个“人欲横流”的堕落世界深为不满的人，更容易放弃自我和现实而奔向神圣或偶像的
怀抱（真实的体验或纯粹的想象）。他们对信条的完满性或偶像的完满性坚信不疑，不
仅反衬着他们对自己的不完美的不满， 也是他们追寻最终稳定感的必然方向。因此，反
摇滚十字军并不管反摇滚原则本身的正确与否而投入战斗，目的是为了成为神圣的一员
而使自己迸发全部的热情，既燃烧自己，也毁灭敌人。同样，最为狂热的摇滚偶像崇拜
者，不愿听也不可能听信旁人的劝解（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往往只崇拜某一位或某几位
歌星，而不是全部的摇滚现象），他同样愿意为自己的偶像而燃烧自己的全部感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反摇滚十字军和少数狂热的摇滚偶像崇拜者更多的共同点，是同样
容易盲目地服从于某一“象征”（许多时候，仅仅是这一“象征”的“合法”或“不合
法”代言人），或是盲目地听从偶像的任何召唤，根本不对这一“象征”或偶像作任何
分析或怀疑；全部容易走向极其狂热的极端，而且不加思考地付诸行动，比如发疯似地
焚毁唱片、磁带，或不顾一切地扑向舞台上的偶像，其势如同要将他撕成碎片；同时，
最为重要的是，狂热的反摇滚十字军与狂热的摇滚偶像崇拜者在走向极端之时，由于非
常相近，使他们极其容易地互换立场，有时候，就像主或偶像操纵了他们的生活一样，
你会发现狂热和崇拜本身就操纵了他们的生活，只要能一次次燃烧自己，狂热和崇拜的
目的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隐退。这是不仅仅发生在查尔斯·曼森或马克·戴维·查普曼和
“鞭伤”诸人身上的事，（比如60年代最为狂热的摇滚偶像崇拜者往往也是70年代最为
狂热的玄禅瑜伽热衷者。）也是不仅仅发生在宗教与摇滚歌迷身上的事，在人类的所有
事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狂热之士的相似性，“文化大革命”之类无非只是将此表
演得更加充分而已。
这就从反面昭示我们：沉醉于任何一种以灭绝自我为标记的崇拜之中都同样是一种危险
。如果说宗教性狂热我们无缘置啄，则在 」隼 迷之中，至少应当从摇� 的本性之中悟
道，意识到在摇滚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恰恰不是对某一种原则、某一个超人、某一部作
品的狂热崇拜，不是对某一种人性特质的单独发挥。恰恰相反，正是在摇滚之中，人类
表现出了难以比拟的多元性、多样性，它所推崇的乃是人性的繁杂性和复杂性，它所反
抗的恰恰是心胸狭窄、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在它所走过的路上，任何一种可能对人的
自由和自我的要求构成不合理压制和摧残的观念和事物都在成为废墟。它对人的贡献恰
恰在于它让人们知道，他们一直在寻找着的永不成为复杂入性的压制之物而且以多样性
本身为目的的东西是真切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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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多样性为目的摇浚竟也会导致连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都嫉妒的新偶像崇拜，我们不
禁要感叹人性的脆弱和习惯势力的强大。然而，一个异 史壮 、生机勃然的人生和社会
毕竟要比只有单色调的死板或狂热的世界更具吸引力，一个独立特行的思想家也要比一
片狂热呐喊的虔信者更为世人（后人）敬重。最为狂热的摇滚偶像崇拜者们也时常为使
人眼花潦乱的更多新偶像的出现而心旌摇动时，他们的狂热或许总会减退一分，领悟或
许会增加一成，则不管真的有没有“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存在，我们都不应认为人类已
经绝望
第九章 毒与噪：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
在摇滚与反摇滚的拉锯战中，有两个主题直接涉及在现代生活中随处显现的理性与非理
性之争，这就是毒品与“噪声”的问题。
资料表明，摇滚并不是第一种与毒品挂钩的音乐形式，爵士乐就曾经与毒品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不应遮掩的是，摇滚更为公开地与毒品搭上了种种关系。在摇滚领域之中，
最先同毒品有关联的是“滚石”等英国乐队，而在嬉皮文化浪潮中，则有更多的美国乐
队堕入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聚集 在旧金山等地，以“迷幻摇滚”或“幻觉摇
滚”知名的“感恩而死”、“鸟儿”、“善变使者服务社”、“杰弗逊飞机”等乐队。
据说 “感恩而死”乐队的名字就来自于吸毒之后的灵感，而“杰弗逊飞机”一词本来就
可以用来指抽大麻的烟杆。这自然是反 」 势力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这样
的机会，以便让摇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1966年（当时LSD等毒品还未被宣布为非法），保罗· 麦卡尼在《生活》杂志的一“次
专访中承认自己曾试过服毒。他说：“那让我大开眼界。我们平时只运用了十分之一的
大脑，你想想，要是我们把其余部分都开发出来的话会怎样呢？”这一专访马上引起了
反响。《每日邮报》称麦卡尼为“不负责任的白 痴”，麦卡尼手忙脚乱，恳求记者们手
下留情。
其实，在毒品刚开始成为公众话题时，摇滚乐手教唆青少年吸毒的想法就已经被宣传得
尽人皆知。1967年，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
章，称嬉皮士聚集的海特——阿希伯利地区为“新美国教会”，并认为该教会的训旨便
是通过渗透、加入传播媒介和娱乐业以宣 传毒品。摇滚乐自然成了“毒品音乐”。一部
叫《彩衣笛手》的电影更是直接发出警告，认为摇滚乐队是引导青年吸毒的罪魁祸首。
但令反摇滚者有些失望的是，一个对这部电影极为赞赏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理出来的
毒品歌也只有寥寥28首， 还不到每周发行的单曲数量的一半，而且它是从整整4年的歌
曲中选出来的。
这种悬殊对比没能改变人们的固有偏见。在某些舆论的鼓吹下，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的
确存在“摇滚——毒品阴谋”，并对摇滚乐手们加强了戒备之心。1967年，贾格尔因随
身携带四片安非他命而被逮捕，因为当时在别的国家（如意大利等）这不算非法，但在
英国却属违法行为。在此之前，“滚石”因另一成员基思·理查兹与大麻、海洛因有瓜
葛而备受指责，贾格尔被捕更是火上浇油。结果他被判入狱3个月（后被保释出狱）。《
泰晤士报》也指出，这一判决对初犯者是用刑过重。该报认为，原因在于贾格尔是摇滚
明星，“公众意见认为他是罪有应得”。随后，基恩·理查兹更是被判了一年徒刑（后
也保释 出狱）。
不争气的是“滚石”又一名成员布赖恩·琼斯也陷入了毒品旋涡，而且问题更为严重，
缺环？ 也被判刑（缓期执行）。负责布赖恩一案的法官公开表示了他对摇滚歌星的仇
视，他说：“我们已经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大大地灭了‘滚石’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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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列依和大野洋子也在伦敦卷入了大麻事件。列依无可奈何地感叹落到了诺曼·
皮尔彻手里。列依认为此人“四处打探而且专门逮歌星……有些歌星是在屋里吸毒，但
也有人不吸。他可不管这一套，他见歌星就抓。我就是这样被他抓住的……这是个圈套
。”《滚石》杂志认为，此事件使“披头 士”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摇滚中的乖男孩形象
。一年后，乔治·哈里森也落到了皮尔彻探长的手中，也有人说此事件是一圈套。
许多舆论还就所谓“毒品歌词”大做文章。“鸟儿”乐队的《八哩之高》最先被指责为
是一首毒品歌，（“高”一词常常被指责为与毒品有关。而且从这首歌开始，某些摇滚
歌曲被指责为是在服过毒品之后的幻觉中写成的。）由于这一结论是为数千家电台提供
节目指导的《加文报道》杂志所下的，所以许多电台都禁播此歌，它很快滑出了排行榜
。但“鸟儿”的成员吉米· 麦奎恩坚持这首歌所描述的只是发生在伦敦的一场空难。在
《加文报道》的毒品歌名单中，还包括鲍勃·迪伦的《雨天丽人》，因为其中有一句歌
词“每一个人都会招来石头”，而“石头”是毒品的代名词。《加文报道》的负责人比
尔·加文称，“我们认为，这些歌曲含有鼓励和／或赞同吸大麻或服LSD的内容。我们决
不会推荐这些歌在电台播放，不管它们的销路有多好。”但是，像BBC这样极为严格的电
台却并没有禁播上述歌曲，这说明加文的标准是很主观的。但BBC却禁播了“披头士”的
《生命中的一天》和麦卡尼的《 嗨嗨》。
当“大门”乐队上“沙利文剧场”进行电视表演时，他们提出上《点燃我的火》这首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负责人提出，必须将其中一句歌词“姑娘，我们已经到最高处”
里的“高”一词换掉。在排练时，“大门”改掉了该词，但在正式演出直播时， 他们还
是唱出了原来的“高”一词。节目导演大发雷霆，对“大门”称：“你们这帮东西永远
别再想出现在本节目上。”
1969年，尼克松政府发起了一场反毒品摇滚的运动。该年12月，尼克松总统、阿格纽副
总统和40名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审查摇滚歌词中的“不良内容”。 1970年，阿格纽副总
统在拉斯维加斯的共和党基金筹措会上发表演说，称摇滚给青年们“洗脑”以使他们开
始吸毒。他宣称：“由于我们指出了这一问题，常常有人指责我们搞歌曲审查制。但你
们真的听清楚那些歌里唱了些什么吗？‘披头士’有一首歌唱道：‘靠我朋友的一点帮
助我才侥幸过关，靠我朋友的一点帮助我才达此高处’……直到有人向我指出我才知道
，所谓‘朋友’原来就是指毒品”。阿格纽随后鼓励人们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纵容”
行为，多给“正直的”共和党人投票。
阿格纽讲演中最后的号召露了马脚，联邦电讯委员会委员、民主党人尼克拉斯· 己惭�
在一次有关摇滚乐的专题讨论会上大骂阿格纽的伪善和政客姿态。他指出，摇滚中有许
多歌已经在呼吁人们反对毒品，比如《安非他命安妮》、《推挤者》、《妈妈的小帮手
》等。而且他指出，在广告中，隐语比摇滚 歌曲要多得多。摇滚歌曲中因某些同同“吸
毒”一词的种种说法相近而被指责为宣传吸毒，或被禁，或挨罚，但广告中同样的词却
通行无阻，从无人加以指责。约翰逊直言不讳地说，这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摇滚乐手们不
借钱也不捐款给尼克松。
约翰逊的讥讽并未改变尼克松政府将摇滚作为毒品问题替罪羊的做法。 1970年10月，约
70家电台负责人出席了在白宫召开的反滥用药品大会。尼克松在会上表示，希望在反毒
品摇滚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尼克松强调，他无意越诅代疱，教广播业主怎么办节目，
但他将“感激”他们的合作。许多名声显赫的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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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将“感激”他们的合作。许多名声显赫的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广播公司老板曾在大会上问纽约戒毒中心的一些病员，是否有人
是因为受摇滚歌词的影响而开始吸毒，戒毒中心的病人惊讶不己地回答：“在摇滚歌词
的影响与成为吸毒者之问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与此同时，一名坚决反摇滚的记者杰列·李却坚持这二者之间有关系。他发表文章说
，“我无法证明这种关系。但如果你问我摇滚乐是不是美国青年中这一最严重问题的征
兆和原因，我会告诉你，正是如此，摇滚既是征兆又是原因，而且更主要的是引起吸毒
的原因。摇滚扩大了日常生活的代价，使它从某种有益的形式变成了消极的、破坏性的
、虚无主义的形式。”
少数唱片业人员也开始攻击摇滚与毒品有关联。独立制作人海沦·基恩便称，她知道“
迷幻摇滚”迟早会惹麻烦，她说“是的，唱片公司同摇滚乐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靠害
死孩子们暴富。”
有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染上毒瘾之后也将满腔怨怒发泄在了摇滚身上。阿特·林克莱特
便是如此，当他的女儿死于吸毒之后，他在美国国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列浓为“迷幻社会
的头号传教士”。
一些电台更是提出了古怪的标准，纽约一家电台的负责人说，“我们将不播放任何与毒
品有关的歌曲，即使是那些被视为反毒品的歌曲我们也不播，因为它们也有美化这个主
题的倾向。”
终于，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以官方形式向各电台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有义务不播出
那些“美化非法的吸毒行为”的节目。这一警告后来曾被许多人指责，认为它师出无名
。
吵吵嚷嚷的“毒品摇滚”闹剧在1973年之后便默默无闻了，可以被视为最后一出戏的是
由美国参议员詹姆斯·贝克莱主演的。在1973年夏天，他同另外两人一起进行了一项“
毒品歌词”调查，并于当年11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所提的要求是老一套，即
坚持认为摇滚歌曲在宣传毒品，唱片工业应当自我约束，否则政府就应进行干预等等。
他的描述倒是从陈词滥调又发现了新的思路：“摇滚乐赞美吸毒不是用直接的歌词或者
暗示进行，而是靠对60年代未以来大听唱片和云集在摇滚演唱会的以青年为主的听众施
加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怎样实现，贝克莱语焉不详。他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
和标准以杜绝这一现象在今后继续存在下去。”但由于当时整个政界都深陷“水门事件
”而无力他顾，摇滚暂时进入了安宁时期。
虽然从70年代中期之后，也还有某些乐队因与吸毒有关联而受到指责，但总的来说，视
摇滚乐手为吸毒宣传员的时代己成为过去，反摇滚战士们也找到了别的“把柄”，对此
一难以收集详细证据的“课题”不再热心。
其实，视摇滚为毒品宣传员的说法的确与事实不符。少数乐队的确与毒品有关，但就是
在吸毒成为时尚的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许多乐队明确反对吸毒，许多被指责的唱片
公司也加入了反吸毒的行动。戒毒专家、海特——阿希布地区医院的负责人戴维·E·史
密斯就曾开出过一长串为他发起的反吸毒运动捐款的公司名单，而这些公司经常被指责
为“在制造毒品”，尤其是那些被暗示为是吸毒者的歌星，比如詹尼斯·乔普林、弗兰
克·扎巴、烙雷斯·斯利克等人也分别捐款给反毒运动或发起反毒运动。到八、九十年
代，几乎每个声名显赫的摇滚歌星都己是坚定的反毒战士，“邦·乔维”发起的“摇滚
对抗毒品”计划成果显著，屡屡为人诅咒的“吻”乐队也长期与毒品奋战，连一度沉溺
对抗毒品”计划成果显著，屡屡为人诅咒的“吻”乐队也长期与毒品奋战，连一度沉溺
于毒品的大卫·鲍伊和埃里克·克莱普顿也在深刻反思之后加入了反毒行动。如同迈克
尔·杰克逊在加入“全美反滥用药品委员会”时所说的那样，音乐已经成了反毒品的最
不容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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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剑刺向苍穹去 易水寒梦魂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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