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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何为摇滚 27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43:17 星期五), 站内信件
然而，弗洛依德终究出现了，他有关人类意识中非理性、潜意识的全部理论对理性至上
观念的打击有如他所揭示的“ 淼 浦斯情结”对个� 经验的震憾一样强烈。尤其重要的
是，这一理论本身竟是力求向科学靠拢的心理学的组成部分，而且由弗洛依德的后继者
们扬弃一番之后严然成了诊治人类心灵的医疗手段；使得非理性不再是“疯子”的特征
，而成了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人性；而对非理性的关照和强调也不再是落伍者的呓语，
而是成了最为新潮的学问，即关注“非理性”成了理性的行为，而在这一理性之下又埋
葬着非理性。
如果说弗洛依德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动摇了理性地位的话，则身为理性人物的马克
斯·韦怕则第一个开始从理性自身之中看到它的深重缺陷。众所周知，在笛卡尔和莱布
茨乃至在洛克那里，理性一直具有“终� 原因”或� 第一原理”的地位。但是至康德
处，“纯粹理性”已经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第一原理”的地位荡然无存（爱因·兰
德曾语焉不详地称康德为历史上第一个“嬉皮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康德瓦解了理性
作为“终极原因”的地位。）这似乎可以被视为理性原则的一次大退却，因为它使理性
从终极原因往认识原则上靠拢，犹如上帝从天下来到凡间。然而，韦伯在此基础上又迈
进了一大步，他甚至对理性作为普遍的认识原则也表示了怀疑，当然，他的这种怀疑是
基于对历史的观察，他指出：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待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
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
一点。譬如，神秘的观照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们这
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
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
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
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
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上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
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必在这里，韦伯不仅使理性化（
或“合理性”）和理性变成了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之中的一种社会化规范，
而且明确提出了理性本身的相对性。似乎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恼人的相对性问题，韦伯对
理性作了“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区分，将“传统型”行为和“情感型”行为排
除在了理性之外，然而，韦伯也意识到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这两种理
性与非理性的行为之间的种种相对性。以最常为人道的所谓“克里斯玛权威”为例，许
多被视为传统 型的“克里斯玛”型领袖是经由理性化的法律制度（比如选举）而产生的
；而一些理性化的权威或支配形式的最后权威来源，则并不是理性或理性化本身，而是
来自“克里斯玛”型权威，比如由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便是如此，内阁式行政也是由科
层式支配形式和克里斯玛支配形式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所谓“理性”行为的本身或
者其前提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完全可能是非理性的。由此，韦伯不仅为理性由“价值理
性”向“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演变倍感失落，而且对理性和人类的前景都持悲
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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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似乎应证了韦伯的悲观看法。人类经历的空前灾难使战
前志得意满的实证主义者惭愧不己，也使得人们再一次对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有了切肤之
痛。实证主义对理性的坚实信心和对非理性浪潮的轻视此时 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更重
要的是，人们为了吸取教训，开始追寻非理性何以产生。正是在这种追寻过程中，理性
又一次被反复拷打。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善辩之士们发现：“理性决不只是在理性赤裸
裸表现出来的那个阶段，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仅在思路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有自我毁灭的
趋势……反犹太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是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本身，以及与理性观念相
应的世界中推论出来的。”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谓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对性，即任
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实际上也就是理性
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或福柯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性”。
也就是在西方思想家们对理性猛烈开火的同时，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石的近现代化浪潮正
在逐渐席卷全球。战后民族解放浪潮虽然是被压迫民族抗拒和驱逐西方列强的过程，同
时却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念普及和扩大影响的过程。而反过来，随着文化
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随着西方学者对西方以外的文化模式的发现和正视，人类学相对
主义和文化模式相对主义一时蔚为风潮，理性观念如同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一样受到
怀疑。因为事实证明，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理性观念在其他文化模式之中不具备普遍的
文化规范或认识规范意义，更谈不上作为终极原因。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对理性的怀疑提
供了另一类证据。
供了另一类证据。
而对理性观念予以致命打击的无疑是来自于一直在为科学找寻理性根基的科学哲学领域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阐明了“范式”在科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作用，尽管这一概念
受到难以计数的攻击，但撇开它的具体含义和有关争议不谈，它所开创的全新思路实际
上更深刻地瓦解了理性观念的根基。拉卡托斯视库恩的理论为“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
义，提出了他的理论进步、经验进步和启发法进步之标准，自认为为科学理论提供了客
观标准，然而拉卡托斯所要证明的无非是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好的“客观根据”，
而无法指出科学合理性的最终根据，可以说，拉卡托斯无非是将库恩的“规范”动态化
了而已。而到了费那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处，科学哲学终于从实证主义的一
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连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都被瓦解，曾经威风八面的理性观
念简直已经四面楚歌了。等到福柯、德里达诸人以更新的花样猛击理性时，它实际上已
经到了骨融形销的边缘了。
更加蔚为壮观的阿波罗坠落历程自然发生在社会生活中，在西方学术中产生的理性瓦解
历程固然已令人膛目结舌，但于多数人的生活而言（包括多数知识分子），这种蕴藏于
思想深层之中的瓦解历程必须映现于现实生活才会使他们在感同身受之后惊醒。毫无疑
问，在战后乃至六、七十年代，最能将社会生活历程中理性瓦解感受予以清楚表达的是
存在主义思潮。然而，如果从理性瓦解的学术历程而言，存在主义所昭示的无非是一种
生活态度上的反动；反过来，于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现实生活而言，它又显得过
于模糊而学术化，因此，有人称存在主义者为“暖昧的非理性主义者”，此说不会大错
。尤为重要的是，存在主义并不能完全概括理性势微之后的生存状态，其消极的选择实
际上是既不抗争又不找乐的自我闭锁之路，因此，它注定只能是一时时髦。但是，由存
在主义所揭示和表达的个人在理性化时代中的压抑和“恶心”感却远远没有过时，比如
由理性所支撑的“组织化”和“科技暴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倾向以及个人对它的反感与
抗争（就是爱因·兰德揭示的宇宙飞船与摇滚舞台之争）便仍具深刻含义。这类主题比
关于理性的全部理论论争都更能让一般人理解到理性的压制功能，从而为投奔狄奥尼索
斯开辟了无穷的可能性。马尔库塞一开始反对、最终却不得不同意韦伯对理性化严重后
果的分析，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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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式微在社会生活领域给予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无疑同“诸神退位”之后人类心灵
所受到的打击极为类似，理性的没落过程实际上是理性日益世俗化的过程。如同在宗教
的世俗化过程中一样，在理性的世俗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本来也是先锋，随后而来的痛
苦在呼风唤雨的先驱者们那里并不存在。但理性世俗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其作为神话被“
解除符咒”的过程，这种神话感的消失，必然导致人们的无助感。对习惯于终极定向的
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理性式微问样会造成社会确定感和权威的消减。因为在上帝退位之后无论是个人的确定
感还是社会的权威，其最终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建立在韦伯所谓“各领域的理性化”
基础上的，由于理性没落，便必然会使确定感和权威受到连累。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向来引以为荣的自信心连带着受到沉重打击，知识分子神圣使命
的“合法性”同样也受到怀疑。社会生活各领域理性化的过程及随后所发生的理性式微
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觉、情愿或不自觉、被迫的从“俗”的过程。知识分子对
在以往生活中把握极大的人生意义、理想、 价值观念、角色神圣感等无一再抱有坚定不
移的信心。
尤其重要的是，理性式微使得那种视怀疑社会制度者为精神病态的观念不再作为主流存
在（这种观念我们曾在“革命 （一“）》中提及）。在理性一统天下之时，对社会的批
判如同对理性的批判一样往往被视为病态行为，尤其因为社会批判与对理性的批判相比
，批判者的个人生活遭遇往往容易被作为背 景考虑；因此，自命为“理性的代言人”者
往往手执此一杀手铜，指责社会批判者将社会作为个人不幸的发泄对象，是非理性的冲
动，是一种应当加以克服、治疗和压抑的执迷不悟。但是，这一判决方式的最终凭据已
经消失殆尽。因让，连熊彼德这样的人也开始认为“相信政治批判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
幸（指最为明显的政治和经济不幸）并可以通过辩解而消除，乃是一种错误观点。政治
批判不可能通过理性争辩而有效地反驳。”即使对“文化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冲动颇为
不满的丹尼尔·贝尔也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多重性的分裂之下，既不再是
理性有机体，也无法再用此一观念予以概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贝尔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药方也并不是理性的。虽然他提出的向“某
种宗教观念的回归”正是对 奥尼索斯式的“渎神”的反动并力图向资本主义的“合法
性”回归，但所谓“公众家庭”一说，无论如何不再是完全“理性”的抉择。但相对而
言，贝尔提供的出路与激进的“革命”青年和“迷 幻”与“噪声”摇滚比起来，总算是
理性成分更多的作法。“革命”青年（尤其在“革命”后期）在汹涌激情中表现的非理
性成分我们已经作过论述，而真正彻底地背离阿波罗而成为“ 奥尼索斯帮”（贝尔语
）的，正是以毒品和“噪声”为号召的嘻皮士和旧金山“迷幻摇滚”歌手们。在他们来
，彻底地同现存社会决裂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这一“革
命”在其开头就已经失败，而且在此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问样会是换汤不换药。
因此，重要的是“当下革命”，即 马上建立起一个不注重理性、而注重内在的经验和感
受的新社会。因此，应当提高官能的感受性和享受性，以感性手段当下超越（而非改造
）外在环境。用官能感受超越理性束缚最重要的力量不是理性分析或暴力革命，而是感
官美学力量和爱的力量。事实上，这也是被命名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浪
潮对理性式微的曲折反映。因此，麦卡尼要用毒品来开发大脑潜能，埃里克·克莱普顿
潮对理性式微的曲折反映。因此，麦卡尼要用毒品来开发大脑潜能，埃里克·克莱普顿
强调毒品可以使心灵获得自由，连一些“革命”青年也认为可以先用LSD来杀死心灵中的
“猪”（“白豹党”人语，用来指各种束缚）而后才投身“革命”； 而噪声和大量电子
媒介的运用也无非是为了延伸或刺激感官，以达到“超越”现实和理性的目的。如果放
眼看望，我们还会看到与“革命”同时或从“革命”中分化、发展而出的“性解放”、
骂人言词、愤怒的讽刺歌词、放荡的色情作品乃至大红大绿的服装、化妆和越来越富于
刺激性的饮食习惯。这些都是非理性或反理性大潮下的不同形式的产物。因此，摇滚终
究难逃 毒品与“噪声”这一劫并不以歌手及其批评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深重的时
代意义。
也许人们会列举出诸如越南战争这类外在因素对美国青年成为“ 奥尼索斯帮”的作用
，以说明非理性崛起并不具备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得到了
进一步证明。即使是越战这类外在因素也是处在“阿波罗”式微的时代大潮之下。譬如
，对美国政府所代表的权威的质疑和不信任、不合作、不妥协，本身就是理性、法制、
民主观念所支撑的权威土崩瓦解的见证；对越战质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美国一系列共
识（按霍夫斯塔特的说法，由于美国向来缺乏有意的意识形态，这种共识对国家尤为重
要）质疑的过程，而这些共识的基础正是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时，在越战中日
渐突出的道德问题更是使传统的、理性的伦理观念显得苍白无力，从而加剧了它的没落
……这一切所促成的是使摇滚乐手更加公开地谈论毒品，却不是毒品问题本身的深层根
源。因此，反毒品摇滚的人士们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功夫不可谓不深，但却收效甚微。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只从具体的经济、政治等原因着眼，忽略了时代背后的思想浪潮。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在毒品、“噪声”的背后，还埋藏着歌手们深以为然（也同样为
那一时代的青年们认同）的一种思路：毒品和“噪声”才是认识世界真正面目的必由之
路，是创造力之路，只有通过它们造就的极致感受才达到与世界的合一（同理性主义者
相比，这种说法其实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同理胜相违背之路即非理性的 奥尼索
斯之路，才是认识世界真相之路，才是更为“自然”之路，从本质上说，它是无需毒品
及“噪声”的催化的）。比照理性主义先躯们的对理性的执着，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以毒品、“噪声”摇滚为表现形式之一的嬉皮文化无疑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的新
生力量，它所代表的和平、爱、崇尚自然等趋向已经融化在了绿党政治、环境保护运动
等当代文化力量之中。但是，这一“ 奥尼索斯帮”真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
曾几何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嬉皮文化时代的结束，紧随时代节拍的摇滚也不再以毒品
为时髦，而是反毒品为已任；所谓“噪声”也不再以“响”为荣，而是日渐被更为适度
、和谐的音响设备所取代。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在 奥尼索斯称雄的年代中，我们也看
到了理性仍在作玩强的抗争。
不出我们所料，现时代对理性的重新强调都以批判理性作为前提，因为视未经批判的理
性为理所当然本身便是非理性行为，或者如理性的批判者们所说，是以非理性选择作为
理性的前提（这也是本书地许多章节中都与“理性”相抵触的理由）。这使得他们与从
前的理性拥戴者迥然有别。但是，这种立场同相对主义毕竟又划清了界限。因此，这一
类理性的皈依者往往首先是最猛烈的理性批判者，但他们却始终守住了最终防线。
譬如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对作为终极概念的理性的批判最广为人知之处是在社会历史
领域。在广被推崇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断然宣称我们不能用理性的或科
学的方法来预告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和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被他宣判死刑的便绝不只
是所谓“理论历史学”或“作为理性主义传统一个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念”
，而且还包括深藏其中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正是理性本身的演
变结果。而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更是毫不掩饰地将理性主义的基础设定
为非理性主义，因为理性本身并不具备自足性。包括“批判理性主义”在内的理性要领
都是以“信仰理论”为前提的。而在以知识论与科学哲学方式所进行的论证中，波普尔
甚至使理性从依稀还具备判决手段意义的“工具理性”立场继续后撤，只视其为“猜想
和反驳”促进知识增长的手段，而由于“可证实性判据”之不可能而只能借助“可证伪
性判断”，理性的确实性又大打了折扣。
然而，波普尔的全部理论毕竟依然是一个“不屈从于怀疑论”的理论，“因为它也强调
了知识能够增长，科学能够进步的事实”。而“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任何
理由对理性感至失望。”而知识的增长过程和向高逼真度接近的过程，同时便是理性重
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重新赢得了尊严和客观性。这一尊严和客观性还被波普
尔用“世界3”来加以强调，将这一概念放进理性势微的时代大潮中予以观照，它似乎并
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是“无用的赘疣”或者不值一驳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值得钦
敬的反潮流努力。同样，“开放社会”概念也并不是所谓“政治偏见”，而是对理性重
建、人类未来诸事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思想前提。
海德格尔也不例外。由他所揭示的“诠（解）释学循环”（“诠释学处境”）揭示了任
何理解和解释的前提都是另一种解释即前解释，“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
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
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由此延伸，任何理性判断的可靠性、客
观性的基础似乎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诠释学循环”对理性的瓦解力更大
，因为任何理性理论的确无一不是以这种循环论证为基础的。正是因此，一些人断定“
诠释学循环”是一种永远地宣判理性死亡的恶性循怀。然而，这却绝非海德格尔的本意
，他坚决反对将此一循环理解为恶性循环，甚至是理解为人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
行。因为正是在这一循环之中包含着最基本的认识的积极可能性。同时，由于“诠释学
循环”本身可以获得源始性，在此一循环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开创出积极性的认识。“…
…诠释学处境现已获得所需的源始性。此在是源始的，就是说：就其本真的整体能在来
看，它被置于先行具有之中；指导性的先行见到，即生存的观念，由于澄清了最本己的
能在而获得了它的规定性；具体整理出来了的此在存在结构清清楚楚地把此在的存在论
特有方式同一切现成事物加以区别，从而使先行掌握为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提出一种恰如
其分的勾述，以便把从概念上整理诸生存论性质的工作可靠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在这一立场上，伽达默尔也与海德格尔保持了一致。我们看到了伽达默尔将
启蒙运动对一切前理解形式的根本贬斥视为哲学诠释学开始其批判的关键，认为“消除
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本身被明证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了我们人类
本身，而且同样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扫除这一前见就必然为某种正当理解有限性
开辟了道路。”这是用诠释学形式对绝对理性观念的又一道死刑判决书。但与此同时，
伽达默尔也同海德格尔一样从中看到了理性的希望，他强调，“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反思
伽达默尔也同海德格尔一样从中看到了理性的希望，他强调，“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反思
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证明这里存在循环，毋宁说是指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积极
意义。”伽达默尔本人对这种积极意义的开掘无疑表现为，对一种最终的前理解形式的
追寻或反驳以最终“客观地”把握事物的作法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真正客观，而坦然立
足于解释学循环之内，通过“时间距离”区分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产生误解的假前见，
在“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中便可以明辨古今、追寻真理。由此，“诠释学循环”
绝不意味着必须向非理性投降，而是意味着理性可以获得个相对的可信性和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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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剑刺向苍穹去 易水寒梦魂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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