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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ke (你清纯的脸，我看到了放荡), 信区: Rockroll
标  题: 何为摇滚 28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0年10月27日18:45:59 星期五), 站内信件

在对理性作毫不留情批判的基础上还理性以积极本性当然绝不只波普尔和伽达默尔（无
非是由于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往往更为有名，我们才首先以他们为例。）而且他们的解决
方式也常常受人垢病（比如不少人指责波普尔理论中蕴含的“诠释学循环”及伽达默尔
对诠释的存在意义的过分固执）。但是，在波普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中所蕴含的一些基
本原则毕竟普遍地映现于那些为理性重光而努力的思想家之中。
在这些原则中，首先还是对理性的一种信念。鹩讳言，在这一信念中必然包括着（或
者本身就是）“非理性”抉择，起码包含着一些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伦理的、道德的因
素。但是，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性的“有限”能力基础上的信念，既有另别于“阿波罗专
政”的旧信念，又保证着人们的思想不至于全部投入相对主义和单纯怀疑主义的怀抱。
从注释“责任伦理”推崇“高尚情操”的韦伯，到坚信“猜想与反驳”、“零碎工程学
”的波普尔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原则。
解决理性困境的另一法宝无疑是强调理性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伽达默尔从“实践”中看
到了希望，他对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并不是与某个既成存在相脱离的理性和知识，而
是被这个存在所规定并对这个存在进行规定的理性和知识”深感兴趣，而亚里士多德的
这一理性和知识的基石正是不要求数学家式精确的实践活动，即“道德知识就是某种他
必须去做的东西。”由此，伽达默尔从中并结合法学及神学诠释学的实践历程，阐发了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诠释学实践性的应用功能，他强调诠释学本身就是实践的，而“理解
被证明是一种效果，并知道自身是这样一种效果。”阿多诺也强调批判理论应当禀承马
克思的实践观念，在防止其成为“无头骑士”的同时，便可造就开放的、对话的、超越
启蒙运动局限的思维运动，从而使理性和社会都更加自由。哈贝玛斯也提出实践哲学主
张，认为实践与技术有别，理论也与目的或工具理性有别，而且交往行为的理性不同于
生产力领域的理性化，而在对现代社会进行预测分析这类带有“直接实践的参考特征”
的活动中，得到重建的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理性本身。虽然我们不能将以上诸人
的“实践”混为一谈，但他们对其的理解都并未脱离人的实际活动这一“实践”的基本
含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实践作为理性重光的基础，不仅本身是一种向生活和现实深
入的实际活动，也是在理性绝对性原则殒落之后更为“切合实际”的一种活动。
在重光理性的原则中，也有一些思想家将普遍性理性原则坐实到个人理性之上，其中极
端者比如爱因·兰德（她对理性的强调使她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中某些干将格格不
入，这种向自由主义靠拢的主张曾导致了保守主义阵营的大分裂。）她所说的理性仅仅
是个人的理性，往往是极其冷峻的理性。比如在登月飞船与摇滚舞台间就应当选择前者
。不仅如此，兰德更常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个人在社会和其他多数人的混浊之中的清醒理
智思考和行动，她对那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而行动果敢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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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也是理性“退而求其次”的一条出路，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诸人的批判理论也
正是为了使某种思考和理论能力从理性本身的专制之中解放出来，从大众文化的压制之
下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似乎也只可能以个人为单位。但是，更多的思想家并未采取这
种向个人“退却”的力式，而勿宁说是强调了具体境况。
伽达默尔说：“支配我们一切理解的完全性的先把握本身在内容上每次总是特定的”。
由此，理解效果也往往呈现为某种相对的特定性，虽然这种特定永远处在某种广阔的背
景和联系之中，但它毕竟具有某种特定性，即具体的境况特征。因此，在一些当代思想
家的身上（包括我们上述的诸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有原则的相对主义
”（不是特别合适的称谓）或类似于“境况伦理学”特征的东西，用我们最为熟悉的词
语来概括，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沉降，但是，由于这一方式
将理性权威深植于具体境况，则既可以使理性充满活力，又可以破除理性绝对化的不良
后果。诸如摇滚从毒品中解脱并奋而反毒这类例证，为理性的这一积极性质作了最好注
解。
以赛亚·伯林（他同样是绝对理性观念的严厉批评者）论述人类前景时的一段话惊人地
适用于理性的不再理想化的现状和人类对理性的应有态度，这段话是人类在包括理性在
内的问题上不再绝对也永不绝望的见证：
“人类并非仅靠与邪恶作战便可生活下去，他们还要依赖一些个人或集体的积极目标才
能生活，而这些目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多数不可预言，有时还相互冲突。正是由于
个人或人们全神贯注于这些终极性的、具有不可比性的、无法担保其必变或必不变的目
标；正是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追寻这些个人性或集体性的目标，这些未经策划、有时缺
乏完整充分技术手段、常常是毫无成功希望、更说不上官方嘉许的目标，他们的生活中
才出现了最为美妙的时刻。”
这当然不能说是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的最终结论（整个理性的势微与重光史也正是
为了证明这一对争也不会有最终结论调），但当吸毒者以毒品体验为瞬间的安慰时，推
崇阿波罗者也因拥有各式“最为美妙的时刻”而获得另一种幸福。当“  奥尼索斯帮”
并不以毒品这种极端形式谋求快感时，则阿波罗的子孙们更不必以阳光为剑向其投刺，
毕竟，人们真正的理性行为之一便是超非此即彼。让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各归其位、各
受祭拜，倒不如合而敬之，适时进贡，以让其合天时地利而出，成人和之伟业
   结束语永不遁世：摇滚在操练中
　
从80年代中期起，曾经被责骂为“不道德”的摇滚乐终于用一个又一个震惊全世界的“
良知复兴”行动实现了它超越既定道德目标的最终目的：向全新的、毫无滞碍的道德理
想行进。这些行动也绝不仅仅是“良知复兴”，它是摇滚从被缚中抗争的全部历史的象
征，又是自60年代以来再一次向世界证明着摇滚可以改变世界。
让人回味不已的是，“良知复兴”正好是在摇滚因MTV、重金属诸问题而陷入坐大的保守
主义的道德围攻之时。摇滚的反抗采用的是它一贯的立场：不做单纯的道德争议，而是
直接超越它，用行动中体现的新道德说话。鲍勃·吉尔多夫这位爱尔兰乐手首先发起了
“乐队救援”，使全世界的目光都留意到了非洲的惨境。由U2、“警察”、乔治·迈克
尔、大卫·鲍伊等巨星参与录制的《他们可知已是圣诞？》奉献给非洲灾民的也不只是
近千万英镑金钱，更是向人类提示着一种高尚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以一曲《天下一家
》而闻名逻迹的“美国声援非洲”活动，除创作《天下一家》的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
内尔·里奇全心投入之外，美国最具号召力的摇滚巨星几乎全体出动，近五千万美元的
销售收入为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其他非洲灾民带来了生活的信心。而半年之后（1985年
7月13 日）的“生存救援”行动，则不仅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吸引最多观众的节目（全
球140个国家约20亿人从电视中同时观看），也使摇滚乐成为了人类最具道德号召力的象
征之一（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场长达17小时的演唱会上，歌手们演唱的歌曲就有些曾
被判决为“不道德”的）。
正是在“生存救援”的演出现场，鲍勃·迪伦公开揭露了美国农民的惨淡处境，于是，
在约翰·库格·梅林坎普、尼尔·扬、威尔·纳尔逊的组织之下，“农场救援”行动演
唱会又为美国农民募来了一千万基金，而且这一行动成了年年举办的保留节目。
摇滚歌星们不仅关注埃塞俄比亚的天灾难民，也关心南非的人祸难民。布鲁斯·斯普林
斯汀所在的“E街”乐队中有一名叫小斯蒂文·范·赞特的乐手，他因为喜欢收集各式各
样的头巾而广为人知。正是在他的鼓动之下，表达摇滚乐坚决反种族歧视决心的《太阳
城》“艺术家联合反对种族歧视”专辑得以问世，尽管这一专辑曾经备受阻挠，但它依
然是一个光辉的象征物。
同样，在U2等乐队、歌手的努力之下，呼吁社会重视青年就业问题的“自我救援”行动
和“希望共谋”活动也得以在1986年进行，正是后一个活动使得在80年代早期还籍籍无
名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天下闻名。而在两年之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彼德·加
布里埃尔、崔西·查普曼、尤素·恩都尔诸人将在“人权”巡回演唱会上把“大赦国际
”的徽记和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头像贴在全世界许多大城市的体育场。此外
，我们还可看到摇滚巨星们为救济各类自然灾害和战祸的受害者、为各国种族歧视的受
害者、为爱兹病及癌症等绝症的罹患者举行的难以计数的义演和义录义卖……
所有这些行动，纵然未能使最为顽固的反」势力根本改变对摇滚的反感态度（塘鹅新
闻社的埃德加·伯曼就曾针对“生存救援”这一人道壮举评论道：“这只意味着我们在
进化的阶梯上向下走了新的一步”，他认为对那些现场观众而言，观看这种“古怪噪音
”和“怪异举止”意味着他们的品味与智力降到了尼安德特猿人之下），但起码让摇滚
暂时扬眉吐气，在无尽的罗网之中探头而出，自在地呼吸到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应当留意的是，正是在“人权”演唱会这类行动上，在摇滚的顺境之中，也体现出了摇
滚乐手们更为清醒的意识和摇滚不断反思、在操练中前进的本质。
斯汀在“人权”演唱会期间曾经指出，“‘生存救援’行动使得人们相信有奇迹，但事
实上奇迹不会发生。‘生存救援’筹到的钱还在用于救济非洲灾民，但多数人已经于此
毫无意识。”因此，斯汀希望他的音乐能够超越仁慈之心，他开始致力于让听众真正发
自内心地关注入权和环境保护。这种努力同以往一样，依然是以音乐本身为手段的。斯
汀公开宣称：“我不赞成良心复苏的说法，良心一直存在，我也不同意涉足时政的歌曲
作品已经在七十年代末消亡的说法。”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在用作品说话。《蓝海龟之梦
》、《无物可与太阳比拟》都令人不能等闲相看。像《独自跳舞》这首歌，描绘的是智
利那些失踪的政治犯的遗孀。这类题材和斯汀的态度是60年代摇滚乐既革命又死守艺术
堡垒的典型再现。如同另一位摇滚名星杰克逊·布朗（他一直固执地践行着摇滚理想，
屡屡因用歌声公开抨击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等而受到禁播、骚扰）所言，这类歌“有着极
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提出的意象本身就需要作出解释，你必须看得深远一些才会懂得
它真正的含义。”
同样，彼德·加布里埃尔、保罗·西蒙、“说话脑袋”乐队等摇滚乐手和乐队也并不仅
把非洲音乐当作灵感来源，他们将自己所实践的“世界音乐”也视为使人类良知真正落
到实处的又一手段。保罗·西蒙的《圣地》因到南非实地录音而同时遭到种族主义者和
“非国大”的夹击，既是摇滚向来两面受气遭遇的重演，也是摇滚不懈抗争的又一见证
。
尽管这种抗争越来越难，尽管在艺术与道德、政治、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越来越难
，摇滚却从未放弃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越来越成为深厚思考基础上的行动。“大赦国际
”是吸引了最多摇滚巨星的国际组织，在“人权”演唱会之后，它已从一个拥有8万平均
年龄40岁成员的地区组织成为拥有42万平均年龄20岁的极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然而，正
如该组织美国分部负责人杰克·希利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大赦对艺术家而言乃是一
种观念，这是他们自有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合作得如此有成效的原因之所在。他们追寻
着完美的歌曲、完美的诗句、完美的雕像，而我们追寻着完美的世界。”因此，他也相
信，如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改变了他的听众一样，斯普林斯汀自己也已经在巡回演唱
会中发生改变。斯汀的话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他说：“‘人权’巡回演唱是我做得
最满意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同其他摇滚大事不一样，不再是摇滚精疲力竭地抗辩，
而是坚定主动地投入以艺术改变世界的又一场斗争。
当摇滚在并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一呼百拥的主动抗争中也保持了它被束缚时的清醒而非
陶陶然（杰克逊·布朗曾对这样的抗争也直言讳：“任何时髦的事都会变得不时髦……
任何引起大多关注的东西最后都似乎会消亡”），我们更可相信摇滚的操练会不可阻挡
地深入人心。
我们看到，在无穷的罪名和罗网之中，摇滚于艰难跋涉之中不屈不挠，而且于愤怒之中
烙守天职，不与对手一起轻易毁于无妄之火，而是仍然以无穷的艺术探索来化解罪名与
罗网，使只善大破坏和指责的敌人（乃至同路人）最终或惭愧或悔恨或悻悻然而归，摇
滚却一次次在较量中赢得更多的人倾心相许。同样，在或可淌梢」龅那 掌声中，摇
滚难能可贵地瞪大双眼，于同样无穷的诱惑之间左冲右突，力图使四面奏鸣的强拍弱响
成为横流人欲中的亮丽清音，使心有灵犀者或可觫然而觉，不致全身心陷入泥沼深潭。
成为横流人欲中的亮丽清音，使心有灵犀者或可觫然而觉，不致全身心陷入泥沼深潭。
凡此种种，必使摇滚终能得成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力，于人生社会之中操练不已，其消亡
之日，恐非如其无可奈何的反对者们所言，是在可见的未来。而于摇滚的热衷者们乃至
于持稍微公正之心的旁观者们，摇滚的种种业绩毕竟多于劣迹，因此，在他们的心中所
要呼喊的是：
继续操练吧，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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