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ia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samuel (孔雀翎), 信区: Russia
标  题: 俄罗斯版范文 契卡主义 (转载)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4年03月15日18:09:2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 以下文字转载自 NewBoard 讨论区 】
【 原文由 moscow 所发表 】

契卡主义 

 刘洪波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维克多·雨果的“温情主义”有着很多的不满足。我们可以
欣赏他对邪恶社会的揭露,但他在《悲惨世界》中坚决不让冉·阿让以血洗血,总是让我
们觉得很不过瘾。至于冉·阿让的人道精神最终竟然让那个警察头子自责而死,我们觉得
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对于对手,我们更愿意说的一句话是高尔基的名言:“敌人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敌人在哪里,也是十分明确的:“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反对我们”。(马雅可夫斯基语) 

  在苏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执行机构——克格勃以庞大的网络,先进的技术手
段,结合古已有之的无所不在的眼线,通过各种各样的罪名,“惩罚”了无数的苏维埃社
会主义的敌人。然而,随着惩罚而来的,是这个机构本身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它的恐
怖色彩,不仅使它在平民中失去了声誉,而且也摧毁了它自身。还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
布尔什维克最集中的机构开始向传统的意识形态惩罚机构告别,一夜之间,克格勃里的党
委停止活动,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它“说句公道话”。 

  早在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为首的苏维
埃“惩罚之剑”的内幕。当时,他不得不为此流亡国外。而今,轮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马出
来述说真相了,瓦季姆·巴卡京——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自己的经历,书名叫做《摆
脱克格勃》。短短二十年时间,克格勃从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战的神圣,变成了它的主席
都要摆脱的魔鬼。 

  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的个案调查,勾画出将普通人从正常社会流向古拉格的那条“暗
道”。巴卡京走得更远,通过少量关键性的“核心事实”,从内部攻破了克格勃赖以生存
的理由。索尔仁尼琴的笔墨,一直追溯到苏维埃革命初期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巴卡京
不仅如此,更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为逻辑给出一个名词:契卡主义。 

  按照巴卡京的理解,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乃是克格
勃的权力。虽然人民不能确定谁是敌人,但“敌人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没有敌人,整个
克格勃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
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
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克格勃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此后,这一机构的名称经过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
(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格
勃),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名称改变的同时,这一机构的职能
也略有差异,但一直不曾变化的,便是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寻找并消灭“敌人”,契卡主
义思想体系的坚固性,远比克格勃这一具体机构要强。 

  设立契卡,是政权初立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权
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
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
志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
,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更多的“线人”。 

  为什么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克格勃机构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在苏联的
领导人看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
然造就出被专政者,所以这种专政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在内的政权机构
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它负责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
态”,也就是说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斯大林的“随着
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的论断,实际上是克格勃这一特
务机构不断强化的理论基础。 

  契卡主义要将“敌人”消灭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那么一个“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
程序,就意味着契卡机构的失职。因此,契卡机构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公民的言
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公民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公民,“侦
察英雄”变成了社会的榜样。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契
卡主义惩罚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
机”的运作,社会不再具有活力,个人独裁受到欢呼,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
,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强”的理由。 

  在契卡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苏联,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国一样,
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间谍”、“工业党”等无奇不有的罪名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机构在清洗无辜公民之余,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
的首脑,被告申请“最严厉惩罚”的审判与枪杀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
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机构的死亡游戏,但赫鲁晓夫逮捕契卡
机构头子贝利亚时,也要给他加上一个“英国间谍”的正统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
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
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
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
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
“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气氛下
,“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
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
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
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 

  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
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
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
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
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
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个制度所以会采用特务政治,往往是由于以为这种政治最能消灭潜在的威胁,从而
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的安全。然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正好相反。在中国,明朝的特务政治
成为削弱王朝最经常也最强大的体制。在苏联,契卡机构同样起到了这种作用。斯大林利
用契卡机构制造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同时,也使贝利亚产生取而代之的异想,斯大林之死
的详细过程晃如烛影斧声。在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九九一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
变中,克格勃充当了冲锋队。克格勃根据“法定权力”切断了戈尔巴乔夫与外界的通讯,
并对他实施软禁,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不仅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而且事实上是政变的策
划者和主要操作者,克格勃武装力量“阿尔法”特别分队则是政变者倚靠的重要力量。名
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务机构,终于被证明是对国家安全最具威胁的力量。 

  失败的政变改变了历史,契卡机构摧毁了自己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随着苏联的解体
,克格勃作为一种制度在前苏联地区终于消失。如今,无论该地区的那些国家实行着怎样
的制度,那里的人民至少免受国家机构夜半敲门之惊。然而,契卡主义,作为一种“树立
敌人”、“将敌人消灭于萌芽状态”、从而走向压制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体系,并不会轻
易从这世界上消亡。 

  “主义”比制度更加顽固。契卡机构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它产出了一种叫做“契卡主
义”的怪胎。在这种“主义”之下,“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
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恶魔》)。人们对契卡主义厌恶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竟然使契卡机构
首脑都对它啐口水,恐怕也是那些不断为它添砖加瓦的人们所没有想到的吧。人类公理得
到昭彰的过程也许真的缓慢,但也不是遥遥无期。历史真是残酷已极。 

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八月号·第五十四期 

 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棗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北京:新华出
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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