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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shes (东邪西毒), 信区: SFworld
标  题: 后记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5日01:08:2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文明“多面”——散记韩松的科幻小说集《2066年之西行漫记》
作者：吕哲
 
==感谢作者惠寄==
    记得曾经的一位长师告诫我：“当你看到两本题目相似书时，千万别以为他们是
一回事。”这话现在想来是颇有道理的。
    最近，闲游书市，无意中发现一本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韩松的作品集，题为《2066
年之西行漫记》。对于韩松，我并不陌生。在当今，他是一位被公认的可以代表中国
大陆科幻创作水平的名家，其作品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荣膺大奖。然而，最先吸引我的
，却是此书的题目，因为我相当欣赏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有名《红星照中
国》），况且斯诺与韩松的确有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不过，我
同样清楚这两本书注定是截然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出于先师的告诫，更多的是源于我
对作者的认知：西方读者通过斯诺的笔“结识”了一些身处在遥远东方的爱国者与革
命家；而韩松所要讲述的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却又能给人无限启迪“未来故事”
。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作为一部小说集，显然不会只有一篇作品，集子里还收录韩松的《回到过去》、
《春到梁山》和《知识城一夜》等三个短篇。不过单就个人论，我对他们的印象其实
相当淡漠，只有后面“正文”——《二零六六之西行漫记》（以下简称为“漫记”）
才是我真正看重的一篇。
    故事以20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个世纪之后）的世界为背景展开。
然而在作者笔下，“昔日”的超级大国已经沦落为闭关自守、动乱不止、衰弱不堪的
三流国家。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曾经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一跃成为
世界头号强国，“此时”的她正在用取之不竭的财富和深邃悠远的思想，影响世界和
人类的发展。当然，韩松并没有忘记被誉为“新时代神经”的互联网，不过的此时的
网络早已经不再仅仅是“信息高速路”，他业已成为某种意识的结合，甚至作为网络
的某种终极形式——阿曼多，已经是独立的意识体了。
    以上是我所归纳的“漫记”的两个基本的背景。对于后一个，也就是网络的高速
，甚至是近乎“魔幻”化发展，大多数读者可能不以为然，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这
被认为是发展的趋势；与此相反，“中强美弱”的世界格局的设定，却不是那么容易
被人们理解，理由也很简单，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微乎其微。这就
使得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设定这样的故事背景动机何在？进一步说，作
者要如何给这样一个“不合理”的背景找到合乎逻辑的依归！
    在正式开始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经拜读了一些评家关于“漫记”的论说：
有人认为“漫记”明写中美，实际是对于曾经的“灰暗中国”和未来的“光明中国”
的比拟和描摹；也有人认为韩松之所以会如此构思，完全是因为作者受到“五·八”
运动的影响和强烈的爱国民族主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对于前一种观点，我个人
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推测性的：韩松作为一个拥有硕士学历的新华社记者，他的思
想力度和观察能力决计不会如此的肤浅，去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而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种
对历史定论的褒贬。而对于后一种观点则要认真分析，必须指出的是“五·八”牺牲
的烈士中，的确是有韩松“广义上”的同事。但是有一个演绎性的理由，似乎为其提
供“反证”：在“漫记”一文中，有对所为“车轮大法”的讽笔，因此可以推知，文
章最终节稿不早于1999年的8月份，而此时新的运动早已使得“五·八”事件的影响
不那么表面化了。综上所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韩松的创作动机理解的如此狭隘
，事实上，在“漫记”中有相当多的思想内涵有待挖掘。
    显然，要透析作者的叙事的逻辑动因，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习
。整篇文章，总起于2066年3月。这是一个以围棋为第一运动的时代，而在这一领域
理所当然的“梦之队”——中国围棋代表团即将启程访美。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普
通的体育代表团，他们同时负担着相当份量的文化使命——重建美国业已颓废的精神
世界。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描写，围棋可以说是最纯粹的东方文化代表之一，西方
人曾经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外星游戏”。然而，斗转星移，沧桑百年之后，当东方重
新成为“求知识”之地时，这一文明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它是其中最为玄虚而
难于理解的，也有可能被赋予某种神化的意义，亦或称之为“成功秘诀”。其实，这
正是文明生态自我调节的一种必然状态，我们不妨把它明确的表述为：当某一文明圈
衰落到了相当的程度，但尚未丧失复兴机能的时候，他的目光必将转向先进文明圈，
并对其进行有意无意的模仿，试图从中寻觅复兴之路。当然，这种模仿必然带有他的
盲目性，甚至是囫囵吞枣的。遥想当年，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拥有相同文化心态
者，并不在少数。
    那么，为什么是“围棋”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负担起了这样的使命呢？事实上
，在众多的中国文明“衍生物”中，只有围棋是最适合充当文化信使的一种。我们不
妨从围棋的另一个雅号“智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首先，围棋是一种容易开展的运
动，因此它具有一种广泛的参与性，可以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故事中，这一
点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然而，围棋同时又是属于那种考验智力的游戏，再经过中华
文化数千年的沉积，它已经成为了东方智慧最具魅力的化身，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断言
，“只要破解了围棋的秘密，东方的智慧宝库也将会随即开启。”由此，我们不得不
佩服作者独到的匠心。
    如果说，作者要以此向我们揭示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认为，当“蛮者运动”
（体力竞技）逐渐让位于“智者运动”（脑力竞技）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经过自我完
善的东方文化圈，在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圈的“文化比拼”中重新崛起，而促使这一胜
利到来的也许就是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互联网，以及它的后继者——在书中，他被称
为“阿曼多”。
    但是，阿曼多在故事开始之后不久便自行毁灭了，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幸，
其中即包括对主人公个人的，也包括对故事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那么，这个曾被描
绘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奇的之物，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阿
曼多的智慧和“伟大”。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阿曼多有意识、有智慧，甚至是拥有
超乎寻常的“大智慧”的话，那么阿曼多必将走向毁灭。当代，科学技术正在以几何
级的速度，迅速向文明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高新科技的“泛滥”
，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想象力的危机。而书中提到的阿曼多，正是这一
趋势发展的终极结果。然而，对于人类而言，阿曼多并不是乌托邦，事实上它是科学
的象牙塔和人性的坟塚。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听到有关科技的发展最终消灭
人类的“危言”。但是，如果人类指拥有高科技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思维的话，那
么这也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阿曼多作为一个“智者”，他当然应该明白，人类建立
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代替人去思考，从而彻底的解放人。人类的这种纯粹的病态心理
的作用下，它所充当的这种“奶娘式”的角色，正在使人类彻底丧失自然生态的存在
能力，将人类导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为了人类的未来，阿曼多必须自杀。当然
，阿曼多的离去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暂时混乱，但是在如果在这种混乱中，人类能够
从新获得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新的文明秩序是可以很快建立起来的，况
且还有向中华文化这样的稳定因素存在。由此可知，阿曼多的“死”是相当从容和满
怀希望的。
    那么，阿曼多的“良苦用心”是否奏效了呢？书中给我们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
是！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在阿曼多“自毁”之前，对文明的局部挽救和应急准备
已经开始了，例如围棋代表团的出访和“自力更生系统”研制等。但是，只有当阿曼
多真正崩溃之后，对文明的全面拯救才真正全面开始。因此，与其他人把“漫记”看
作是灾难史诗不同，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是复兴史诗。
    当然，作者的主要笔墨，都倾注在主人公唐龙的身上。而通过唐龙，我们的确可
以透视出社会的不同层面，对于兴复文明所采取的不同主张和行动。
    首先是“铃木军团”，准确的讲，这是一只武装起来的“孤儿游击队”。在大灾
难后，他们救起了落水的唐龙，并且很快使得唐龙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当然是胁迫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所谓军团的人员构成，再结合书中所阐述
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些亚裔孩子乃至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社会
的“弃民”。因此，他们对于原先的那种建立在“白人至上，黑人次之，其他种族居
末”法则下的文明秩序，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改变这种现状成为他们的渴望。而大
灾难之后，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予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去重建文明秩序，为自己
赢得尊严、权利和财富。不过，他们毕竟是一群孩子，他们的策略和手段都是相当幼
稚的。而此后也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了对于被认为可以预知未来的神秘“灵杖”的争夺
，当然这种争夺的结果只能是毫无结果。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唐龙之所以离开
“铃木军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某种幼稚的文化心态的摒弃呢？
    在离开了铃木军团之后，唐龙与长有神奇“长尾巴”的纽曼相遇，而纽曼扮演的
是另外一类的文明复兴者——向人们宣扬民族历史的“传教士”。而在我看来，纽曼
通过长尾巴所传播的不仅是一种“光荣”历史，更主要的是一种对于复兴文明的不懈
信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纽曼是一位真正的“贤哲”。但是，由于文
明的衰落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类似纽曼这样的智者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
这不仅体现在，旅途中，需要不断的廉价出卖宝贵的知识以换取食物，更体现在纽曼
的著作和本人的被毁灭上（这种毁灭带有社会性）。如果，我们可以把纽曼和中国先
秦的学者作一个并不太公正的对比，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后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
们的著作毕竟还可以流传后代。同时，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的确有很多精辟的思想，
在混乱中被粗暴的毁灭。
    至于，盖茨先生的“世外桃源”和光明城之类的地方，从严格地意义上讲，是一
种出于改良思潮的复兴文明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虽然看似美好，可事实上是行不
通的。在社会全局范围内的文明生态恶化的大背景下，想通过局部的改良创造独立的
“良性”生态，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是终究回归于失败（“光明城”的毁灭
），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当社会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非得有一个全
局性的改变不足以挽救文明的话，那么社会斗争的最激烈形式——内战，也不可避免
的将要到来。
    战争的确很快的发生了。在战乱中，另外一种复兴（抑或是新建）文明的努力，
也在激烈的进行着，而山姆上校则是这一运动的直接执行者。其实，在我的印象中，
山姆上校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和军阀，但是他又无疑是此类人中的“思想者”。虽然
，攫取权利，甚至是最高权力，是他的真实目的，可是，他为达成这些目的，所采取
的手段，比如创生新语言，提倡围棋，树立精神偶像等等，无疑是在客观上，达到了
一种重塑社会精神的作用，而且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一
点突出表现在，山姆的部队中，过人的战斗意志上。然而，山姆的努力，随着战争的
终结和本人的牺牲，瞬间化为乌有——他的领导权被篡夺、他的“宫室”被掠走、他
的语言被忘却……无疑，山姆的结局同样是悲剧性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依靠军事
强权建立起来的文化神殿，必将随着强权的瓦解而崩塌。正所谓：“秦之天下得于兵
戈，而亡于以兵戈治天下。”
    在经历了以上的漫长的“文化苦旅”之后，本书的主人公唐龙终于回到了自己的
祖国，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唐龙和他的历程呢？就个
人而言，我认为如果从唐龙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把这个故事看作是唐龙由一个孩子
转变为成人的“辛酸”历程。而这种转变应该具备两层含义，其一，是由一个温室里
的玫瑰到崖壁上的岩松的转变；其二，是由“阿曼多”守护下的婴孩到拥有独立思考
能力的“新人类”的蜕变。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长大；而后者，则是一
种理性意义的成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回归。
    倘若，一定要搞清楚文明复兴的原动力是什么的话，那么，以唐龙为代表具有东
方思想魅力的“新人类”就是这样的动力源。由此，我们再回复到最初的有关“中强
美弱”的讨论上，也就可以清晰的揣测出，这一局面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一种文明理性的再次回归。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人们十分热衷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并从讨论中演
绎出了两个论题，即所谓“福地”情结和“文革”情结。
    可能，很多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发现，事实上，韩松的这篇小说是以回忆录
的形式写作的。在文章中，“我”多次告知读者，自己现在身处“福地”，并且一再
暗示所谓“福地”与外星人有关。这几乎成为了整篇最难以捉摸且并没有最终答案的
“伏笔”，而作者却常常以其调动读者的阅读欲。
    那么，到底什么是“福地”，作者又为什么一定要写“福地”呢？我想，对于这
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只有作者本人。而其他种种猜测，绝大多数是对于作者原意
的曲解，因此不足为信。不过，如果参照韩松的其他作品和评论界的普遍观点，就我
个人认为，这个论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他（韩松）的风格！
    至于所谓的“文革”情结，则需要有一个认真的辨析。这个论题的由来，主要是
源自“漫记”中，有意无意的渗透出来的“文革”气息，仿佛作者有意在隐喻什么。
而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的有关韩松的个人背景信息中，很难找到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
释。
    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从“文革”本身去寻找原因的话，问题仿佛也就
豁然开朗了。首先，有必需尽量淡化有关“文革”的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的制约，而
选择以纯粹历史的，或者说是纯粹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剖析“文革”的人文实质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文革”只是一种文明超越阶段的极端化之后的一种畸形
生态的表现形式，而在当时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文明的异化缺少制衡机制，最终
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文明生态的异化与“文革”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话。随即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既然文明生态异化的可能存在于一切文明形态中，那么这种“
异化”的表现形式与“文革”有类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理解“漫记”的人文内涵：“漫记”在
形式上写的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但在内容上记述的是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层
次上所处的不同状态，也就是文明的“多面”——在他上升的时候，他像是美丽的安
琪儿；而在他衰落的时候，它变成为了撒旦的化身。而对于处于不同文明“面”上的
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就成为了文章中的人文关怀的着色点。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讲：“大凡出类拔萃的文章家，必要有‘四才’：小说、新闻
、治史、国学。”纵观国内的“当红”的文字名家，能有此“四才”者寥寥无几。许
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缺乏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经不起时代的检验和推敲，
不少学者都为此忧心如焚。我们并不否认，时代的前进必然带来文艺思想跃进，但是
面对市场经济的巨浪，我们的作家是否必然要成为所谓“码字工”呢？因而，能看到
像《2066年之西行漫记》这样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中
国文艺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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