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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候簿/ 方豪所见清代灵台候簿实例/ 灵台观天所需观测之七类天象/ 用来
“仰窥天意,教化世人”的档案文献——史传事验/ 官修史书中的史传事验/ 《
开元占经》的内容及其价值和故事/ 李淳风的《乙巳占》/ 《灵台秘苑》/ 官
史中的“天学三志”/
1
古代中国人既然笃信“天垂象,现吉凶”,天象被看成是“天意”的显示,是上天
对人间帝王政治优劣的表扬和批评,是对人间吉凶祸福的预言和警告。那么很自然
的,对各种天象必须认真、持续地加以观测和记录,只有这样,天学家才能为帝王
上窥天意,上体天心。而欲知天象奥秘,必须勤于观天并进行记录。
第四章谈到《周礼 ·春官宗伯》所载各种官职中,“占梦”之“掌其岁时,观天
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保章氏”之“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
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
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 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等等,都属
于灵台观天的内容。从理论上说,灵台上昼夜都有专人对天象、云气等进行观测,
观测的结果被记录在称为“灵台候簿”的档案中。
非常可惜的是,“灵台候簿”的实物,迄今尚未见有完整保存至今者。[1] 幸有教
会学者方豪,1946年在当时北平的北堂图书馆读书时,偶然于书库中发现一个纸包
,里面“尽为断简残编及零碎纸屑”,但是却有四张表,是清朝嘉庆年间钦天监观
象台----就是今天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的观象值班记录。虽然时代较晚,但
作为古代“灵台候簿”之吉光片羽,仍然弥足珍贵。这里移录其第二、第三两表如
下∶[2]
方豪所见第二表(相当公元1815年1月20日)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丁卯小寒十五日
观象台风呈 值日官 五官监候纪录九次 路 鹏 (押)
博士纪录 五次 常 兴 (押)
日出辰初初刻十三分昼三十八刻四分 班首 天文生李为松 (押)
日入申正三刻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一分 天文生张彭龄 (押)
寅时 三班
寅卯辰时 黄德泉 王光裕
卯时
辰时西北风阴云中见日
巳午时 于中吉 黄德溥
巳时西北风阴云中见日
午时西北风阴云中见日
未时 鲍 铨
未时西北风阴云中见日
申时西北风阴云中见日
酉时
申酉戌时 孙起元 司兆年
戌时
昏刻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昏 刻 李为松
一更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一 更 王光裕
二更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二 更 于中吉
三更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三 更 黄德溥
四更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四 更 黄德泉
五更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五 更 鲍 铨
晓刻西北风阴云中见星月 晓 刻 孙起元
司兆年
午正用象限仪测得太阳高风云
一丈中表 北影边长
南北圆影长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仪器交明接管讫
方豪所见第三表(相当公元1816年3月5日)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七日丁巳惊蜇一日
观象台风呈 值日官 五官灵台郎纪录八次 金 城 (押)
博士纪录 五次 那 敏 (押)
日出卯正一刻五分昼四十五刻五分 班首 天文生白嵩秀 (押)
日入酉初二刻十分夜五十刻十分 天文生徐治平 (押)
寅时 二班
卯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寅卯辰时 李 钧 孙 安
辰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巳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日生晕影苍黄色在危宿
巳午时 李文杰 田 晨
午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日生晕影苍黄色在危宿
未时 何元溥
未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申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酉时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日 申酉戌时 何元渡 何树本
戌时
昏刻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月 昏 刻 白嵩秀
一更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月 一 更 孙 安
二更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月 二 更 李文杰
三更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月 三 更 田 晨
四更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 四 更 李 钧
五更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 五 更 何元溥
晓刻东北微风阴云中见星 晓 刻 何元渡
何树本
午正用象限仪测得太阳高风云
一丈中表 北影边长
南北圆影长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 日仪器交明接管讫
由此两表不难看出,观测及记录的规章制度是颇为完备的。不同班次、不同时刻,
都分别有专人负责。不过多年相因,早已成为例行公事。随着岁月推移,积弊渐深
,人员素质逐年下降,敬业精神日益淡薄,“例行公事”也就会变成“虚应故事”
,这种现象早在宋朝的皇家观象台上就已经发生了。故这些表是否真是对当时实际
天象一丝不苟的观测实录,尚未可知。
方豪所见之表,并不能代表“灵台候簿”的全部内容。这从下面一件史事中就可以
推测出来∶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瞿昙悉达之子因抱怨不得参与改历事务,遂与
陈玄礼上奏,指控一行的《大衍历》系抄袭其父所译《九执历》而又“其术未尽”
,太子右司御率南宫说也附和这一指控。《新唐书·历志三上》记此事结局云∶
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较灵台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
、四,《九执》一、二焉。乃罪说等,而是否决。
唐玄宗下令用“实践检验的标准”来裁决争端。《大衍历》、《麟德历》都完整保
存至今,它们和中国古代别的传统历法一样,都以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运行情况的推算为主要内容。因此,能利用灵台候簿来检验历
法的准确性率,就意味着灵台候簿中必定定期(不一定是逐日)记录着此七大天体的
位置,而上述方豪所见的表中并无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进而推测∶方豪所见
的四张表,只是灵台候簿中若干种表格之一种。
2
古时灵台候簿之完整实物虽尚不可见,但是灵台上的值班人员究竟要观测、记录哪
些天象,仍然可得而言。
在中国古代,灵台是帝王的通天之所,灵台上的观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活动,而是地地道道的星占学活动,为的是通过天象了解上天对帝王政治的评价和
对人间祸福的预示。这一点我在《天学真原》中已经作过重点论证。因此,灵台观
天需要记录哪些天象,可由中国传统星占学运作中通常要占哪些天象来推知。
而星占学中要占哪些天象,则可以从传世的星占学经典著作中入手去探讨。
说来有点奇怪,在传世的中国传统星占学经典著作中,最完备、最著名的一部却是
出于印度天学家——世居长安、到他那一代已经华化了的瞿昙悉达——之手,这就
是唐代开元年间编成的《开元占经》。关于这部星占学秘籍,后面还有专节讨论,
这里为免旁生枝节,先从中归纳中国传统星占学所占之天象。
这些天象可归纳为七大类:
太阳类第一
日食
蚀列宿占(太阳运行至二十八宿中不同之宿时,所发生的日食,其星占学意义各不
相同)
日面状况(包括光明、变色、无光、有杂云气、生齿牙、刺、晕、冠、珥、戴、抱
、背、直、交、提、格、承——这些都是古人描述所见日面不同状况的专用术语,
以及另外若干种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想象或幻相,共五十余种)
月亮类第二
月食
蚀列宿占(与日食之“蚀列宿占”相仿)
月蚀五星(此指月亮与五大行星中之某星处于同一宿时,又恰好发生月食,则依星
星之不同,其星占学意义亦各异。而不是指月掩行星)
月球运动状况(运行速度、黄纬变化等)
月面状况(包括光明、变色、无光、有杂云气、生齿牙爪足、角、芒、刺、晕、冠
、珥、戴、抱、背、昼见、当盈不盈、当朔不朔,以及想象或幻相共数十种)
月犯列宿(月球接近或掩食二十八宿之不同的宿,星占意义不同)
月犯中外星官(月球接近或掩食二十八宿之外的星官,也各有不同的星占学意义)
月晕列宿及中外星官(与上两则相仿,但同时月又生晕,则星占学意义又各不相同
)
行星类第三
各行星之亮度、颜色、大小、形状
行星经过或接近星宿星官
行星自身运行状况(顺、留、逆、伏,以及黄纬变化等)
诸行星之相互位置
恒星类第四
恒星本身所呈现之亮度及颜色
客星出现(新星或超新星爆发。有时亦将其它天象如彗星等误认为客星)
彗星流陨类第五
彗星颜色及形状
彗星接近日、月、星宿星官
数彗俱出
流星
陨星
瑞星妖星类第六
瑞星(共六种,无法准确断定为何种天象)
妖星(共有八十余种之多,亦很难准确断定为何种天象)
大气现象类第七
云
气(颇为虚幻,其中有许多实为大气光象)
虹
风
雷、雾、霾、霜、雪、雹、霰、露
此七大类天象,当然未必全是灵台观天时所必须记录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断
定,其中的大部分是古时观天者所必须注意并加以记录的。这证据可以从《历代天
象记录总集》一书中获得。
《历代天象记录总集》收集了二十四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十通”、
[3] 全国地方志以及其它古籍中的天象记录,时间截至1911年。其中包括:
太阳黑子: 270余项
极光: 300余项
陨石: 300余项
日食: 1600余项
月食: 1100余项
月掩行星: 200余项
新星·超新星: 100余项
彗星: 1000余项
流星雨: 400余项
流星: 4900余项
外加附录200余项(异常曙暮光、日月变色、雨灰、雨黑子)。如此众多的天象记
录流传于世,已经足以证明古代天学家确实长期观察着这些天象。
3
编辑出版《历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4] 是为了让古代记录服务于当代的科学研
究,即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但古人记录这些天象,当然不是为此目的。有些
论著习惯于拔高古人,常将现代科学的概念强按到古人头上,即使出于善意,也是
不通之举。
然则古人观测、记录这些天象,目的何在?答案不过八个字,曰:“仰窥天意,教
化世人”而已矣!
认为天人之间会相互感应,天象会成为对未来人事的先兆、成为对已发生之人事的
谴责或嘉许,这是古代中国人的坚定信念,也是星占学最基本的理论根据。这一点
在古代西方文明中也不例外。
而星占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古代的通天巫觋——后来演变成
专职的天学家——观察并记录了大量天象,他们将这些记录与大量历史事件排比对
照,尽力在其间找出“规律”——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我们当然不会同意其间
真有这样的规律,但古人对此坚信不移。比如,相传武王伐纣的前后曾出现过“五
星聚舍”(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集在二十八宿的某一宿之内)的天象,
[5] 而武王伐纣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于是,“五星聚舍”
就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其余可仿此类推。
这样的“规律”积累到足够多时,就可以构成一个星占学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
体系用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为传世的星占学秘籍。后人根据这些星占学著作,从理
论上说,就可以“仰窥天意”了。
至于“教化世人”,也是用天象记录与历史事件排比之法,即编成所谓“史传事验
”。具体做法,是将前代的天象编年记录、军政大事编年记录和星占学理论三者相
互附会,使得天象记录与历史事件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一对应的状况。这种做法在
《史记·天官书》中已发其端,这里先录数则以见一斑: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
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
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山东隧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
诸吕作乱,日蚀,昼晦。
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
史传事验的作用,在于以神圣上天的名义,让人看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赏
善罚恶,必有其时。
故古人观天并作辛勤记录,其要义可归结为:
编著星占秘籍以仰窥天意,
编撰史传事验以教化世人。
下面先以一小节介绍史传事验,再用数小结论述星占秘籍。
4
史传事验既是“天垂象,现吉凶”的具体例证,更是在政治上进行道德教化的生动
教材,故在历代官史的《天文志》和《五行志》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汉书·天文志》中,史传事验已占到篇幅的十分之三,并且形成一种固定的表
达格式:先载天象出现之年月或日期以及对天象之描述,再以“占曰……”陈述对
此天象之星占学解释或据此所作出之预言,最后举出其时(或此天象发生前后)之
历史事件,以证明天象预兆之应验。举两例如下:
(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纪,至织女。占曰:织女有女变,天纪为地震。至
四年十月而地动,其后陈皇后废。
(建元)六年,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是岁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
后世的史传事验,都依照《汉书·天文志》定下的模式记述。
对史传事验的兴趣,在《后汉书》中达到高潮。《后汉书·天文志》长达三卷,全
部为史传事验,没有任何别的内容。自王莽居摄元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6~220年),专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步这种极
端做法后尘的有《魏书·天象志》,亦专记史传事验而不及其它。此后《晋书·天
文志》、《隋书·天文志》也都有相当篇幅专述史传事验。后世因之,成为传统作
法(只有少数例外)。
“史传事验”在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广泛深入人心的概念。除了上述那些专业文献之
外,它在许多与星占学有关的历史记载中也经常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稍微
著名一点的星占学预言,几乎都有着应验的记载。这样,问题就来了:难道天上星
象真的能够兆示、星占学家真的能够预见人间未来之事?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只能是否定的。然而,在历史上
许多著名的史传事验中,天象与历史事件,确实皆真有其事,对此站在现代科学的
立场上能不能解释呢?当然能够解释,而且道理非常简单:
这里最关键之点在于,正如我们在前面几小节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可占的天象非常
之多,对每一天象的解释和演绎又可以有不止一种,因此星占学预言可以非常之多
。而在另一方面,历史事件同样也非常之多——因为在古人不成文的约定中,发生
在某天象出现之前和之后三年内的历史事件,皆可以作为该天象的事应。[6] 这
样,史传事验的编撰者只需在上述两方面从容排比、选择,就可以很容易地让他选
中的天象与他合意的历史事件一一对应。
那么不应验的星占预言有没有?当然有,而且肯定多的是,但是只要将它们“滤掉
”,不载入史册,后人自然就不得而知,自然也就不去注意这一层了。类似地,与
星占预言不合的历史事件有没有?当然也有,而且肯定也多的是,但是只要将它们
“滤掉”,不编入史传事验,读者见到的,自然都是神奇的应验了。
史传事验让读者看到天意可知,天命难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它的编撰者
自己,当然非常清楚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古代一直有“圣人以神道设教”的
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就是:掌握着权力、信息或知识的人编出成套的谎话,设法
让没有权力、信息或知识的人去相信,或者强迫他们去相信。星占学中的史传事验
,就是神道设教传统中经典的范例之一。
顺便说一下,编撰史传事验的“智慧”,至今仍被许多靠欺骗公众吃饭的人所袭用
。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些打着“人体特异功能”之类旗号的招摇撞骗之徒
,在他们的书中登载着大量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异口同声颂扬某某功、某某法如何
如何好;姑不论这些来信的真假,编撰者其实只要将表示失望、表示疑问、控诉上
当受骗的来信一概“滤掉”,专挑颂扬的来信登载就成了。更大的手笔,则是长期
向公众隐瞒重要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而只报道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5
史传事验文献虽然不少,但尚未见有独立成书者。古人为仰窥天意而编撰的星占秘
籍,则往往独立成书,且有完整流传至今者。本节先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开元占经》。
在近现代,出土古代典籍不是罕见之事,如殷墟甲骨、敦煌卷子、秦简日书、马王
汉墓堆帛书、张家山汉简等皆是。古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但因偶然机缘
而发现前代典籍之事,仍不时有之,较著名者如“孔壁尚书”、《竹书纪年》等。
而中国星占学史上最重要、也最奇特的文献《开元占经》,正可侧身此列。
《开元占经》今本一百二十卷,由供职于唐代皇家天学机构的印度天学家瞿昙悉达
编撰。瞿昙氏来自天竺,世居长安,华化已深,且几代人都曾在唐代皇家天学机构
中担任要职。《开元占经》系瞿昙悉达在开元年间奉敕而作,成书的准确年代虽无
记载,但不难推定至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因书中载有印度历法《九执历》,而《
九执历》由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译成(《新唐书·历志四下》);书中又称“见行
《麟德历》”,可知《开元占经》作于译《九执历》之后,终止行用《麟德历》(
开元十六年)之前,即公元718~728年之间。
《开元占经》撰成之后,仅在历代正史书目中出现过一次著录,见《新唐书·艺文
志三》,称“《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瞿昙悉达集”。此后即无踪影,书亦
不传于世。由于天文-星占之学在古代向来是皇家禁脔,星占学著作更是禁密之物
,民间私藏要犯重罪,自然流传绝少。宋元以降,《开元占经》失传数百年,到了
明代,连皇家的钦天监中也无藏本。
然而,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一个极其意外的机缘使得《开元占经》重见
天日。这年有士人程明善,平时“好读乾象,又喜佞佛”,因为布施钱财为一尊古
佛装金,不料在佛像腹中发现了一部古书----正是世上失传已久的《开元占经》!
程明善与其兄程明哲欣喜异常,感叹这部“即我明巨公皆未之见,今南北灵台亦无
藏本”的天学秘籍,竟得由自己在一个极为偶然的幸运中发现,实在是平日“藏书
好道之报”。
程氏兄弟在《开元占经》序跋中所述此书发现经过,是现今所见交待此书来历的唯
一记载,按理本不宜贸然轻信;但考察今本内容,看不出后人伪托的迹象(传抄中
附入少数后来材料的情形是有的),所以后世学术界基本上都相信程氏兄弟自述的
故事。
程氏兄弟之发现《开元占经》,在时间上也极其幸运。古代中国,历朝都有关于“
私习天文”的厉禁,至明朝初年犹如是也∶“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
造历者殊死”(《万历野获编》卷二十)。直到明朝中叶,对于“私习天文”的厉
禁传统才开始改变,故有“孝宗(弘治)弛其禁”之说。此后不在钦天监任职的官
员也开始敢于公开讲论天学了。程氏兄弟若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发现古佛腹中的《开
元占经》,那就不是一部令他们欣喜的秘籍,而是一件烫手的犯禁之物了。结局不
外上交官府,或是秘而不宣——那样还要冒着私藏犯禁书籍的严重罪名。所幸到万
历年间,民间讲论天文-星占之学已经不再有多大风险了。
程氏兄弟之发现《开元占经》既已在天学厉禁开放的年代,如此希世秘籍自不免被
传抄流布。此书传世抄本颇多,例如今北京图书馆就藏有至少三种抄本,格式文句
各有不同。较流行的刻本有清道光年间恒德堂巾箱本。《四库全书》亦将《开元占
经》收入,馆臣的“提要”中也相信程氏兄弟所述的故事。目前大陆上最易得的《
开元占经》本子就是《四库全书》影印本,是据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的
一百二十卷本,有北京中国书店的单行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四库术数类丛书》
本。此外亦有不止一种的排印选本,标点错误及误植之类不时可见,若要作研究之
用,还是影印本可靠。
《开元占经》“重现江湖”之后,大受珍视,这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无论是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者,还是中国科学史、中国哲学史、或是中印文
化交流史的研究者,以及从事唐代以前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学者,都会从《开元占
经》中大大获益。此书的学术价值,略而言之,至少有如下数端∶
(一)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之资料
库。星占学在中国古代既为皇家禁脔,禁止民间染指,这方面的典籍自然传世不多
。除了在若干种正史的《天文志》中可以找到一些星占学文献,完整的星占学著作
屈指可数∶北周庾季才的《灵台秘苑》,如今只有北宋王安礼等重修的十五卷,无
从判断北周旧观是何光景;唐李淳风的《乙巳占》十卷,算是较为完整之作;另有
一些零散的星占学文献,或见于敦煌卷子之中,或有抄本保存于日本等处;而李约
瑟不止一次提到的一两种明代星占书,并非古代中国传统星占学的主流之作。与这
些文献相比,《开元占经》是一百二十卷的煌煌巨著,而且内容全面,结构完整,
计有∶
天体宗浑(相当于古代宇宙论) 一卷
论天 一卷
星占规则 一卷
历法(麟德历经) 一卷
算法(天竺九执历经) 一卷
古今历积年及章率(古代历法重要参数) 一卷
星图(恒星位置记述) 五卷
天占 一卷
地占 一卷
日占 六卷
月占 七卷
五星占 四十二卷
二十八宿占 四卷
石氏星占 四卷
甘氏、巫咸星占 二卷
流星占 五卷
杂星占 一卷
客星占 八卷
妖星占 三卷
彗星占 三卷
风雨雷霆虹霓云气等占 十二卷
草木宫室器物人兽占 十卷
中国古代星占学至此可称观止。唐代以前的著名星占学著作,如《黄帝占》、《海
中占》、《荆州占》等等,都已失传,也全靠《开元占经》对它们的大量引用而得
以保存其内容。
(二)保存了中国古老的恒星观测资料。《开元占经》中保存了现在所知中国最古
老的三个星占学派——石氏、甘氏和巫咸氏——的星占学文献。石氏即石申(或作
石申夫),甘氏即甘德,皆为战国时期著名星占学家。然而他们的著作俱已佚失,
全靠《开元占经》保存了他们的恒星观测资料。在甘氏的资料中,有特别惊人之处
,即对木星的一段记载∶
单阏之岁,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
,是谓同盟。
经天文学史权威席泽宗院士的研究,表明这是两千三百多年前中国人已经用肉眼观
测到木星卫星的明确记载——木星卫星通常被认为是在十七世纪初才由伽利略首次
用望远镜发现的。[7] 此外,甘、石和巫咸三氏的星占占辞,也赖《开元占经》
才得以系统地保存下来。
(三)记载了中国公元八世纪之前所有已知历法的基本数据。自《史记》开创《天
官书》、《历书》之例、《汉书》改为《天文志》和《律历志》并被后世遵为定例
之后,各种历法的基本数据大都能得到记载;但是《开元占经》中还记载了先秦时
期的同类资料,而且对秦汉以后历法数据的记载亦有可补正史记载不足之处。
(四)载入了《九执历》译文。《九执历》是古代印度历法的中译本。“九执”者
,日、月、五大行星及罗喉、计都两“隐曜”(实际上是月球轨道的升交点和远地
点)。[8]《开元占经》中的《九执历》仅有日月运动及交蚀的计算方法,是否全
璧,目前尚无法断定。但尽管如此,它已经是研究印度古代天文学和古代中印天文
学交流的极其珍贵的史料了。由于印度天文学有着古希腊渊源,所以在《九执历》
中也可以看到富有古希腊色彩的内容,如黄道坐标、几何方法以及正弦函数算法和
正弦函数表之类。《九执历》已被译为英语,介绍到西方世界。
(五)是保存古代纬书内容的大渊薮。《开元占经》引用古代纬书约 82 种,被引
之书今多失传,故弥足珍贵。昔明人孙珏收集前代纬书为《古微书》,而《开元占
经》中所引纬书多与之不同,盖一辑于明,一辑于唐也。瞿昙悉达所引之书,至孙
珏时多已不可见。
以上五端,仅大略言之。关于书中所保存的恒星观测资料如《石氏星表》等,则未
必能坚信为先秦或秦汉时所测,因为最新的研究已经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
[9]
《开元占经》由华化的印度天学家撰成,且因是“奉敕”而作,得以充分利用开元
盛世的皇家藏书,这些已经足以使它不同凡响。兼又曾失传数百年而重见天日,更
增传奇色彩。
6
在古代中国的星占学著作中,重要性仅次于《开元占经》的经典著作,自然要推唐
代李淳风的《乙巳占》。
《乙巳占》之命名,据说取义于“上元乙巳之岁,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夜半,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故以为名”。[10] 在归于李淳风名下的传世星占学著作中
,此书可能是最可靠的一部。若论在中国星占学史上的《直斋书录解题》名声和地
位,李淳风应在瞿昙悉达之上。《乙巳占》的流传也代有可考,在《新唐书·艺文
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玉海》等书中皆有著录。
今本《乙巳占》全书十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卷一:
天文数据及天文仪器概述
“天雨血”、“天雨肉”等象之占(多为实际不可能发生者)
日蚀、日旁云气等日象之占
卷二:
月蚀、月晕之占
月干犯(在视方向上接近、重叠)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之占
卷三:
分野理论
占例
纪年、纪月、纪日之占
修德
辩惑(缺)
史司(星占学家之职业道德)
卷四:
关于五大行星的理论、数据
关于五大行星的星占理论
五大行星干犯中外星官之占
岁星(木星)占
卷五:
荧惑(火星)占
填星(土星)占
卷六:
太白(金星)占
辰星(水星)占
卷七:
流星干犯日月五星之占
流星入列宿之占
客星干犯中外星官之占
卷八:
彗星占
杂星、妖星占
气候占
云占
卷九:
望气术
卷十:
风角术
《乙巳占》前八卷的内容,就总的格局而言,与《开元占经》大同小异。也多引前
人星占学著作,所引书目也颇多重合,只是《乙巳占》较简略,且稍多出自李淳风
己意之处。李淳风活动的年代仅比瞿昙悉达早数十年,但两人都曾担任唐代皇家天
学机构的首脑,应该可以参阅同一批皇家星占学秘籍,出现上述现象自在情理之中
。所不同者,主要 在第九卷之望气、第十卷之风角。此两卷的内容《开元占经》
虽然也有涉及,但篇幅甚小。
第九卷专言望气之术。此术在古代主要由兵家所讲,主旨在观察“气”以预卜战事
之胜负、王者之兴起之类。这里的“气”究竟为何物,非常玄虚而不可捉摸。从现
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有些可能是大气光象,但大部分是难以确认的。然而,这
种玄虚而不可捉摸之“气”,却也未必全是凿空之谈,从今天常用的“气氛”、“
氛围”等词汇中,仍可看到古代望气之术的流风余韵。[11]《乙巳占》第九卷所言
望气之术有如下14种名目:
帝王气象 将军气象 军胜气象 军败气象 城胜气象 屠城气象 伏兵气象 暴
兵气象 战阵气象 图谋气象 吉凶气象 九土异气象 云气入列宿 云气入中外
星官
星占学家是要为帝王作参谋和顾问的,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帝王的“主营
业务”就是政治和军事;因而望气之术也就成为星占学家的必修课了。
《乙巳占》第十卷专论风角术,尤为详备。120卷的《开元占经》只用了一卷谈风
角,《乙巳占》却用了约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谈风角(《乙巳占》前九卷每卷约
万余字,第十卷却有近三万字)。共有如下42种名目:
候风法 占风远近法 推风声五音法 五音所主占 五音风占 论五音六属 五音
受正朔日占 五音相动风占 五音鸣条己上卒起宫宅中占 推岁月日时干德刑杀法
论六情法 阴阳六情五音立成 六情风鸟所起加时占 八方暴风占 行道宫宅中
占 十二辰风占 诸解兵风占 诸陷城风 占入兵营风 五音客主法 四方夷狄侵
郡国风占 占官迁免罪法 候诏书 候赦赎书 候大赦风 候大兵将起 候大兵且
解散 候大灾 候诸公贵客 候大兵攻城并胜负 候贼占 候丧疾 候四夷入中国
杂占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 占风图 占八风知主客胜负法 占风出军法 占旋风
法 三刑法 相刑法 五墓法 德神法
观以上名目,简直就是一部完整的“风角教程”。事实上这可能正是李淳风的本意
,他在《乙巳占》卷十自述云:
余昔敦慕斯道,历览寻究。自翼奉已后,风角之书将近百卷,或详或略,真伪参差
,文辞诡浅,法术乖舛,辄削除烦芜,剪弃游谈,集而录之。……庶使文省事周,
词约理赡。后之同好,想或观之。
看来在风角方面,李淳风很下过一番功夫。
风角是中国古代流行的占卜术之一,主要根据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风角术在理
论上有颇为独立的形式,它有一套特殊的术语和表达方式,主要是依据五行八卦,
再加以排比与附会来立说。但最基本的信念与原理仍然是星占学的。这里仅稍举几
例较为简明的占辞:
行道见会风回风从南方来,必有酒食。
回风入门至堂边,为长子作盗。
回风入井,妇人作奸,欲共他人杀夫。
诸宫日,大风从角上来,大寒迅急。此大兵围城,至日中发屋折木者,城必陷败,
不出九日。
在今日视之,多为荒诞不经之说。
《开元占经》和《乙巳占》以下,较为完整的星占学著作应数《灵台秘苑》。说起
这部北周时期编成的星占学著作,其“资历”应在上述两部唐代著作之上。《隋书
·经籍志》子部著录称:“《灵台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不幸
的是,此书原本已不可见,现今传世的是北宋王安礼(王安石之弟)等人重修的版
本。这应该是一种删节提要本,总共只有十五卷。此书第一卷中载有星图多幅,但
其书既经宋代重修,这些星图是出于北周抑或北宋已不得而知。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还有另外两种与星占学关系极为密切的重要文献,也出于李
淳风之手。它们是:
《晋书·天文志》
《隋书·天文志》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即官修史书中的星占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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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中,多有志书,有三种志书与天学有关,且常居于诸志之首,我
称之谓“天学三志”。[12] 三志各有分工如下:
《天文志》:专载恒星观测资料、天象记录、“史传事验”、天文仪器、宇宙理论
、重要天学活动等内容。
《律历志》:“历”的部分专记历法沿革、重要历法的术文、围绕历法所出现的争
论、机构的沿革等等。“律”的部分记述音律的理论和数据,实际上与天学没有直
接关系。
《五行志》:专记各种“祥瑞”和“灾异”——即不常见的自然现象,其中有些是
出于古人的想象或传说。
天学三志发端于《史记》。《史记》八书中有《天官书》、《律书》、《历书》。
《汉书》以《天文志》与《天官书》对应,将《律书》、《历书》合并为《律历志
》(后世各史分合不定),又增加《五行志》,后世各史都遵循这一模式,只有少
数例外。
兹将各史中的“天学三志”列出一览表如下:[13]
《史记》: 天官书 历书
《汉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后汉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晋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宋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符瑞志
《南齐书》: 天文志 五行志 祥瑞志
《魏书》: 天象志 律历志 灵征志
《隋书》: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旧唐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新唐书》: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旧五代史》: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新五代史》:司天考
《宋史》: 天文志 律历志 五行志
《辽史》: 历象志
《金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元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明史》: 天文志 历志 五行志
《清史稿》: 天文志 时宪志 灾异志
由上表可以看出“天学三志”在各史中的名称异同,以及少数例外(有三史增设了
专讲符瑞之志)。
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各史中的“天学三志”实际上往往是典型的星占学文
献。这也是它们需要由李淳风这样的星占大家来撰写的原因。《天文志》和《五行
志》作为星占学文献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事实上,《律历志》中的历法,绝大部分
内容也是为星占学服务的。[14]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星占学在古代中国是皇家禁秘之学,“私习天文”是有大
罪的,然而官修史书却是要公布于天下的,一般士人皆可公开阅读,那么他们研读
其中的“天学三志”算不算私习天文?迄今找不到对此事的明文规定,但是根据下
面两则故事推测,似乎是在算与不算之间。
程封《升庵遗事》记明代杨慎事云:
武庙阅《文献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张”,……顾问钦天监,亦不知为何星。
内使下问翰林院,同馆相视愕然。慎曰:“注张,柳星也”。……因取《史记》、
《汉书》二条示内使以复。同馆戏曰:“子言诚辩且博矣,不涉于私习天文之禁乎
?”
明武宗读《文献通考》(可见也不是只顾在豹房和“家里”荒淫玩乐),读到有星
名“注张”,不知是哪颗星,问钦天监,竟无人能答;问翰林院,众人也都“愕然
”。此时杨慎答云“注张”即柳星,并取《史记》、《汉书》两条为证。钦天监不
能答,实属失职,而翰林院诸同事之“愕然”和“子言诚辩且博矣,不涉于私习天
文之禁乎”之问,则使人猜想他们即使知道也可能不敢回答,怕招惹“私习天文”
的嫌疑。但杨慎只引《史记》、《汉书》为证,问题其实不大。这从下面的故事中
可以看得更清楚。
明初承历代旧例,除钦天监官员以及少数特殊人物外,其他官员与军民人等若“私
习天文”,皆有重罪。《万历野获编》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国初学天文有
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所言正是当时情形。但到明代中叶以后,禁令
渐渐放松。至万历年间,公然犯禁者纷纷出现。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兵部
职方郎范守己竟自造浑仪一架——按照前代的禁令,私藏天学仪器就可以有死罪,
更不用说私自建造了。[15] 范守己的浑仪引起轰动,观者如堵,他乃作《天官举
正》一书,在序中他为自己的犯禁之举辩护云:
或谓国家有私习明禁,在位诸君子不得而轻捍文王文网也。守己曰:是为负贩幺么
子云然尔。……且子长、晋、元诸史列在学官,言星野者章章在人耳目间也,博士
于是焉教,弟子员于是焉学,二百年于兹矣,法吏恶得而禁之?
这里范守己提出,《史记》等历代官修正史中的星占学篇章,是读书人可以合法阅
读的,读之不算犯禁。不过,因为当时禁令已经放松,他才敢这样说。要是在明初
,说这样的话即使不获罪,至少也是大大地自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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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过找到这种实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说有人曾在故宫档案中见过较为完
整的
“灵台候簿”。
[2] 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725-728页。除了改为横排之
外,已尽量保存了原表的格式。
[3] 文史学者们将《通典》、《续通典》、《清朝通典》、《通志》、《续通志
》、
《清朝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
献通考》这十种著作习称为“十通”。
[4] 此书是全国许多科研单位大量科学工作者协同工作,查书十五万余卷,历时
三年
(1975-1977)所得的成果。至1988年终于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5]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重要专题《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由笔者负责,根
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一传说其实不可信。
[6] 迄今尚未在古代星占文献中发现这一约定的成文表述,但从大量史传事验的
实例中不难看出这一约定.
[7] 席泽宗: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天体物理学报》1卷2期,
1981。
[8] 在先前国内的有关论著中,此两“隐曜”普遍被认为是月球轨道(白道)的
降交点和升交点,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正确的含义是:罗喉为白道升交点,计都
为白道远地点。参见钮卫星:罗喉、计都天文含义考源,《天文学报》35卷3期(
1994)。又请参见本书第九章第12节。
[9] 本书后面将有专节论述。
[10] “上元”是古人为历法确定的理想起算点,借用现代术语来表述,此时日
月五星皆在同一黄经位置。上元之岁到历法修成之年,中间相隔的年数称为该历法
的“上元积年”。由于寻找这样的理想起算点并非易事,再加以神秘主义思想的影
响,上元常被推到非常遥远的古代,如唐代《大衍历》的上元积年达到90,000,
000余年,而金代《重修大明历》的上元积年竟达到380,000,000余年。
[11] 比如我们今天常有“会场上气氛十分紧张”之类的说法,此“气氛”虽然
也是不可见、不可捉摸的,却分明可以感受。推而论之,或为古时望气术之遗意欤
?
[12] 关于“天学三志”在历代官史志书中的首要地位,及其内在原因,请参阅
拙著《天学真原》,第三章。
[13] 此处仅列出该史修成时即已有之“天学三志”。有些官史修成时原无志,
亦有后人为之补作,但这些补作之志通常不被视为二十四史的组成部分。
[14] 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参见《天学真原》,第四章。
[15] 参见《天学真原》,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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