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nomy 版 (精华区)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牛津或剑桥。他本人上过牛津的大学学院，所以他认为我
应该申请这个学院，这样我被接受的机会更大些。那时大学学院没有数学的研究员
，这是他要我学习化学的另一个原因：我可以尝试自然科学而非数学方面的奖学金。

　　我家的其他成员去了印度有一年，但是我必须留下准备A水平和大学入学考试
。我的校长认为我去投考牛津太年轻了些，但是在1959年3月和我还是和学校中另
外两个比我高一年的男孩参加了奖学金考试。当大学监考讲师和其他人讲话而不理
我时，我相信我考得很糟，所以非常沮丧，在从牛津回家后几天，我收到了一封电
报，说我得到了奖学金。

　　我那时十七岁，同年级同学中的大多数都在军队服务过，所以比我大许多。在
大学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部分时间里我觉得相当孤单。只有到了第三年我才真正感
到快乐。当时笼罩牛津的气氛极端厌学。要是你不属于聪明而毫不用功的，则就甘
心承认自己不行得到四等。由于用功而得到好分数被认为是灰人，这是牛津词汇中
最坏的浑名。

　　那时牛津的物理学课程安排得特别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学的三年
中只在刚入学和快结束时各考一回。我曾计算过，三年期间我总共用了一千小时的
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为我的懒惰感到自豪。我只不过描述当时我和
大多数同学的共同态度：对一切完全厌倦并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我
的疾病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我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
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没有用功，为了通过期终考试我就打算做理论问题，避免记忆性的知识
。可是，考试前夜我由于神经紧张而失眼，因此考得不很好。我处于第一等和第二
等的边缘，所以必须接受考官的面试才能最后决定。他们在面试时问我未来的计划
。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我就去剑桥。如果我只得到二等，我则
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我觉得理论物理中有两个领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个是研究非常大
尺度的即宇宙学，另一个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为基本粒子缺乏合适
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它们较不吸引人。虽然科学家发现许多新粒子，他们能做的只
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种粒子分门别类。相反的，在宇宙学方面已有一个定义完
好的理论，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当时在牛津没人研究宇宙学，而在剑桥的费雷得·霍伊尔却是英国当代最杰出
的天文学家。所以我申请跟霍伊尔做博士论文。我到剑桥做研究的申请被接受了，
其先决条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绩。但是使我恼火的是，我的导师不是霍伊尔，而
是邓尼斯·西阿玛，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然而，最后发现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
尔经常在国外，我也许不能经常见到他。另一方面，西阿玛总在那里，他的教导总
是发人深省，尽管我们之间经常意见相左。

　　因为我在学校和牛津并没有学到许多数学，所以一开始时发现广义相对论非常
艰深，进展缓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后一年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笨拙。到了
剑桥不久即被诊断患了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英国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在
美国又称作庐伽雷病。）医生对于治愈甚至控制它的恶化都束手无策。

　　最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因为我预料自己不会活到结束博士论文，所以看
来没有必要作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病的恶化似乎减慢了下来。我还
开始理解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有所进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
·瓦尔德的姑娘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