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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eise (璀璨星河), 信区: Astronomy
标  题: 体系形成时期：从春秋到秦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4月22日19:08:05 星期二), 站内信件

（公元前770～公元220年）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中国天文学已经处于从一般观察到数量化观
察的过渡阶段。《礼记·月令》虽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但据近人考证，它所反映的
天象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现象,应能代表春秋中叶的天文学水平。它是在二十八宿
产生以后，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物，给出每月月初的昏旦中星和太阳所在的位置。它
所反映的天文学水平要比《夏小正》所述的高得多。

　　记录这一段历史的《春秋》和《左传》，都载有丰富的天文资料。从鲁隐公元
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中，记录了37次日食
，现已证明其中32次是可靠的。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
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大概在春秋中叶（公元前 600年左右）已开始用土圭来观测日影长短的变化，
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那时把冬至叫作“日南至”，以有日南至之月为“春王正
月”。中国科学史专家钱宝琮的研究认为：《左传》里有两次日南至的记载，间距
为133年。在这133年中，记录闰月48次，失闰1次,共计应有49个闰月，恰合“十九
年七闰”。又,两次日南至之间的天数为809个甲子周期又38日，即48,578日，合一
年为36533/133日。为简便起见取尾数为四分之一。凡以这个数字（3651/4日）为
回归年长度的历法，就叫作“四分历”。在汉武帝改历以前所行用的古代六种历法
（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都是四分历；之所以有不同的名称
，或因行用的地区不同，或因采用的岁首不同；名称并不代表时间的先后，它们大
概都是战国时期创制的。因为 战国时期的四分历采用一年为□日,而太阳一年在天
球上移动一周（实际上是地球运动的反映），所以，中国古代也就规定圆周为
3651/4度,太阳每天移动一度。这个规定构成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一个特点。

　　随着观测资料的积累，战国时期已有天文学的专门著作，齐国的甘公（甘德）
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有《天文》八卷。这些书虽然都属于占星术
的东西，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于行星运行和恒星位置的知识，所谓《石氏星经》即来
源于此。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在自己的王公即位之初改变年号，因此各国纪年不
统一。这对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不便。于是有人设计出一种只同
天象联系，而与人间社会变迁无关的纪年方法，这就是岁星纪年法。岁星，即木星
。古人认为它的恒星周期是十二年。因此，若将黄、赤道带分成十二个部分，称为
十二次，则木星每年行经一次。这样，就可以用木星每年行经的星次来纪年。岁星
纪年法后来不断演变，到汉以后就发展成为干支纪年法。

　　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的巨大社会变革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
天文学理论的发展。宋(金开)尹文学派(公元前四世纪)关于气是万物本原的观念，
后来影响到天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庄子·天运》和《楚辞·天问》提出一系列
问题,而且问得很深刻。例如,宇宙的结构怎样？天地是怎样形成的？为了回答第一
个问题，出现了盖天说，先是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后来又改进成为
“天似盖笠，地法覆槃”（《晋书·天文志》）。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老子《道德经》和屈原《天问》中所述及的内容来看，大
概在战国时代已有了回答。但是，明确而全面的记载则始见于汉代的《淮南子》（
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淮南子·天文训》一开头就讲天地的起源和演化问题
，认为天地未分以前，混混沌沌；既分之后，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凝结为地；
天为阳气，地为阴气，二气相互作用，产生万物。《淮南子》这部著作，不但汇集
了中国上古天文学的大量知识，而且树立了一个榜样，第一次把天文学作为一个重
要知识部门，专立了一章来叙述，把乐律和计量标准附在其中。它对后来的著作有
一定影响。

　　战国以后，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二十四节气也在逐步形成，它们的完整名
称也始见于《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简称“气”，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阳历成分
。而“朔”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阴历成分。气和朔相配合，构成中国传统的阴阳历。

　　秦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颁行统一的历法──颛顼历。颛顼历行用夏正，以十
月为岁首，岁终置闰。以甲寅年正月甲寅朔旦立春为历元，在历元这一天日月五星
同时晨出东方。汉承秦制，用颛顼历，一直沿用到太初年间。从汉初到汉武帝，经
过一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以后，为了适应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汉武帝采取许
多重要措施，其中包括历法改革。他于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五月颁行邓平、
落下闳等人创制的新历,改此年为太初元年。新历因而被后人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它的朔望月和回归年的数据虽不比
四分历精确，但有以下显著进步：①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
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②将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很准，如水星为115.87日，比
今测值115.88日只小0.01日；③采用 135个月的交食周期。一周期中太阳通过黄白
交点23次,两次为一食年，即1食年=346.66日,比今测值346.62日大不到0.04日。

　　由于太初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数值偏大，《太初历》用了188年以后，长期
积累的误差就很可观,于是在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又改用《四分历》，这时
使用的回归年长度虽和古代的四分历相同,仍为3651/4日，但在其他方面,则大为进
步。在讨论《四分历》期间,贾逵大力宣传民间天文学家傅安从黄道测定二十八宿
的距度和日月的运行的作法，决然地把冬至点(见分至点)从古四分历的牵牛初度移
到斗241/4度,这是祖冲之(见祖冲之父子）发现岁差（见岁差和章动）的前导。贾
逵还确证月球运动的速度是不均匀的。月球的近地点移动很快，每月移动三度多,
为了表示这种变化,他提出“九道术”，企图用九条月道来表示这种运动（这样做
与五行观念有关）。

　　东汉末年,刘洪在《乾象历》（公元206年创制）中第一次把回归年的尾数降到
1/4以下，成为 365.2462日，并且确定了黄白交角和月球在一个近点月（见月）内
每日的实行度数，使朔望和日月食的计算都前进了一大步。《乾象历》还是第一部
传世的载有定朔算法的历法。

　　东汉时代（公元25～220年）,中国出现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那就是张衡。
他以发明候风地动仪闻名于世。在天文学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主张“天
圆如弹丸，地如卵中黄”；并且在耿寿昌所发明的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漏水转浑天
仪，演示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水运仪象传统的始祖。

　　除了盖天说和浑天说以外，比张衡略早的郗萌还提出他先师宣传的宣夜说，这
个学说认为并没有一个硬壳式的天，宇宙是无限的，空间到处有气存在，天体都漂
浮在气中，它们的运动也是受气制约的。

　　两汉时期对天象观察的细致和精密程度，令人十分惊叹。1973年在湖南长沙三
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关于行星的《五星占》8,000字和29幅彗星图（图2马王堆出
土的帛书彗星图）。前者列有金星、木星和土星在七十年间的位置，后者的画法显
示了当时已观测到彗头、彗核和彗尾,而彗头和彗尾还有不同的类型。《汉书·五
行志》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日食，有太阳的视位置，有食分,有初亏和
复圆时刻，有亏、复方位,非常具体；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关于日面黑
子的记载。则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汉书·天文志》说：“元光元年六月，客星
见于房”，这正是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所见到的新星，但喜帕恰斯没有留下关于
时间和方位的记载，自汉代以来关于奇异天象记录的详细和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天
文学体系的又一特色。

　　总之，到汉代为止，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各项内容大体均已完备，一个富有特色
的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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