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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合集] [理论研讨]为什么中国再也不喊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只敢喊小康？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un Apr 17 09:38:41 2005), 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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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sbl (死不了) 于 (Sat Jan 1 18:19:11 2005) 说道:
越了解实情越绝望，对现在的中国……
作者：何希诚
“四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旗。可是，今天在东西两方评价邓小平的功绩时
，连“四化”这两个字都很难找到。这确实有点反常。怎么四化这块招牌突然不走红了？
原因很简单，今天再讲四化，等于是给邓小平难堪。
“四化”有它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早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过中国工业农业国
防现代化的构想。正式提上中国国家计划的日程表，是1975年初，四届人大时，周恩来总
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在二十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强国”。周的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因为从中共建国的历史来看，没有十分
把握的事是不会如此宣布的。
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农业上订下战略目标：农业机械化。肥
料增产、品种改良、大中小型农机制造业都初具规模。工业及科技的支农逐步展开。工业
上，技术的创新和引进消化，如石油、化工、冶金等许多大项目已经投产。国防上，人造
卫星于七十年代上了天，海军核潜艇导弹都有长足进展。科技方面，重点项目如核聚变、
电脑、生物合成等等展开了国际的交流。所以，当时的西方没有人敢轻视中国的决心。 到
了华国锋时代，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计划，订出十大工农发展战略区，引进先进
技术。后来被邓小平称为“洋跃进”。
邓小平逼下华国锋，诋毁前人，俨然成为四化的开创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全中国上下，从小贩到高干子弟，从官样文章到报告文学，从马列主义理论家到御用文
化打手，无不扛出“四化”的招牌，四化洪流不可阻挡。但是今天，那里还有四化的影子
？
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回到小农经济，断绝了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机械化变得
不可能，公积公累、基本建设被抢光、分光、花光。化肥滥用，森林滥伐，土地滥开，矿
藏及自然资源滥采，耗尽了过去农业的投资及水土的保持。中国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停滞。
农村破产已经是包括官方在内都不否认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流失，生产停滞，教
育、医疗、卫生等失去了基本保障。失学率升高，重男轻女，封建迷信重新回潮。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年年洪水，年年灾害。成本上涨，粮价下跌。政府反过来利用肥
料赚钱。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以百计。统购粮食打白条不付钱。 中国一直流行的说法是
，今天农村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农业、农村破坏到如此田地，还说得上什么现代化？
正是由于问题严重，中国当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孤注一掷，三峡大坝，引进西方的
农业企业化，寄希望于遗传工程，又是打的一步登天的算盘。 邓小平的城市改革开放又革
掉了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当初，在已具有全面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周恩来的设想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改良。
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是以国防工业带动最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人才，提升轻工业的比重
，以轻工业资金的积累帮助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投资，并增加人民的消费，再以工支农，
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农村的社队工业，形成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市的流通循环。为
了配合这一策略，中国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并积极在国际和国内进行
科技交流和贸易交流。
但这一布局邓小平将之全部颠倒，改成以市场消费经济和国际贸易为主导。最初确实
起了平衡轻重工业的作用，正如农村改革开始时平衡粮食与副业的作用一样。接着，整个
工业变成利润挂帅，变成以商业为主导，进口转手，开始了消费主义的经济。所有重工业
，国防军工都改变成生产消费品，高级工业转变为低级工业，军工转变为民工。利润挂帅
的贸易，进口成品而不是技术转让，进口的产品夺走了本国工业的市场。以所谓现代工业
革命的电脑工业来看，七十年代中国的超级电脑工业发展已接近西方水平。八十年代大量
进口成品。九十年代，电脑工业就变成了加工组装工业了。
技术不积极引进，国家的高级技术工业又不开拓自己的市场，资金的积累全部转为消
费与消费工业的生产。工厂包干制度从小企业扩展到大企业。赚钱的大型国营企业将利润
所得以奖金红利形式提高单位的收入，绝大多数是亏损的工业根本不可能再投资。科学技
术的高级工程人才也因为国内工业方向的转变面向消费工业和商业。因此，到了八十年代
底九十年代初，四个现代化就已是历史上的名词了。邓小平的口号改成为“要在本世纪内
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
所以，中国的钢铁产量虽跃居世界第一（利用废船及引进等），但矿冶业和高级钢合
金工业这上下两头十分落后。其他工业更等而下之。 本来靠科技交流吸引人才和知识，现
在是培养了人才“储蓄”在外国，为外人所用。与同一时期全世界的工业发展比较，中国
的重工业、科技和国防的发展大大地倒退了。中国国家国防预算不是逐年增加而是逐年减
少，只占全国预算的百分之八左右，总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中国还一再向西方保证
要降低国防支出。目前，为了适应商业的需要，所有的通讯网络，集成电路的国内市场已
经完全让给外来的进口。中国的国力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中国在台湾海峡演习所用的Ｓ
Ｕ27号飞机也是一年之内从俄国买来的。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在工业现代化上的投资是惊人的。日本的国防支出逐年增加，
总量居世界第二。具有战略意义的集成电路工业，日本已经超过了西方。邓小平的眼光短
浅，只看到四小龙的繁荣，连日本都不学，而事实上，四小龙中的南朝鲜，从九十年代开
始，大量投资重工业。
这二十年下来，邓小平政策对工业现代化的摧毁，即使国家重下决心，如此大规模的
投资也不是今天中国的政府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再说，全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系统的
整合）所牵涉的工种复杂，不可能以照搬照抄的方式做到，而必须要有自己的发展环境。
这个环境今天在中国几乎是空白。过去中国有的，今天也不存在了。
毛周时代，中国从工业空白一路追赶到最先进的氢弹导弹火箭卫星等尖端工业技术，
培养了世界一流的科技队伍。本来在第二个阶段要迈出的现代化步伐，如今全被邓小平扼
杀。最讽刺的是邓小平是打着现代化的口号起家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变成生活消
费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洋化了。
4.2 中国经济的“奇迹”
邓小平唯一可摆在桌面上的“成就”，就是所谓中国经济繁荣增长的“奇迹”。如果
从原来停滞的经济状态发展出百分之十的经济成长，这可以称为奇迹。所以毛泽东时代是
经济奇迹。邓小平刚上台时，中国的平均工农年成长率为百分之七，1977-78年继续上升，
这个数字没有掺水，是物价平稳甚至下降时的实在数字。教育医疗还有全民保障。而邓小
平时代，除去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除去外债内债的透支外，工业的实际生产数字看不出
任何显著的增长，农业却下降很多。
如果把毛周时代因冷战和战争的花费算进去，邓时代的生产就不及毛周时代。如果再
把外资的转口加工除去，邓的时代不仅不是奇迹，而是大退步了。 两个时代真正的差异在
贸易、加工和服务业这三样。
七十年代的中国，服务业包括全民福利，根本不在统计之列。贸易受环境限制而刚刚
起步。至于外贸外资的大量增加，也都是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下产生的新的
资本输出形式。这些并不是什么邓小平的创新，而是跨国资本家的发明。西方之把四小龙
和中国都称为奇迹，正因为这些奇迹是他们所创造的。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
成长因素与邓小平模式的关系。
4.3 七十年代累积的本钱
邓小平刚上台时，中国有最好的国际国内条件。主要包括：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国
内工业各工种的全面发展，地理区域上一线、二线、三线的全面铺开，基本建设的长年积
累，农田水利的长期投资（农民大量的无偿劳动），自力更生所建立起来的强大创造吸收
能力，高级中级低级的科学技术人才，教育的普及，民族自尊自信，没有殖民地的包袱，
集体制度内部相对地平等民主，资金的长期积累，大会战大型协作取得的系统工程经验，
两条腿走路，经济发展灵活，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有足够的国内市场，党和国家组织
能力强，党和人民关系良好，国家有计划的经济等等。
国际上，中国所特有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欧亚兴起的资本主义形成资本主义世界
的三分，从而产生利益上的冲突竞争以及技术转让的多种选择。国际上大量资金在寻求出
路，第三世界正在发展，和中国的合作友好关系，东南亚华人资本家的兴起（包括台港、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泥等等）。
在这些优点中，中国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最大的本钱是共产党的大得人心，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团结如一。 中国国内
经济条件的优势来自于一个接近三十年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时代吸收了欧洲战后既各自独立、又各有分工的正面经验；同时吸收了东
欧集团强行专业化、国际分工的反面经验，设计出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
——照顾到中国本身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不可能片面地以大工业大量资金来发展经
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结合先进的和落后的，大的和小的，有效率的和没有效率的
生产方式，必须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考虑到中国资金资源的有限，没有浪费能源资源的条件。偏远落后地区必须自力
更生，因陋就简，勤俭建国，找出节约生产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阶级斗争着眼，作最坏打算的布置（深挖洞，广积粮），
把国家国防工业的分布逐渐从先进的沿海东北地区向内陆铺开。同时，又不错过最有利的
发展机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吸收消化；
——针对中国人口多的因素，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人多好办
事，没有办法也可找到办法，没有条件也可创造条件。 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战略布局。在经
济的灵活性和系统性上已超过美苏两个大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这样的布局只可能在社会主义中产生，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长期性、整体性地制
订并执行国家的计划。这样的布局所以有可能还是基于党与人民的良好关系、人民的革命
热情和共同目标。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才可能调动全国的人民，在相当长期内为共同的前
途出力。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合而为一。这才真的是所谓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
4.4 邓小平的挥霍
邓小平利用了这样一个有利的经济优势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他之实行资本主义，眼光
短浅，又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布局。邓小平的农村资本主义化就是依靠过去农田水利基
建的投资，依靠过去公社的公积公益和基本生活保障，依靠过去农村实行普及教育和知青
下乡带来的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依靠社队企业的工业基础。但是，农村基建、农民生活
保障、教育、公积公益等全被摧毁干净。集体企业也只有越来越同城市挂钩才能继续维持
。 邓小平的城市资本主义发展依靠的是国内早已建立的大中小各种各型工业（重、轻、手
工、半机械等）以及国家的交通建设和分布遍及全国的工业基地和人才。但是，内陆的工
业已经失去竞争能力而逐渐消失，人才和劳动力流散。 大的布局又被摧毁。邓的官倒、出
口转手主要是靠国家过去的积累，国家积累因此被挖空，邓的加工出口政策依靠的是国内
劳工的廉价和质量高，但是，加工区的劳工待遇低，工伤事故多，受到极为残酷的剥削。
4.5 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宣称要“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石头，就是美元，所谓过河，就是过渡到资本
主义。他的政策和方向就是疯狂的搞三外：外债、外资、外贸。既然要走资本主义，当然
要按等价交换的规律，懂得按供求关系讨价还价，不要使自己的国家吃亏。邓小平什么也
不懂。却美其名曰交学费。这个“学费”可交大了。
七十年代以后，国际资本的供求关系上是求方的市场。亚洲的资本主义兴起，资本在
市场上充斥。 亚洲资本，特别是东南亚资本的特点是：没有政治大国作为资本输出的后盾
；没有先进的技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本地的劳工不再廉价，失去竞争能力。资本
急于谋求出路。
反过来，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吸收外资可多可少，发展外贸，可急可缓。处于主
动地位的是中国。中国只要总的方面给予外资一定的利益，具体实行时应该做到条文明确
和步骤分明，使外资受中国的管理，为中国所用。邓小平做的刚好相反，他饥不择食，在
总的方面给予外资最大的优惠，但在具体的执行上毫无规章制度。这就使投资者必须要以
红包、贿赂等各种方式作为润滑剂。这些贪赃枉法的门道恰是台港和东南亚国家腐败政治
的特点。于是，中国既放弃了大方面的利益，又使得政府腐败不堪。资本家从行贿失去的
，当然要从利润上以十倍百倍来收回。台港资本家在中国的投资平均一年多就可收回全部
成本。从利润之高也可看出中国出卖之贱了。
在与欧美日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中，中国的方针应是“进口替代”，利用欧美
日经济上的竞争均势，引进可以引进的各种技术（先进的或淘汰的），针对本国工业的先
进和落后的特点，因材施用，提高各个方面的工业技术和填补尖端工业的空白。同时，建
立起与技术、工业发展相配合的国内市场。
邓小平又是反其道而行，把中国的广大市场全部对外开放（引进成品、外资设厂内销
），从高级的飞机汽车到日常的饮食，外国招牌到处可见，中国国内的消费品、礼品全是
以洋货为高级。高级工业产品的进口压低了国内产品的级别。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先进技术
引进了。于是，本来的一个勤俭建国，自主大国的经济，就变成邓小平特色的资本主义模
式。
邓小平模式有两大特色：一是比凯因斯还凯因斯的消费；一是四小龙外资加工出口导
向的经济。 凯因斯的特点是以浪费来刺激经济。用通货膨胀来制造有效需求，增加就业。
这是资本主义三十年代危机不能复苏之时的放血式经济。中国所实行的远远超过了西方凯
因斯政策的财政赤字，更加上国家公产的私用以及银行的大量信贷和三角债。对经济的繁
荣起了空前的刺激作用。中国对于刺激下的经济运作不加任何限制，官员以双轨制的方式
大行倒卖投机，造成了经济的过热与失控，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对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滥
用。经济的体制越来越无法健全。国家的血大量流失，资源浪费在经济上的长远透支所造
成的损失远非短期经济繁荣所可弥补。
四小龙经济的特点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殖民经济。四小龙由于本身的殖民地位，经济主
权操在外人手里，只能完全按照国际资本家资本输出意愿下提供外资外贸的环境，本是一
个寄生的经济。台湾最为典型：本地的配套工业根本不能发展，需要不停地寻找缝隙，靠
一两样工业维持，所以永远不可能有现代基础工业发展。南朝鲜有鉴于此，反过来学习日
本，想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可是困难重重。以中国的自主大国与工业的全面，舍去主
动，不去发展以本国为主体的经济，反过来放弃国内的市场，把经济导向外资外贸，把经
济的主动权让给国际资本家，变成了国际资本体系下的侧枝循环。这就不可能不在国际经
济秩序上居于下风和被动。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失去经济自主，则国家内部的分崩
离析，其后果的严重是不堪想象的。
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必然是买办阶级的兴起，民族主义的低头，整个国家的统一都成了
问题。把自己国家的老本吃光，把国家的未来卖断，把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放在国外，又将
国际资本家请进中国，这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今天的中国经济。
4.6 中国经济的实况
本来，沿着毛泽东时代的布局走下去，一个自主的经济大国是指日可期的。但是，经
过邓小平的十八年，中国的经济完全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下的劳力市场的最大基地。中国有最放纵资
本家、最限制劳工的环境，有数以亿计的具有足够教育水平、能力和纪律的中下级劳工。
以中国这么大量而有效率的劳动力加入国际劳工市场，就形成了劳工的供过于求。在劳资
的供求关系中，劳方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彼此竞争出卖劳力，今天，全世界
的劳工劳动力价格压得低之又低，资本可以为所欲为；
——中国变成外资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变成资本家投资的天堂；
——中国国内的经济变得极端畸形。经济的先后次序变成外贸、出口加工、商业、消
费工业，最后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
——利润所得的次序是外资、集体、私有，亏损的是国营企业；
——市场是高级工业成品进口，低级工业成品出口；
——金融方面是三角债永远无法结清，股票和地产暴涨暴跌。地下钱庄流通量超过了
正常货币的流通量。货币回笼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另外，外国银行进军中国； ——国家弱
干强支：中央财力薄弱，地方诸侯割据；
——地上地下，合法非法，税务制度极不健全；
——消费的场面直追先进国家，生产方面还十分落后，效率越来越差；
——双轨制，两种供应两种价格，上层完全垄断，下层完全放任，既破坏了价值规律
，又不受宏观的调节；
——经济失控，一统即死，一放即热。 这样的畸形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问题：国
家财政累积赤字，国营企业亏损，通货膨胀增长率超过生产的增长，效率大幅降低，不正
常的结构，能源的短缺以及人力资源的滥用，国家对经济只有刺激能力没有制约能力。在
短短十八年间，中国就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其现象都是过分的繁荣和过分浪费，刺激经济
以无政府状态飞奔。由于利益显著增长，刺激了投机，旋即引起过热，造成能源和资源的
短缺，成本上升，价格上涨，库存大增，经济停滞，陷入危机，如此周而复始。外资、外
商和邓家的子女们。贫富悬殊愈演愈烈。而这样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对环境的
污染，在长期经济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绝望啊绝望…………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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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sbl (死不了) 于 (Sat Jan 1 18:19:49 2005) 说道:
我不失望的！反倒看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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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iu (幽幽) 于 (Tue Jan 4 21:42:57 2005) 说道:
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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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ado (秋日阳光) 于 (Fri Jan 7 11:52:40 2005)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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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sbl (死不了) 于 (Sun Jan 9 12:17:06 2005) 说道:
话说得不错，不过麻烦来批一批了！不能一个“哼“字了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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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sbl (死不了) 于 (Wed Jan 12 21:14:20 2005) 说道:
自发此帖，有些人问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草草的便是一些看法类回答了！水平有限，不
当之处，烦请指出！ 其实现今的农业现代化已经意义不同了，毕竟有中国国情嘛！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回忆一下！
1975年，周恩来留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
四个现代化！
而邓小平与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构成一条20世纪中国演进的线索。
在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年代，中国经历着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最深刻的变革，被殖民
的屈辱感，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状态！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影响着他们，催促他
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重塑中国、以在国际社会赢回失去的尊严。他们在过去的100年间，
试图完成两项艰巨且彼此重叠的重任：赢得民族独立，并完成自身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
家的转型。
孙中山求助于西方的共和政体，并认定推翻满清政权是第一要务，却在临终前无奈地
发现，国家仍处于分裂与屈辱之中。
毛泽东则追随了列宁的模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清除资本主义、并比前者更为先进的新国
家，在他的后半生，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大跃进；当然，他最
伟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恢复了作为整体的民族尊严，19
64年的原子弹爆炸在一瞬间将中国推向了不可能再被轻视的地位。而毛是一个意识形态至
重的人！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们曾面临的最险峻的考验，是如何避免陷入乌托邦的幻境，
不管它是全民平等、公社化的乌托邦，还是绝对的自由市场、民主政体的“历史已然终结
”的乌托邦。
在面对毛泽东庞大而复杂的遗产时，邓小平果敢有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周恩来的
方式，回避过度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代之以更为具体和有实践意义的行动。在这种意义
上，邓小平与孙中山更为亲近。
在孙被迫离职后，首先的打算是为中国修建更多的铁路。邓选择了可行性更强的现代
化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方式中，国家前进不再仅仅依靠政府的意志来实现
。
过去2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经济，与赋予每个公民以更多的空
间以激发其创造性，是获取改革推动力的最关键因素。1978年后的中国，正在创造类似于
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与19世纪末的日本、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这样的奇迹
，他们用非常短的时间，创造了巨大的成果。只是我们如何将这种个人的自由空间规范化
是一个至为紧要的问题！
作为民族国家，今天的中国已获得孙中山、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一生都渴望的尊
严感与安全感，中国正处于150年以来外部环境最安定的时刻。（当然台湾问题仍是个大问
题）当邓小平在1979年最终决定访美前，他还需要出兵惩戒越南，而在过去的23年，中国
已逐渐消除了外部世界与自己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敌意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9·11”
事件更加深了中国的建设性与富于责任感的形象。
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上，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孙先生民主革命的
继承人。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毛泽东渴望在2001年时，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
义工业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的一个长
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在2001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它或许是中国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成就，它除了坚定了
中国已走过的20年道路，还给予了中国一次继续推进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新的推动力。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率先起身革命，除了赢得民族尊严，更希望能够建立现代意义的政治体制
，除了物质困顿上的解脱，它同样使人民充分享有民族、自由与平等。而事实上，这同样
是在1848年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初衷，是人的真正解放，它不被物质所压抑，也同
样不被强权压制。1902年，清政府不情愿却仍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允许学习西方科学，11
个省开设了学院。
后面这段我直接从课本上截下来，（这些套话我说不来），其中有些道理是合理的，有些
是事实的论证！
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实际是一个问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在“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他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同他探索社会主义现
代化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思想。在全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理论界对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已有
了部分研究成果，但多是分专题论述的，对其现代化思想根据实践的逐步发展而日益深入
的历史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梳理。笔者正是想在这方面做一下尝试。
一、思想萌发阶段（1975～1978年）：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
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伊
始就确定的理想。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将我们现在这样
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
。毛泽东曾设想，先用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7个五年计划，即
从1953年起10个五年计划，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1964年
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75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
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并进一
步明确提出了实施这一宏伟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同期，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1956～1976年的20年间，日新月异的科
学技术把人类引进一个崭新的时代。遗憾的是，在这20年间，中国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
”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延缓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
化战略目标的实施，大好的历史机遇与我们失之交臂。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仍排在贫穷国家的行列，而周边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和我
国的香港、台湾，则在60和70年代，利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形成了与工业发
达国家比较接近的工业体系，在经济实力上明显超过了中国大陆。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形象。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1975年初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无法沉默。他开始艰难地整顿工作
。整顿是从军队开始的，很快便深入到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铁路运输、钢铁工业、国防
工业的重点企业等等。
对于整顿，邓小平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整顿初始
，他即重申毛泽东、周恩来曾设想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将其视为全党
的“大局”。这时，邓小平对于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些独到的解释。比如他认为，“现代
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不是达到同等水平。因为中国有自
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他还认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必须
走在前面的是科技研究工作，这两项工作如果搞不好，就会拉国家建设的后腿。而为了提
高科技水平，必须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有前途的科学技术人才。为
此，邓小平呼吁有关部门“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
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
邓小平十分清楚，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用，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复出工作不久，他连续接见了日本、法国、英国的访华团，积
极表示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意愿；并加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力度，促成了美国总统福特
访华。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但
在先进技术的购进与外资引用方面，当时邓小平还是囿于以往的观念，强调我们不能向外
国贷款；同时提出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困境，重新启动的现代化
建设进程亦被中断了。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深得民心和党心，发展生产，建设祖国，
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很快“四人帮”被粉碎，历史再次选择了邓小平。此后的20
年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再次复出前夕，全党思想被“两个凡是”方针禁锢着。而属于后发外源型现代
化类型的中国，如果没有体制内部观念的更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便缺少内在动力。这
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命运与前途的问题，也是党的重要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邓
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7月21日，邓小平在
十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
导我们各项工作。”[1]（P，42）随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
讨论，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转折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际上是
两种不同现代化发展范式之间的正面交锋。然而发展范式的真正解决，光解除人们头脑中
的禁锢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制造的
混乱太多。于是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邓小平对“四人帮”“贫穷社会主义”论发起
猛烈抨击，重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在党内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体现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初步论述，为全党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
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对现代化进行理论层面思索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关注一些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
决定意义的方面，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
科学技术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教育问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对现代化进程
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成为邓小平首先关注的焦点。1977年5月，邓小平就科学技术
和教育问题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
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
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40、41）7月，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指示教育部负责人：要进口一批
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并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中小学
；恢复清华、北大；逐步培养研究生；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纳入国家规划。8月，邓小平
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在会上
他对科学和教育工作提出6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恢复高考制度。9月6日，邓小
平向中央提出成立国家科委的建议。中央十分重视他的意见。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12月底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次年又开
始招收研究生。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下，1978年3～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
会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两次大会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
]（P，86、87）会议还重申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指出了在我国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文化水平、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对加速经
济建设的重要性，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从此，教育和科学
技术工作完全走上了正轨，为以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从此，中国现代化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范式。
二、思想形成阶段（1979～1982年）：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
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为了实现这一
设想，邓小平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
径，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1979年是中共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头一年，年初中美两国又
正式建交，国际、国内的条件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根据新的情况
，邓小平于1979年前后，在对外开放思想方面有两个新的突破：
一是拓宽了利用外资的思路。在1978年8月，邓小平表示，我们可以采取银行贷款的方
式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1979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
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
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这与以往相比，在外资的利用观念方
面是新的突破。在邓小平看来，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建厂，
都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
二是建立经济特区。在研究国外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
置经济特区的做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广东省经过对国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研究
，根据本省与香港、澳门相邻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华侨众多的特点，提出了扩大对
外经济交往和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于1979年4月向中央作了汇报。在同月召开的中共
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表示赞同广东省委的意见，并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兴建特区的
要求。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经济
特区的建立是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
对外开放工作方面的新进展，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形成，推进了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邓小平头脑没有发热，他对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
合乎国情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思考，希求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起步的初期，就确立一个符
合国情的战略目标。
在1979年以前，邓小平基本上都是遵循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
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多次强调到20世纪末
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随着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通过观
察、分析、比较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邓小平感到希望用20多年的时间全面实现四个现
代化是不切实际的，进而在考虑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加了限定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到20世纪末，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
高。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
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将现代化目标具体化为国
民平均收入达“1000美元”的水平，进入“小康”状态。这实际是对过去设想的“在本世
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所作的重要修改。
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不断完善自己“中国式现代化”“小康”战略目标的说法
。一是将“小康”目标划分出一个下限800美元；二是设想分两个10年、“翻两番”，以达
到“小康”状态。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
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1]（P，356）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小康”水平规定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前景。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被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到20世
纪末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和确定下来。“小康”现代化战略目标，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实实
在在的努力方向，因而成为中共在现代化进程中整合社会的新的动员令。
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社会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治上的保证。新时期现代
化建设是伴随着党的拨乱反正工作而起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社会积累了许多问题
和矛盾，社会内部隐含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在拨乱反正工作的触动下
，随时会引发社会动荡，从而阻碍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因此，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思索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同时，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四个现代化的进行，
他还提出了“政治保证”的系列思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64）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四个前提：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
部队伍。[1]（P，248）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保证：“
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
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1]（P，40
8）
“四项基本原则”涉及政治制度层面，是四个现代化政治保证总的指导原则；“四个
前提”是从四个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的政治组织方面的方针；“四个保证
”则是在四个现代化建设具体运行过程中依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具体对策。这些思想虽然处
于不同的理论层面，但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四个现代化建设政治保证的实践依据。
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还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
一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统一了全党意志，奠定了社会
安定的重要政治基础。二是提出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根据建国后30年我国阶级状况的根
本变化，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对维护
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合社会、动员人民团结一致建设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
经济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实现整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在提出现代化“政治保证”系列思想的同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亦提上议事
日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
革》的讲话，系统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
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在对外开放思路有了新的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有了初步设想、政治现代化进程开
始起步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这一命题的提出，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由这一命题而引发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转折性的发展，
并不亚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由此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
题的提出，既是他社会主义思想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其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形成的
重要标志。
总的来说，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思想已基本具备了一个理论框架，但各个
方面的思想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深化、完善。
三、思想成熟阶段（1983～1988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完
备和系统化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随之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思索。在这一阶段，他不仅具体探讨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系统内部综合平衡问题，更主要的是进一步从战略和理论的高度对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使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在这一时期逐
步成熟。
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思索
在邓小平心目中，“小康”水平只是现代化的“最低的目标”。1984～1986年，他几
次提出，要在“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奋斗50年，翻两番，目标是达到人均4000美元，接
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完整地表述了他
对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0月，中共十三大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用党的文献形
式确定下来。这标志着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得到了全党的确
认。
新的战略目标确定后，随之必须解决的是战略目标实现途径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发展思想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变为追求持续稳
定的增长；由重视宏观发展理论转为重视微观发展问题；由只重视工业发展转为同时重视
农业的发展；由过去只重视物质资本转为重视人力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要顺应世界
经济发展的潮流，同时必须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选择发展道路的基本指导
思想。由此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为根本路径，在坚持这
两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经济发展必须遵循以下方针：要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
学作为战略目标；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发展速度；注重提高综合国力；重视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落实这些方针，必须实行以下措施：坚持把教育放到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轨道上来；努力
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保证
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等等。邓小平还多次
提醒全党，要充分估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和艰巨性，把实现现代化看做一个长期艰苦
努力的奋斗过程。
对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的深入思索
邓小平是位政治家，尽管经济和现代化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问题，但他首先是从政治
角度去考虑经济和现代化问题的。随着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各种思想倾向，特别
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慢慢显露出来。为了使全党坚定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建
设，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在党内外反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
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
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
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
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3]为了坚持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邓小平一方
面强调要加强对年轻一代的理想教育；另一方面提出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指出
“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3]（P，204）他尖锐地指出：如果走资本
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
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
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P，208）“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
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P，206）
邓小平还从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指
出：目前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
垄断资本的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
为一个附庸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3]（P，311）中国之所以是一
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就是因为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
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已被近代中国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所证明。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现代化进程展开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建设要从国情出发，“不要离开现实和超
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
”[2]（P，312）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三大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马克思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进程是有着
自身规律的。按照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任何国家都不能跨越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
、市场化、现代化阶段而进入后现代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从
表面上看，是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当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究其深层理论原因
，则在于把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高于资本主义阶段
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路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邓小
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党的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晶，从深层次上纠正了毛泽东晚年
的错误，为全党全国人民实事求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靠什么去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呢？邓小平确认的战略布局
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
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P，248）中共十三大把
这一战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提法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
两个基本方面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排除现代化建设中“左”的和右的因素
干扰、保证现代化建设不偏离正确轨道提供了根本依据。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战略目标，提出系列推进社会全面进
步的战略方针
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改革开放初中央领导集体就达成的共识，并
成为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模式中的指导性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中共十二大摒弃了长
期存在的把社会主义建设看成主要是单一经济建设的片面观点，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到同经济建设一样的战略高度，形成了一个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总体构想，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后，
提出了一系列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方针，主要有：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在建
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相
配合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推进政治发展，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
治现代化，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方针，大力推动科教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提出了新的“世界主题论”，调整了外交战略，并由此调整国防
战略，做出裁军100万的决策。这些举措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
形象，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进而促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港口
城市；次年2月，又正式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
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进一步决定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由此
中国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
、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模式，从而为我们这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的超
越发展和真正汇入现代化的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创造了条件。
四、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1989～1992年）：面对新的国际局势，全面总结改革
开放经验，坚定地将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中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苏东剧
变而进入低潮；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政治风波之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如何
应对这一严峻变局，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外交，而且对国内现代化进程也会发生重要影响。
这时已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的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仍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他
认为，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动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
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企图通过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控制这些国家。但旧的国际格局正在改变之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
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3
]（P，353）另外，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决不允许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也决不
屈服于他们对我国的制裁。在此前提下，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开拓全方位
的外交局面。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
平环境。以此为出发点，他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著名的24字应对方针：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据此中国从容应对国际变局，积
极务实开展外交活动，成功地打破制裁，走出了外交低谷。
为了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对国内工作也相应提出要求和措施。他认为：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3]（P，284）这是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所必须
的社会条件。为此，他把保持稳定放在当时国内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并突出强调了如下内
容：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反复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决不能把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这“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3
]（P，311）他一方面在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另一方面决心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在党内建立退休制度，并率先执行。他认为，这是他
“最后的作用”。[3]（P，316）1989年9月4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担
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6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辞职申
请。邓小平的这一举措，不仅为党和国家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而且对于有着长
期终身制历史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对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推进。
要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在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嘱托中，邓小平
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3]（P，296）邓小平反复强调，决不能走回头路。在中央领导层的变动过程中，如果能够
保持政策上的稳定和连续，那么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证。
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苏东剧变之后，国际上刮起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狂潮。在
国内，也有人出现了悲观失望情绪。针对这股逆流，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社
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3]（P，346）他还
再次对外重申：“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P，35
7）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对于中国来说，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本因素，这已被中国的历
史与现实多次证明。
经济不能滑坡。在当代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代特点下，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关
键是看能否加快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所以，邓小平反复叮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现在关
键的问题是经济不能滑坡，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能不
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
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P，336）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一
定要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3
]（P，357）
那么适度的现代化建设发展速度应该是怎样的呢？邓小平设想应是“台阶式”的，“
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P
，368）而“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眼光
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3]（P，355）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对现
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4条思路：（1）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
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
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
有计划控制。（3）要把上海搞成国际金融大都市。（4）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这4条思路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经受住了国内外政局动荡的考验，继
续向前发展。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人们对和平演变引起警觉，这是自然的。但一些人
对于苏东剧变，比较集中地强调了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党内机会主义
者推行了西方化政策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体制中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并由此对继续执行改革开放政
策表示了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赴武昌、深圳、
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在视察中，邓小平看到，不过十几年时间，沿海经济开放区已有一
半以上接近“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这一现实促使他对近两三年的国内外形势做了进
一步深入思索，进而对中国社会主义战略性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思索的理论问题。经过十几年
的理论探索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一论断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科学本质的恢复。
不仅如此，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两个重要理论观点：第一，革命是解
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
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不完全的。第二，提出了三条判断是非的标准，即“应该主要
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思索的另一个重
要理论问题，而且是理论界多年反复争论不休、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
小平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明确的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3）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
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思想
束缚。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条文写进了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确立了。当代中国经
济的市场化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且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转
型的最重要特征和最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种重大的
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代，从而构成了一次极其复杂、艰难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
变迁。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以后的中共十四大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
综上所述，从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
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巨
大理论勇气，全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
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质的飞跃。邓小平不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引导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坦途，为我们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且
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范式，对人类现代化文明的进步和社会
主义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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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无知者无畏，却需海纳百川) 于 (Thu Jan 13 18:56:28 2005) 说道:
原文有些偏颇了，“改”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所造成的影响必须得消除
经济上容易，但是思想上，社会风貌上却是很难的
邓先生做得很不容易
“改”是前人未走过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必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所以现在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注意的问题，比如跨国公司的独资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
但更多的是很多具体执行人者和决策者的认识和做法决定的，他老人家也想不了做不了那
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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