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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ainy (机器猫),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6月14日12:16:57 星期四), 站内信件

一、极端经验主义？

１９３８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

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

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必然是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认识

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

普的《研究的逻辑》（１９３４年）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

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１９３６年）那么有名的维

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

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

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

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

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

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１９６５

年，第１０，１９，２６—７，４８，４９，１２６，１５６页）①。哈奇森的

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

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

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

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

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

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

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１３页）。不管我们

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

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

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

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３７１页）——事实是

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

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

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

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

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

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

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

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

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

题取消了（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而事实上它们只

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

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

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

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

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

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因

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

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

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

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

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

西，１９６７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

“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

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

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

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

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

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

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

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

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

《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

题的”（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８页）。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

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

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或我们现在所称的

假设（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

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

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

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

年，第１４３—４页），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

“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

的检验”，从而就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

案。”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

并且毫无困难地表明他书中很多关于可检验性的重要性的论

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

然而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该书出版２０年

之后在对马克卢普的回答中还含有哈奇森长期存在的罪名的

暗示，即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运用于假设就象运用于理论的

预言一样有用。因此，马克卢普认为，对于诸如居民户的效

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基本假设，采用比如说

对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主进行查问来进行直接检验，其结果

“如果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是徒劳无用的”；对这种评论

哈奇森的回答是（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第４８１页）：“不管检

验这个［理性的］基本假设的专设条件是‘直接地’和‘独

立地’获得的，还是从对结论的专设的检验追溯到从中推出

这个结论的假设‘间接地’获得的，在原则上这都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关系很大，并且关系到“原则”：正是在这个问题

上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分手，并且我们还将看到，和弗里德曼

１９５３年那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分歧。马

克卢普把１９５６年的哈奇森和更多地把１９３８年的哈奇森称为

一个“勉强的极端经验主义者”，这并没有错得太远（见马克

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９３—５０３页）。

二、再次的先验论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

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３０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

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

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

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

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

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

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

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

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

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

‘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见奈特，１９５６年，

第１６３页；又第１６４，１６８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

哈奇森，１９４１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

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

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

直觉知识：

我的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哈奇森先生和那么多其他

的人［？］在可检验的命题和“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以及坚持只有具有前一特征的命题才允许进入经济理论

的观点之间所做的无条件的对比是一种虚假的作做，必

须干脆抛掉。可检验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种

不可被检验可以认为或者也可以不认为是“太坏”；不管

怎么样，它是真理［见奈特，１９４１年，第７５３页；又见

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５—６页］。

使人惊奇的是，早在３０年代就成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主要反

对者之一的奈特，在其后来的一生中竟会直接从米塞斯那里

接过他的方法论观点并让其伴随着他一生（见冈斯，１９７２年；

赫希和赫希，１９７６年，第６１—５页）。

我们仍然只能说近年来哈奇森还是继续坚持波普的方法

论法规对经济学是适用的，同时又要承认鼓吹方法论的一元

论，几乎象悟教条鼓吹方法论的二元论一样危险。

考虑到早期的那篇《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的观

点，我会仍然支持经济学要有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标准。

然而，按１９３８年的标准，虽然从很多方面看来这篇早

期的文章可以称为是怀疑论的著作，但是它那乐观主义的

“自然主义”现在看起来是无辩护能力的：这就是，它提

出“社会科学”能够并将会按象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

的方式发展……它看起来是非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坚持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某种一般的相似（虽然这种

一般的相似当然存在），并且断言它们之间差异的“度

数”只不过是几度之差，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实际上这些

差异是多么重要［见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１５１页；又见

第５７，５９—６０页；和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Ⅶ—Ⅹ页］。

三、操作主义

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

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１９３６

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

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

《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这篇论文最后在１９４８年发表，并且

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

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

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

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

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４８年，第

２６２，２８４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

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

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

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见同上，第４页；又第８４，

９１—２，１７２２２０—１，２５７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

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

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

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

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萨缪尔逊进一步在比较静态论证中对自从他那时起人们

所称的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做基本的区分。在经济学中，

内生变量的变化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

的，确定内生变量的变化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萨缪尔

逊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最小的要求，即我们能够决定这个

变化的代数符号：“我们的理论的有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

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经常能够确定我们的未知变量变化的

性质，这个变化是由预先计划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的

变化引起的。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

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

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见同上，第７页；又第

１９，２１，２４页脚注，２５７，３５０—１页）。通过把定性微积分的

标准运用于公认理论的某些支柱，萨缪尔逊得出结论说现代

消费行为理论中没有多少经验的内容（见同上，第９０，９２，

９７—８，１１７，１７２页）。他也同样怀疑“新福利经济学”的主

要宗旨，它声称要对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论述而没有借助个人

之间的比较（见同上，第２４４，２４９页）。

经济学中的操作主义研究方案的观点一直遭到马克卢普

的嘲笑。马克卢普苛刻地（和也许是不公平地）理解布里奇

曼的著作，把操作主义解释为要从理论框架中排除所有的精

神结构，此后就很容易证明，这样做就等同于要取消一个理

论中的所有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马克卢普认为，如果我们允

许这种数学功能的精神操作，那么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威力就

受到了致命的调和：仅仅是用在自然方面可衡量的操作概念

来组成的理论不会取得什么，而不过是造成关于经验的规律

的低水平的一般化（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６章，特别是

第１７９—８３页）。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是受到“操作的理论”

这个表达中的修饰词的感情的影响，对此是不值得一提的。不

管怎么说这是萨缪尔逊的表达法，用做“经验的”的同义词。

马克卢普甚至走得更远，否认均衡的概念可以算是“操作

的”描述（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５６—７页）——“均衡

做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操作的概念；企图在那

种结构中发展操作的概念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显得失

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

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

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１９７１

年）。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

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

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

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

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

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

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

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６６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

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１９６８年）。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

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

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

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

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４８—９页）——就象布里

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

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

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

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

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

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

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

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

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

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

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

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

没有适当的区分。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

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

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

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

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

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

戈登，１９６８年，第５０—１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

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

数，只要（１）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

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２）如果我们能

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

《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

（２），于是让条件（１）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

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

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一个命题，即

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１：如果等

于或大于１，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

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

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１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

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

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６９—７０页）。他

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

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

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

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

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

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

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

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

年；兰开斯特，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６年ａ），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

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

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

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

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１９５３年）。它的

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而烦恼，这

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①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

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

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

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

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

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

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

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

其他的科学哲学家）：

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

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

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更好的

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

对”。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

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是把它的预言

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

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那么假设就遭到

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

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

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

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

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见弗里德

曼，１９５３年，第８—９页。］

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

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

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

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见同上，第１４页）。假

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

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

虚假的”（见同上，第１４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

后来所命名的“F扭曲的极端样式”。

很多评论家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评论（见罗特文，１９５９

年，第５６４—５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０—１页；尼格尔，

１９６１年，第４２—４页，１９６８年）还远不是清楚的。有时候说

经济理论的假设“不现实”，意思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就象我

们刚刚已经看到的，这当然是弗里德曼的意思之一：“现实

的”假设在描述上是精确的，意思是它们考虑了所有有关的

背景变量，并拒绝漏掉其中任何一个。弗里德曼当然可以毫

无困难地表明，绝对地说任何不是现实的真正复制品的理论

都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理想化，并且过份地简化假设的起始

条件，从而在描述上是不精确的。同样地，他也可以毫无困

难地表明，如果简化是好理论所要求的标准，那么所有好理

论都横蛮地做了理想化和过份简化。

但是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一门象经济学

的社会科学中假设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对它们所说的经

济活动者的动机我们做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悟教条告

诉我们，这是在社会科学中适当的理论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后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假设

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解释，并且象反对描述的精确性一样反

对假设的现实主义：不管是不是企业家证明他们努力使收益

最大化，或者甚至不管是不是他们认识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的极大意义，这都不是对他所称的“收益最大化假说”的

“现实主义”的检验，因为一个竞争的达尔文过程保证了只有

那些真正取得了最大化的人才能生存。他写道，在很多情况

下“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

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

识”（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１页）。现在我们可以在另一

种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弗里德曼所写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

理解“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

的”，这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者不可能看得很认真的拟比动机赋

给经济活动者（就象假设台球手每次把台球打入网兜时都计

算台球的角度和动量）；所有这些的关键都是，以拟比动机为

基础的理论是不是有预言价值。这大概是我们能够要求的对

悟教条的最激烈的反对了，并且这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

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

们所做的预言的推理许可证（见科登顿，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１３

页）。因此，经济假说中的拟比公式不只是拒绝提供把经济行

为和收益最大化联系起来的任何因果机制；它还积极地排除

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的假设

是“不现实的”，并且大部分弗里德曼的批判家所关心的也许

正是这种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关于经济行为的直接可觉

察的证据方面看，人们相信假设是错的或极不可能的（例如，

人们观察到厂商不顾经济情况而自己凭粗经验制定它们的产

品价格）。然而，弗里德曼在继续否定直接检验假设的需要的

同时，他的确允许“用‘假设’做为对理论的间接检验”，这

是引用他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一部分的标

题（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６—３０页）。这就是说，一个

理论的假设从因果经验主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但

是它们可以做为一个更广的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结果已

经过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假设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内可以

表明是错的，但在其他范围内并不是这样。

这就对理论建立中的假设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要点：这就是在其他情况中间把一个理论所倾向运用的范围

确定下来。正象弗里德曼贴切地评论的：“完全恰当地用‘假

设’来对一个理论经常并且错误地把握的情况进行确定，其

意思可以解释为假设能够用来决定一个理论把握的情况”（见

同上，第１９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考察一个完全竞争理

论的假设以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能用于卷烟工业中，因为如果

这个理论是恰当地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理论所要用之于的

情况也是象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样专门确定的；我们早就

知道完全竞争理论不能用于高度集中化的卷烟工业。一旦我

们取消对一个理论运用范围的任何参考，我们就使它变得无

法检验，因为每一个反驳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争论，说理论被

错误地运用了。但是，在介绍了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划分之后，

弗里德曼立即把这个观点搞糟了，他允许把完全竞争理论运

用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厂商，所依赖的情况是：“把同一个厂商

视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竞争者，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又是

垄断主义者，这没有什么不一致”（见同上，第３６页；又第

４２页）。换句话说，我们又再次回到对经济理论的极端工具主

义解释。①在区分了三种意义，在这些意义上假设可以说是现实的

或不现实的之后，现在必须补充说，弗里德曼在他通篇文章

中都用加上引号的“假设”，而没有对各种各样的假设的不同

的逻辑地位做一点点评论，这就加重了衡量他的含义的问题。

他甚至没有明白地区分歧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对

此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４—５页）已经

指出，经济学中的假设可以指（１）对诸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

的动机的论述；（２）对经济代理人的明显行为的论述；（３）对

某种功能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论述；（４）对要考虑的变量

范围的限定；和（５）提出理论运用范围的边界条件。这５个

假设中的每一个的假设现实主义问题都是明显地不同的。

同样地，梅利茨（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区分了

“辅助性”假设和“生殖性”假设，前者和理论的假说连在一

起，目的是简化理论的逻辑结果，后者是为了取得假说本身。

尽管事实上每一个假设都可以为两种功能服务，这依赖于所

研究的特别的预言，但是有些假设在经济学中经常被用于特

定的功能：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是典型的辅助性假设，而利润

最大化是典型的生殖性假设。虽然两种假设的“现实主义”都

可以是中肯的，但是对于检验一个理论来说，在辅助性条件

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比起生殖性假设对“现实主义”的缺乏来，

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只要

这样说就够了：由于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别地运用假设这个术

语，整个假设不恰当论题就给搞糟了。

马克卢普给弗里德曼以救援，区分一整类的假设、假定，

或基本的假说：“‘启发原理’（因为它们在分析中用做有用

的指导），‘基本假定’（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时间因素的挑战），

‘有用的虚构’（因为它们不需要用‘事实’来肯定，只是在

‘拟比’论证中有用），‘步骤法则’（因为它们是关于需要遵

循的分析步骤的分解），‘定义假设’（因为它们被当做纯分析

的规矩）”（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在任何理论中，

这些类型的基本假设必须用他所称的“假设的条件”来补充，

这就是，起始条件被确定为事例的样板，背景的样板和经济

的样板，理论就要运用于这些样板，并且将为了检验的目的

对从这些样板导出的结果进行推断（见同上，第１４８—５０

页）。他同意说为了证实一个理论（他经常说证实而不是说证

伪），“假设的条件”必须和可观察的情况相对应，但是他给

所有的基本假设免除了这种仔细察看。消费者能够按一致的

秩序排列他们的偏好，企业主在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宁愿要更

大的收益而不是更小的收益，这些基本假设“虽然是其经验

认为有意义的，但是不需要独立的经验检验”（见同上，第１４７

页）。马克卢普说，对它们进行这种直接的、独立的检验不但

是“没有理由的”，而且甚至是把人“引入歧途的”，因为

“可以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理解为一种理想化，它们的结

构和操作的概念是远不相同的，已经排除了会由证据引起的

矛盾”（见同上，第１４７页）。马克卢普承认，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假设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并且当有一个更满意的理论体

系可用时，它们将连同它们做为其中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否

定。

总之，马克卢普的观点是，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

知道它的基本假设是假的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

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他承认一致的效

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与某些消费者和企业主的

事实是矛盾的（见同上，第４９８页）。就象他所看到的，问题

是对于特定的预言来说，比如利润最大化行为，我们不知道

例外的有意义的偏离有多大。因此我们应该“把最大化行为

做为一个有启发的假定来接受，并且牢记演绎的结果有时候

会和观察到的资料很不一致。重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经验

来检验，如果人们的活动总是象经济学家们所不合理地假设

的那样去活动，那么就要看看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不是在大部

分时间内都合理地接近于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样子”（见同上，

第４９８页）。①按照马克卢普，这就把方法论的阵营划分为，一

边是极端的先验主义者，如米塞斯、奈特和罗宾逊；另一边

是极端经验主义者，如哈奇森；而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

有佐西恩、萨缪尔逊、兰格、弗里德曼以及可能还有他自己：

“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没有可以引起他们放弃他们的理论的

可信的证据，并且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对他们的基本假设

做独立于命题的经验检验，当运用理论时，假设和命题总是

联合在一起的”（见同上，第４９５页）。

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

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

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

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１）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

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

相关还是假相关；（２）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

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

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３）检验假说的偿试

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预言检验的结果；和（４）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

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

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①

为了突出（２）和（３）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

含义上花点时间。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

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

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

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

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

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

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

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传统的厂

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

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

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

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

困难。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弗里德曼确实承认这个观点：他在

他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提到，问商人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他

们要那样做“做为检验经济假说的确实性的手段几乎是完全

没用的”，虽然在“建议人们抓住对预言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偏

差的解释”方面，这种提问可能是有用的（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

年，第３１页注）。于是看起来，检验动机性假设在证实理论

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要点（１）；更进一步，在解释预

言性检验的结果时可以证明以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是要点

（３）；从要点（３）又可以推论出要点（２）。的确，重读弗里

德曼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在事实上他非常小心

地从来不说假说的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除非在前面加上一

个大部分地的副词。换句话说，他避免极端样式的不相关假

设论题，或者说避免萨缪尔逊给了绰号的F扭曲。

五、F扭曲

围绕着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争论非常混乱，因为萨缪尔逊

企图把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化为“F扭曲的基本样式”。在这个

过程中他放弃了他早期为“操作主义”所做的辩护，代之以

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大部分辩论的参加者觉

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可反对的，但是萨缪尔逊的新方

法论更糟。

根据萨缪尔逊，F扭曲以两个样式进行：一个是基本样

式，断言一个理论假设缺乏现实主义对理论的证实来说是恰

当的；另一个是极端样式，把实证的优点归于不现实的假设，

其理由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能用某些比它本身简单的

东西来解释复杂的现实。萨缪尔逊不管极端样式，把他的攻

击集中在基本的F扭曲：

……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

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

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

１７７４页］。

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

的价值，而面饼圈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

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

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真正的科学中，没人作梦

要做这种宣称［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１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

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

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

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

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

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

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F扭曲那

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F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

尔逊，１９６６年，１７７５—６），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

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

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

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

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

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１９７１

年，第８６８—９页；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１页；玻普和玻

普，１９７２年ｂ，第２３６页；旺，１９７３年，第３２１页）。还有，

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

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

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

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F

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

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

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９—４页；

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０—２）。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

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

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

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

验进行比较。”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

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

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

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

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

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

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

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

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

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

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

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

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

７６５—６页，又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７８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

１１８—２９页）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

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

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歧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

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

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

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

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１９７０年；旺，１９７３年）。还有，

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

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２—３页）参考了萨缪尔逊

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１１

章），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F扭曲者，意思是他

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

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

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

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

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

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

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

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

要求（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１—２页，拉特斯，１９７６年，

第１０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

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

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

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

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

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

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

第１４０页）。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

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

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

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

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

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

７０％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

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

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

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

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

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

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

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

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

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也就是

说了“Ｏ．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

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１５５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

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

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

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我们才需要尽

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

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

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

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

等这些评价尺度。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从马克卢普在这里

和在其他地方的主张的趋向上可以看出，他会按其他方式精

确地安排他的优先秩序（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５２—６０页；

罗特文，１９７３年，第３６８—７２页）。马克卢普在他漫长的生涯

中屡次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批评家们所设计的对

经济学的所有检验的贬低中，他是格外坦率的，但是他从来

没有说，如果证据是具体化的，他会希望把什么证据视为对

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企业行为理论或者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

力理论的反驳（例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１９０，２０７页）。

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

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

大意义。①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

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

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见弗里

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３０页），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

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他认为，首

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

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

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

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

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

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

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

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

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

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

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

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

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

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２２—３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

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毫

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

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

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

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

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

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

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

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假

说，这将更加令人信服。就象阿奇博尔德公正地评论的，关

于“无数的运用”那一页的真正涵义是“鼓励自满和打击对

据说显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怀疑的再检验。”（见阿奇博尔

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２页）他的评论认为，不管弗里德曼在其

他地方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真正对检验收益最大化假说感

兴趣，而是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假说。就象我们知道的，没

有什么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证据都用来

巩固一个理论这是很奇怪的。此外，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

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

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这是引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每一个

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谎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

仍然存在一个我所称的阿尔金论题，这就是认为宏观经

济学中的所有动机假设都可以用拟比的论述来建立。这可以

看做是不相关假设论题的、被击溃的样板——争论拟比假设

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假设从定义上讲既不真

也不假——或者是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做极端的重新解释，其

结果是把个人的理性活动轨迹移到社会平面上。由于严重地

依赖阿尔金论题，弗里德曼事实上抛弃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人们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古典方

法为基础的：不是从具体的个人代理人的理性活动取得一般

的可检验性预言，而是从一种新的因果机制、比如动态选择

过程中取得宏观经济学的预言，动态选择过程对那些不管为

了什么理由都活动得象他们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者的实业家

给以奖赏，而对那些由于破产就以其他方式活动的人给予惩

罚。这并不是行为主义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而是一个

新理论。这就是我早期当做弗里德曼第二方法论论题提到的

东西，它的理论涵义是那么深远从而它已广被接受，它的细

微的特殊之处也为人们所注意，这是很惊奇的（但请见库普

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１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

３页；温特尔，１９６２年和戴斯林，１９７１年，第５９—６０页，２９９—

３０３页）。①

对动态选择过程的参考，立即显示了求助于阿尔金论题

的错误：传统微观经济学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

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样一种学说在分析均衡

结果方面是有力的，但是在分析达到均衡的过程时很虚弱。

“显得是企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习惯

反应，随机选择，或其他难以归类的东西”，弗里德曼告诉我

们（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２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

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

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

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但是当厂商真的朝

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

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

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

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

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

·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０页）在他对

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

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

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

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

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

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

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

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

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

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

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

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

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

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

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

滞”的厂商（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３页）。在一个行业中

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

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

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

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

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见同上，第２４２——

５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

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

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

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

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

对这篇文章的长期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

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

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

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

正确预言的工具价值方面来判断它们的价值；（２）以“无数

的运用……于专门问题”来判断，标准理论有一个优异的预

言记录；和（３）不管事实上在个人方面公开的行为和行为的

动机如何，竞争动态学已不断地解释了这个优异的记录。毫

不奇怪，人们已经发现整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对弗里德曼这

篇充满劝告主张的文章感到满意！

回头看看围绕弗里德曼的文章的整个争论，我们禁不住

为这个争论的缺乏方法论的诡辩而感到震惊。认为理论能够

被整片地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经验的探照灯只能照在

理论的含义而不能照在理论的其他部分，这种观点只能看做

是对整整一个世纪来对传统理论的劈头盖脑的批评的反应。

传统理论首先是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而后又遭到美国

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地伴随着

对标准理论的假设的最疯狂的反对，而完全不注意理论的预

言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辩护者中引起反应，产生了他们

公认的“假设大部分不相关”教条。这就很象好几代的物理

学家都取笑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明显地

不现实的假设错误，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

中心，这种取笑会足以引起牛顿答道，预言就是一切，假设

不足轻重。面对着没有一个有违反事实假设的理论能被认真

接受的责难，假设不相关论题几乎是可以原谅的。

七、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

我们所讲的现代经济学中明显的方法论争论故事已经接

近尾声，剩下的部分可以很快地讲完。５０年代末出版了两本

论经济方法论的书，这两本书都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斯

德尼·舍弗尔的《经济学的失败》（１９５５年）的研究是对一本

战前巴巴拉·沃顿写的书《经济学的挽歌》（１９３８年）的怀旧，

虽然前者在否认经济学的科学称号方面走得更远。舍弗尔的

中心论点本身是简单的：经济理论化的假说—推理传统是一

条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调查整个社会组织，不要假装有经

济学的自治原则这样的东西；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

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

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

有象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见舍弗尔，１９５５年，第４６，１６２

页）。所有这些都包括在５４页里面，此后在该书剩下的部分

包括了对特别的经济模型失败的一系列案例研究。

在整个消极的控诉之后紧接着是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积

极建议，足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经济学原来是以对决策

的归纳研究为基础的关于理性活动的一般理论（见同上，第

１８９—２２１页）。要在舍弗尔的主张里把有用的东西从废话中

分离出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请参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

１９６７年，第３５—８页），因为要把公认的经济学一笔勾销而一

切都从零开始的任何方法论处方都会象自我打败一样不可避

免地被扔掉：对于那些宣称因为一个人不能跑，因而试着走

也没有意义劝告，经济学家总是忽视，并且总是继续忽视。

爱恩瑞斯·帕番瑞欧的《做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１９５８

年）采用了一种有些不同但同样地极端的观点攻击模型和理

论之间的区分：对于帕番瑞欧来说，模型和理论是不同的，模

型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适当的“社会空间”特征还没有得

到充分的描绘；但甚至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也必须用

辅助性假设或“对应规则”来补足，这些假设或规则把理论

中的理论变量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有争论的理论”，

这种理论是真正地可反驳的。他对经济学中的流行作法的控

诉简直是说，经济学家很少建立“有争论的理论”，而是满足

于“模式”或“基本理论”，这些最终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后解

释纲要（见帕潘德鲁，１９５８年，第９—１１，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４—

５页；又见１９６３年）。

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

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

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１３４—５页）。虽然他强调“经

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

限制“基本理论”，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

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

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

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

３３—５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２—７页）。帕番瑞欧的刺

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

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１９６３年），

但关于这以后再谈（见第６章）。

在我们的年表中的下一个条目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

哲学》（１９６２年），这是一本令人疑惑的小册子，它把经济学

描述为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部分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

具，象是对一种辩护的学说做特别的辩护。但是这本小册子

所累积下来的影响是认为公认经济学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宣

传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小册子里，波普是做

为把形而上学的命题从科学命题中划分出来而提到的，而在

社会科学中为理论提供确凿证据的固有困难的原因被说成是

思想意识总是偷偷地钻进争论中：“经济学总是一条腿踏着没

经过检验的假说，另一条腿踏着无法检验的口号而蹒跚跋

涉”（见罗宾逊，１９６２年，第２５页；又第３，２２—３页）。小

册子在结束时恳求人们不要放弃“经济学能朝着科学前进的

希望”（见同上，第１４６页），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才能达到

这个目标的指导。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查德·利普西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

《实证经济学导论》（１９６３年）的第一版，书的开头一章是论

科学方法，坦率地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幼稚”样式，也

就是说，相信科学理论能被仅仅一个决定性的检验证明它的

缺陷。在该书的第二版中用“诡辩的证伪主义”取代了第一

版中的“幼稚的证伪主义”；“我放弃了波普的反驳观点，转

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同意不管是反驳还是证实都从来不

是最后的，所有我们希望要做的是在不完全的、为数有限的

知识基础上去发现在竞争的假说之间概率的平衡是什么”（见

利普西，１９６６年，第ⅩⅩ页；又见第５２页注）。①在这一页所

举的观点的例子出现在这本书后来的所有版本中，②直到这

时利普西的教科书还是保持了对初级经济学的杰出的、充满

波普灵感的介绍，继续通篇强调，相对于支持对抗理论的证

据，要为某种特定的理论对经验证据进行评价的需要。

八、回到实在论

在这里，我们被诱使对哈奇森最近发表的意见做出反响，

他说，到现在“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会

同意，改进对经济行为或事件的预言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

务”（见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８页）。要评价这类意见的轻重

从来不是容易的，但足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指标说明，如

果这是大部分的话，这大部分所代表的也不超过现代经济学

家的５１％。极端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

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各

种异端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共占了年轻一代的相当大部分，他

们当然不会同意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以它们的预言为基

础，或受到预言的束缚，或者对假说的经验检验对于现代经

验学家来说，仍然象过去那样是经济学家向往的目标。本杰

明·沃德的《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１９７２年）是以库恩的

眼光通过确定年代来重新估价经济学的最好的努力之一，但

即使是这本书的咄咄逼人的目录也否认强调理论结果在经验

上的可证伪性的失败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见沃德，

１９７２年，第１７３页）。

为了表明反波普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某部分人中流

行的真正程度有多大，我们只需要考察马丁·霍利斯和爱德

华德·内尔最近写的方法论著作，即《理性经济人》，其副标

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１９７５年）。

这本书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

怕联盟，然而却没有提到波普和拉卡多斯，或任何在艾尔之

后的实证主义者；（在文献目录里提了波普的某些著作，但这

和他正文中的明白的或含蓄的思想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认

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

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

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所有的理论都是

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如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

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

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

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见霍利斯和内

尔，１９７５年，第２５４页，又第１７８页）。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

它们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光

这个本质就能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固的基础。他们说，古典经

济学的麻烦是，在其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厂商

和居民户能够在各时期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它们自己。

做这些分析之后，原来我们可能是想知道，“稳固”的经

济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这当然基本上是关心无限的再生产

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状态的性质。但事情不是这样，唯

一和“再生产”的本质方面有联系而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

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确切意义是严重地依赖于斯

拉法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的新李嘉图经济学（见霍利斯和

内尔，１９７５年，第１８８，１９５页）。这本书的结束一章《在理

性主义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该章标题的内容

做了简略的描述，好象是撤回了很多前面说过的东西：突然

回忆了资本主义是从属于循环性的经济周期的，甚至会最后

崩溃，书的作者还承认“制度事实上是经常不能再生产它们

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是做为

经济问题的本质由“再生产”组成的。

霍利斯和内尔试图把归纳问题强加给“实证经济学家”；

通过推翻归纳方法他们相信他们已经驳倒了富有成果的新古

典研究方案的任何观点。他们猛烈地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典

型假设，特别是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事实上哈奇森早在

１９３８年就提出了很多象他们那样的论点，但是看起来他们忽

视哈奇森的论点，强调企图检验经济理论的各种真正困难，就

象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怀疑一样。他们在某

种神秘的意义上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逃避了所有这些

困难，当然这样做只是为了躲避证实理论的经验尺度。的确，

很清楚的是他们对经济知识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方法

对于定量的经验研究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的书只

不过是谴责了波普主义迎来的在战后经济学方法论思想方面

的所有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读过波普对实在论

哲学的很多毁灭性评论（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２６—３４页，又

波普，１９７６年，第１８—２１页，１９７—８页；波普和埃赛利斯

１９７７年，第１７２—９４页），他们的那本书就根本不会存在。

说到这里也许是费几句话提提实在论哲学的适当地方，

这个丑恶的东西将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出现一两次。实在论

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他们来说知识或者“科学”是

从对单个的事件观察开始，并经过无数次简单的归纳处理，直

到直觉地抓住事件中一般性的东西——它们的“本质”——

它这时就被放进所研究的现象的一个定义里。认为科学的目

的是发现事物本质的性质和以定义的手段对它们进行描述，

这种教条在西方思想中一直到１９世纪都有很大的影响。波

普把这种方法论的实在论牌号同方法论的唯名论进行比较，后

者是同牛顿一起进入科学争论的，它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借助

于一般规律，描述在不同的情况下事情是怎样行为的，而不

是去判定它们究竟是什么。

波普长期认为实在论对于社会理论有危害性的影响，因

为它鼓励用定义来解决问题这种反经验的趋势。霍利斯和内

尔实际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着手选择出经济制度中的典

型“本质”；他们暗示说本质构成了“正确地”抽象，但是他

们所提供的除了生硬的现实主义之外，并没有评价“正确

的”抽象的标准。①对于实在论的追随者被迫通过查阅他们自

己编的词典来解决基本问题，霍利斯和内尔把这种趋势做为

完美的例子：再生产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因为我们这

样告诉你！

九、制度主义和样板模型建立

我是不是已经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菜单了呢？有的

人会说没有。他们觉察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

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先验论、因袭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

义、描述主义，也不是证伪主义：它是人们所称的模型化方

法，因为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

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

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见威尔伯和哈里森，１９７８年）。

我们被告知，模型建立者反对所有形式的“原子论”，并拒绝

从经济系统中的任何部分进行抽象；他们所用的假说是相对

具体的，并且接近他们所描述的系统，如果他们要做什么一

般化的话也是通过发展象征论进行的；他们的解释强调“理

解”而不是“预言”，如果新的资料刚好切合于他们所说的模

型，那么他们就把解释看做是对理解的贡献。

我不怀疑这多少是准确地描述了某些制度主义者的方

法，例如托尔斯泰恩·维布伦的，克拉伦斯·艾尔斯的，或

许还有甘纳尔·缪尔达尔的。但是很难在约翰·Ｒ．康芒斯、

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著

作中找到象模型建立的任何东西，而有些人会把他们视为主

要的制度主义者。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在某些方面是

一致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同均衡、理性行为、瞬间调

整和完全知识这些概念打交道，所有他们都偏爱在风俗和习

惯影响下的群体行为思想，喜欢把经济制度更多地看做是一

个生物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器。但是绝不能说他们的方法论

是相同的，也就是，绝不能说在证实他们的解释时用共同的

方法（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７１０—１３，７２６—７页）。可能有

一个制度主义学派这类东西，但很清楚的是在反对正统经济

学家方面它没有唯一的方法论。

对制度主义者所有的方法论的一个更好的描述是沃德所

称的讲故事（见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２章），意思也是说他们

过多地描述正统经济学，特别是对在运用中的那些。讲故事

利用历史主义者所称的概括的方法，把事实、低水平的一般

化、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用一种固有的叙事方式捆在一

起，并用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一套含蓄的信仰和态度把它们

粘合起来。在能者的手里，这种做法能极有说服力，然而过

后要解释为什么要做这种说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人是怎样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呢？当然有人会问，是

不是正确地说出了事实，是否有其他事实省略了，低水平的

一般化是否受相反例子的支配，我们是否能找到切合事实的

竞争性的故事。总之，我们审查了一个和我们经常用来证实

正统经济学的“假说—推理”解释的做法不同的过程。然而，

由于讲故事缺乏严密、缺乏一定的逻辑结构，要证实它是太

容易了，然而又不可能去对它证伪。它的确或者能够恰好是

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从来不冒出错的风险。

也许经济问题是那么难驾驭以致讲故事是我们所能做的

最好的事情。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在事实上我们应该推

荐讲故事的保险的方法论时，又痛惜证伪主义的有风险的方

法论，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越是证伪主义就越好呢？

十、目前的主流

在我们考察战后经济方法论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具有压

倒优势的理论。但是尽管界限有些模糊，辩别某些象主流观

点的东西还是可能的。虽然F扭曲有些尴尬，弗里德曼和马

克卢普看起来的确说服了他们的大部分同事，同意对经济理

论的假定或假设进行直接证实既不必要而又会引人入歧途；

应该在最后的分析中用理论对它们计划要解释的现象的影响

来判断一个理论。与此同时，经济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箱工

具”，并且经验检验能表明，主要不是看某些模型是对的还是

错的，而是看它们是否在给定的情况中运用。流行的方法论

基调不但对公认的经济学理论是高度保护性的，而且在“比

赛规则”的界限内也是极端宽容的：几乎任何模型都将确实

是建立了严格的公式，具有漂亮的结构，允诺同现实世界的

情况有潜在的一致。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经济学家经

常宣扬证伪主义，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在他们那里起作用

的科学哲学可以被贴切地描述为是“无害的证伪主义。”①为

了证实这个责难，我们将考察一个选定的主导的经济理论样

板。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离开主题考虑福利经济学

的麻烦问题。把经济学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区别开来的

特征之一是，经济学经常在完全同一个时间里对行为进行解

释和规定行为的标准。现代科学哲学在帮助我们评价从一定

的价值判断基础演绎出关于社会的最佳状态的本质这种理论

方面作用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

多现代经济学家并不把证伪主义看得很认真的原因？

==============================================

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

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

森，１９４１年，第７３５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问题

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１９４４年，第１６章）
；他

也没有提到波普。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

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

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１９５０

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１９６２年；又哈奇森，１９６０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
西，１９６０

年；哈奇森，１９６６年；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９—４１页；罗森堡，１
９７６年，第１５２—

５页）。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

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２—３页）：“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
别：在后

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

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

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

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

候是这样）。”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奥

布林（１９７４年，第３页）说在ＢｅｌFａｓｔ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
事（在此４年

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

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

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让我们假设我
们

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３年，第６９—７０页）的猜测，他说，

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

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

‘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
现

在我们怎么办？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

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现在

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

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

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

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

驳。”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１９６７年，第１９５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

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

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

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

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

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

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①见库普斯曼，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
９页；

罗特文，１９５９年，第５５６页，１９７３年，第３７３—３７４页；温特尔，
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３

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１９６３年，第３０２—３０８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
，第３９页；

德·艾莱西，１９６５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９—３３页；
黑维特，１９７０

年，第１３７页；麦克罗斯基，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６—１３９页；科登顿，１９
７６年ａ；罗森

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５—７０页；诺顿，１９７８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
普，１９７８年，

第１５３页；玻普和玻普，１９７２年ａ，１９７２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
的批评家的

概览，见博兰（１９７９年），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６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

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

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１９６８年，第５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

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

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

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

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

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３０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

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１页注）。

②特别是见最近第５版中论方法论的新的几章（见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１—

３章），不要把这和利普西和斯坦纳（１９７８年）混起来，那是利普西（１９７
９年）的

美国版，略去了我叫人们注意的所有方法论讨论。

①这个向后转的出处可能是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７年），这反映

了在６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在那教书）的“口述传统”，这个传统认为

“真正的”波普是波普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或波普２，好象没有被波普自
己

的话认可。事实上，阿奇博尔德和利普西都是在敲开着的门。

①于是内尔（见内尔，１９７２年ａ，第９４页）在其他地方写道，“我们必须

为了我们的模型的现实主义和它们体现本质性的程度来考察它们的定义和假设。

如果它们是现实的，模型的作用应该能以相对地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反映经济制

度。”

①我把这个巧妙的措辞归功于科登顿（１９７５年，第５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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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知道我们已经跋涉千里,           .oooO  Oooo.
  我仍觉得你我才初初相遇.           (   )  (   )
      胸怀中满溢着幸福,              \ (    ) /
        只因你就在我眼前,             \_)  (_/
          对我微笑，一如当年.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sunny.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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