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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ainy (段誉),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５、权威制度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7月08日19:31:33 星期天),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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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粗大的拇指　而无其他手指

　　一个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权威在其他许多方面可以有效地完成市场所不
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需要认识那些可以称得上臃肿笨拙的权威的特征。理解它们
的人则排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幅度摇摆及情感上的渲泄。作为考察它们
的副产品，我们还将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初步的观测。那些特征——在需要其他手
指的地方却出现拇指——在共产主义制度极为显著。至于市场制度可比较的不同的
缺陷，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两章构成了关于我们熟悉的权威和市场制度的缺陷的基
础知识；通过对它们的了解，两种制度在大体框架上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从政治
—经济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开始讨论，它们具有简单的但又是普遍的和抽象的特征
。具体说，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会同时面对理性选择这个普遍的问题和经济选择
这个特殊的问题。让我们给这一陈述以专门内容。

　　理性选择的普遍问题

　　人类的条件是，小的头脑，大的问题。所以人们需要帮助——设计、过程和机
构——来简化问题的解决：这里面包括报纸和铅笔，写作的语言，科学，双重薄记
之类的专门设计，以及像官僚制、立法机关和市场一样的机构。
　　在一个水平上，社会问题似乎是简单的。把食物喂给饥饿的孩子吃，不是什么
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人们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不想给饥饿者进
食。那些这么做的人常常想施以最低限度的强迫（和为所做的事征税）。或者，他
们干脆不想行动，如果这样做的结果会加强政府的权力或导致任何其他可能的烦扰
。因此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都有不计其数的异议，反对在某一问题上任何可
能的解决办法。用幻想家的话说，所有解决办法都不得不满足尺度的多元性。这就
是无限止的困难之所在。
　　我们看到，为了对付复杂性，等级制和官僚制把问题分开，运用特别的技能处
理次要问题，使运用标准化的解决办法应付各类问题的决定常规化。数学和计算机
对理性决策的新的和迅速发展的援助，极大拓展了等级制官僚制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级制和官僚制仍然没有达到目标。人脑仍然太小。甚至依靠技能的专门化，
专门的决策者也不能创造出或寻找出他们需要的全部信息。他们仍然缺少为设计适
当的政策所需的能力。他们仍然会在估价各种抉择的复杂性面前受挫。例如，美国
州际商务委员会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制订州际运输的比率及劳务的规章上，它却不
能为美国预测有选择的可能的比例结构的后果。它最终无法掌握经济的内在规律，
以致无法向国会呈交一个比较合理的运输体系的方案。它只是不完整地应付了为管
理运输政策所需的价值排列及其相互联系的令人惊愕的问题。
　　而且，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亦给合理的决策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抵消了它们
的某些长处。把问题分开，需要赋予某个人以权威，由他协调各个次要问题的相互
关联的解决办法。
　　这种协调是如此之难，以致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对作为一
个整体的经济实行比较宽泛的集中协调有更多的作为，除了在经济的个别关键部门
的重大努力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只有三类商品是必须靠资源的集中
配置加以组织的，它们是：铝、铜和钢。在苏联，我们将会见到，经济的集中计划
总是有选择的。
　　在中央权威协调常见的失败中，信息传递的失败就是其中之一。例如，等级制
的下级成员向他们的上级输送关于自己能力的错误信息，因为他们担心正确的信息
可能导致上级对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这正是有关共产主义经济计划过程的一个长
期争论的焦点。
　　一位苏联作者指出；
　　计划和管理中的基本缺陷是，每一细节都设想由中央决定，而且，由于不可能
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中央只好从现实中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平均条件出发
。
　　另一个人们熟悉的失败，是信息负荷量过重。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准备了一
份长达5000页、共有10卷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最新报告。对任何一个
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另一个共同问题是内部控制
的失败。追求自身利益的下属机构逃避它们上级的权威，或者同其他下属机构发生
冲突，这个问题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如此地司空见惯，以致它们各自为它起了一个
名称：
　　“Vedomstvennot”（机构本位作风）和“pen－wie chu－yi”（本位主义）
。
　　我们已经看见，除开单向度的金字塔控制的正式模型的重负之外，非正式的控
制在公开的等级制的所有方向均已出现。参与者们互相交换好处，用现在的好处交
换未来的义务，“兑现”从前的义务。通过这些交易，相互的调整具备了市场的许
多特征。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市场只有靠货币才能良好运行，它用价格指示交换
可以进行的概念，建立起保护方式以反对一个交换者用垄断来剥削另一个交换者。
作为理性选择的一个工具，官僚制因而常常是一种臃肿笨拙的市场，对那些用正式
组织的理性主义寻求躲避市场“混乱”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这些方面，市场的特征阐明了——比较而言——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不灵活性
。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市场制度内，有一些特殊的办法对付——使用其他手指而不是
拇指——不论是复杂问题造成的关键困难，还是等级制官僚制的缺陷。市场制度把
复杂的决策问题彻底变为简单的决策问题。在缺乏市场制度的条件下，一个人不得
不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如：
　　应当生产哪些产品和劳务，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多少应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国
家的哪些经济部门应当从事哪些经济活动，社会应当鼓励农民还是从国外进口农产
品。在一个市场制度中，与个人消费者的需求相适应，任何个人都不会碰到这类决
策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许许多多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一个大大简化的
问题：买还是卖才符合自己的优势。
　　至于集中协调的问题，在市场制度下完全不需要任何集中协调的人，因为，协
调——甚至全球性的协调——是通过交换取得的。市场制度还允许在一个决定中必
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因素通过一个公分母（价格），得到高质量的表现，以互相比较
。所有这一切——它们有助于合理的选择——在一个权威制度中是缺乏的。

　　经济选择的问题

　　从成本考虑，权威制度下理性选择的问题便具有了一个特殊的表征，即：由于
资源稀缺的缘故，这时做出任何一个选择都需要牺牲另一个选择的好处。更多的枪
枝，更少的黄油。

　　优先权的不合逻辑

　　人们也许以为，权威可以安排——用时下流行的令人生厌的说法，是“优先安
排”——国家资源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用途，其依据是事先确定的产出或最终产
品的优先权。但是，这种安排在诸如住房建设与医疗服务的比较上，或在增产谷物
与装配镜片比较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由于人们对它们都需要，所以，问题在于
比例，而不是等次。
　　而且，是否一般说来医生比律师更重要，或自行车比鸡蛋更重要，这与任何实
际的决定不相干。有关系的问题是，给定这各式各样劳务和商品的各自现有流量，
是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比另一种劳务或商品的流量的扩张更加重要。假
如说优先权有意义，它们必须是优先权中这样一种过渡的优先次序或边际变化，即
它们是作为需要和供给变化的后果而变化的。边际的优先权与一个产品或劳务的本
质这类观念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德国一份战时计划的文件上写道：
　　根据产品的性质来确定重要产品的一个优先次序，必然导致严重的失误和方向
偏差……。或许把某种螺丝钉供应给急需的农机制造业，比把同类螺丝钉供应一个
坦克工厂重要得多，后者虽有一个大得多的优先权，但它仅仅是几个月后才要用螺
丝钉。
　　用最简单的概念衡量，需要生产什么取决于有什么其他东西被生产出来。生产
计划是这样一种工作，它对生产流量的综合或组成做出决定，而不是评价每条生产
线的优先次序，尽管商品和劳务的特点可以说明其先后顺序的比率。即使是如此基
本的一点，也可能失去，假如权威确定了目标或投资计划。毛泽东以一种令人惊奇
的语气，承认在计算煤和铁的生产所需运输能力上的一个失败：“煤和铁不会自己
走路……。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在另一场合，周恩来（ChouEn －Lai）写道：“我们未能在基本建设和物资供
应能力之间实现一个适当的平衡……。其结果之一是……建筑材料上出现了严重短
缺，例如钢材、水泥、木料。”
　　如果理性的权威要决定是否扩大任何一条生产线，他们也会特别地询问其成本
——在其他生产线上作出什么样的削减，才会有足够的资源完成所要进行的扩展工
作。但他们无法知道这一点，除非已经就什么资源安排给其他产品和劳务的问题作
了决定。然而，有关其他各种产品和劳务所需资源的决定是无法合理地做出，假如
决策者不了解它们成本的话。
　　可是——论点在这里一再重复，变成了循环论证——它们的成本是不可能了解
到了，除非资源已经安排给其它生产线，包括仔细考虑过的第一条生产线。简而言
之，为了建立生产目标，决策者需要知道成本。但为了知道成本有多少，他们需要
知道生产目标是什么。任何一个决定在一个相互决定的过程中依赖于所有其他决定
。
　　找到一个办法了吗？找出交易比率。找出处于边际上的比率，在它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产品或劳务可以根据最有价值的可供选择的生产可能性加以替换。虽然有
效价格表现的正是这种比率，权威制度却不具备它。

　　投入分配的困难

　　当优先次序在产出一边时，考虑一下决策问题：在既定的资源量下，许多已计
划好的用途应列入进去。假设，不论卡车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工程
师。权威应当把现有可用的工程师分配给谁？也许一边得到一些，但究竟怎么分—
—一边应当比另一边分得更多吗？
　　他应当把所有工程师分配给拥有最主要生产目标的部门吗？不行，即便是次要
的目标也需要一些工程师。他应当根据目标的规模相应地指派工程师吗？不行，因
为飞机制造厂也许比卡车制造商更依赖于工程师，不论计划好的产出有什么差别。
或者，一个部门也许已经比其他部门享有对工程师的更自由的分配。
　　他寻找另一个标准。他发现某一部门的产出比其他部门落后于目标。这是把工
程师指派给落后部门的一个好的理由吗？肯定不是，既然落后可能是那些不能积极
响应增加产出的要素的后果。按照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权威方式指导经济的
经验：
　　WPB（战时生产署）的许多人认为，生产署处在确定劳动力需求和优先次序的
最佳位置上，WMC（战时人力委员会）的作用应当限制在根据WPB规定的数量和指定
的位置征募和供应劳动力的范围内……。另一方面，WMC的官员却坚持认为，某个
工厂正在生产某种重要产品或者它甚至超出了计划的这种事实，并不必然指示出它
（是否）需要劳力。
　　假设，现在权威决定，短缺对飞机制造厂的障碍比对卡车制造商的障碍更严重
，因此飞机制造厂的生产将要求多得多的工程师。现在他可以把工程师分给飞机制
造厂吗？同样不能。他必须首先了解可供选择的补救办法——比如，是否可以通过
给每个工程师一些助手或一些新的节省劳力的设备等办法，弥补工程师的短缺。

　　假设，他发现，飞机制造厂的生产虽然落后于卡车制造商的生产，但它有可能
相当快地对替代方案产生响应，而卡车制造商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全力指
派工程师给卡车制造商，与此同时要求飞机制造厂通过替代安排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同样不行。因为，是否能够说服飞机制造厂使用替代手段，取决于替代手段的昂
贵程度。但是，不论是权威还是厂家本身都无法知道替伏方案的真实成本。

　　控制企业

　　权威制度中一个深层次的重大难题在于，究竟是由每个企业自己作出许多选择
，还是（由权威）为它作出选择。何时企业应当扩大生产？何时它又该提高质量？
或者，何时它应当再来节省投入？企业应当努力完成定下的产出目标吗？——假如
，像普遍发生的那样，它从产品使用者那里得到信息，说生产已不能满足需求，这
就要求重新作出设计。还是说，它应当改变自己的生产（规模）以适合于使用者，
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原订的目标？如果企业生产不止一种产品（多数企业生产几百种
型号、规格或大小不一的产品），那么这些和其他的抉择更扩大了。因为，在任何
时候，任何一个生产目标都可以靠忽略任何别的或更多可供选择的生产目标的办法
得以实现。
　　对待这样一些和其他类似的抉择，权威制度始终未能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式
指导和控制企业。这便是所谓“成绩指标”（success indicators）的问题，它困
扰着所有共产主义的政权。赫鲁晓夫（khrushchev）抱怨道：“不是去生产用于装
饰房间的漂亮吊灯，而是生产尽可能重的吊灯，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因为生产的吊
灯越重，工厂所获利润就越多，既然它的产出是以吨位计算。”不管最终选中的指
标是什么，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变形。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古巴也一直存在。
　　在缺少一个公分母指标的前提下，对企业的任何指示都会导致它夸大某种价值
和轻视其他的价值。相比之下，一个追求利润的私有企业在一个市场制度内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尺度指导自己的任何选择：最大限度的利润。
　　“成绩指标”问题的意义，在它扩展的方向上已超过我们有限的探索的范围。
例如，为了完成目标规定的义务，经理们被迫违背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
。他们必须发现其他愿意违法的经理，彼此交换好处。从而发展出互惠义务的网络
，组成了相互庇护的小集团，并对党及政府的控制形成了静悄悄的但却是重大的挑
战。

　　市场制度如何促进经济选择

　　权威制度的不灵活性在这些方面又一次变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注意到，市场
制度的特征使它可以解决（虽然不完善）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在一个市场制度
中，不需要任何权威来确定优先权，或就什么是最重要的生产的问题作出任何其他
判断。人们——消费者、供应者、商人——只是决定是否较多地或较少地购买任何
既定的商品或劳务。

　　决策

　　问题常常是一种边际的选择。当每样东西的供给对他来说是既定之时，决策者
的选择是：要更多的面包还是牛奶，或者是更多的教育还是更多的保健？没有哪个
决策者是在不知道成本的条件作出任何选择的。所有的买主，不论是私人买主还是
官员，发现在每个选择上都附有价格标签，价格代表着（尽管同样不完善）不得不
放弃的价值。
　　一个市场制度如何解决是卡车生产还是飞机生产应当有工程师的特殊问题？一
切考虑——它们在权威分派的制度中使稀缺的工程师的某种系统分配办法受挫——
现在以简易的处理方式进入市场制度的分配中。一切考虑均按照货币给自己定位；
飞机制造厂和卡车制造商作出计算，至少大体上要综合考虑下述问题：（1）比较
其他可能的产出的价值（用产出价格表示）；（2）工程师取得产出的生产率；（
3）工程师的替代物的生产率；（4）工程师和替代物投入其他生产线的价值（用工
资比率和价格表示）。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在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中，价格作为公分母衡量，评价
和综合承担着理性经济决策的一切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权威制度不具备
的。想想加利福利亚的一个西瓜发货人的情况：他知道，在东部市场上，消费者对
他的西瓜的需求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他的西瓜的品质，到达目的地时它们的状况
，西瓜消费者从其他发货人那儿获得西瓜的可能性，西瓜之外其他选择的季节效应
，影响果肴的季节因素，等等。在盘算过这一切以后，他应当把货发向波士顿、纽
约，还是费城？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把满载一车皮西瓜的货物发往东部，目
的地为芝加哥。然后他会密切注视有关市场价格的电文报告，这些价格在东部各城
市时时都在变化。如果在车皮抵达芝加哥的最后一刻，西瓜在纽约市场上处于饱和
或任何其他负面影响减少了那里对他的西瓜的需求，最新的价格行情报告将提示他
把他的车皮运往波士顿或任何其他价格更高的市场。
　　有关他的西瓜应当运往何处的一切考虑，都会以一个价格的公分母反映出来。
他毋需了解多种因素中哪一种对他把西瓜转移到纽约市场上是不利的。他需要知道
的一切就是，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平衡，最终会归结为指示他转向另一城市的单个信
号。无人策划这样一个总体过程，无人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知识问题加以掌握和解决
。必要的计算主要是许多买者和卖者在实际中完成的。经济选择的这多种手段，同
样在权威制度中无法找到。

　　激励

　　光是充分了解如何明智地选择——比如说，了解成本——是不够的。必须激励
人们行动。权威制度的激励常常很简单。这里，市场制度的特殊激励再次提供了内
容丰富的比照。
　　在一个市场制度里，消费者不止了解他的选择，他还被鼓励去做理性选择，这
是因为，他所以能够获得劳务或商品，仅仅是靠放弃对其他资源的货币权利得到的
。同样，一个实业家不仅了解需要比较的有关价值；他还被置身于成本—价格的压
力之下，它推动着他恰如其分地行动。市场激励也使动力的力量与目标的价值联系
起来。对某个产品需求的某种增长，比如说，在运动中建起了一条交易的环链，它
使得有更多的工作提供给工人们，他们可以帮助满足增长的需求，但仅仅是按需求
要求的数量。
　　在一个权威制度中不存在任何可以与此比较的激励结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
企业按指令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或劳务。所使用的资源的数量也已经供应完毕
。因此，经理人员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哪怕他知道（他或他的上司
都无法这样做）某种特殊投入的价值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就业中大于他的生产线的需
求，他也不会有特殊的动力去阻止它。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动着去完成一定的产量
定额，不论是否存在一个可能性，即产出的价值不符合总的投入应达到的水平。在
共产主义制度内，这是人们共同抱怨的现象。

　　激励之间的冲突

　　一旦权威建立起来，它便是通过激励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兴趣发挥作用。为了建
立权威制度，人们被加诸一个激励——
　　担扰、对未来好处的期待、偏好等——以便接受权威；之后，权威便指示他们
去做他们经常不想做的事情。甚至当人们自愿建立起诸如一个理性的制度时，他们
也可能想要哄骗它。或者，一个官员的个人动因——例如为了声望、舒适的生活或
来得容易的钱——也许会与权威指派给他的安排发生冲突。
　　所以，权威制度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激励之间的冲突。而且，权威制度的惩罚
在教授反应者如何逃避它们的问题上，比起推动他们去做权威指示他们去做的事情
来，有的时候会更有效；对这一现象，毕·斯金勒（B．E．Skiner）作了大量的
分析。市场制度里不存在任何这类冲突。
　　然而，市场制度中一个相应的现象也给人以启发。由于市场激励之间不存在冲
突，它们变得十分有力——的确十分有力，以致于它们导致实业家们违反法律（如
果法律影响了利润）和侵犯在市场的世界之外受尊重的许多道德规范。这在美国变
得尤其明显，比如，出现了大公司贿赂政府官员的无耻行为，生产中的弄虚作假，
歪曲真相，环境问题，通过电视广告对年轻人的感官施行相对不受约束的强暴，等
等，这些已成为普遍的商业行为。
　　资源充分开发与协调对亚当·斯密来说，市场制度既是一个协调机制，又是一
个分散化的激励形式——它鼓舞着许许多多个人的首创精神，而这是权威制度不能
开发出来的。它可能导致社会作出一个基本的选择：是对资源开发进行协调呢，还
是靠资源自身的激发？我们将会见到，在计划理论中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中协调得到
了强调，某种市场理论也重视它。另一方面，在市场制度的其他解释里以及在训导
制度内，资源的充分开发得到了重视。
　　如果权威制度中缺少专门的设计，来实现合理的计算和经济的选择以及运转良
好的激励方式，那么，权威之手看上去就像一只仅有拇指而无其他手指的手，尽管
那拇指粗大有力。我们将会见到，它粗大到足以取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高增长率和
苏联在航天工艺上的成就。它还粗大到足以取得各种成就，例如，一方面有中国那
种医疗保健体系。另一方面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组织的赫
赫战绩。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权威制度不能运转，或者，作为平衡以后得出的结论
，说它比市场制度缺少效率。我仅仅认为，它不具有在市场制度中可以找到的特有
效率和激励机制。只有通过仔细考虑两种制度的特殊区别，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权
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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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             .oooO  Oooo.
有柔风,有白云,有你在我身旁,倾听我幸福和快乐的心.    (   )  (   )
我的要求其实很微小,                                  \ (    ) /
只要有过,那样的一日,                                  \_)  (_/
只要走过,那样的一次.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sunny.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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