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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ainy (段誉),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９、政治：为着权威的斗争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7月08日19:33:10 星期天),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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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被叫作政治的凌乱过程中，想要权威的人为它而争斗，另一些人则试图
控制掌握权威的人。
　　霍布斯认为，基本的斗争是“男人们之间为了他人、妻子、孩子和牲口”而展
开的。可是，历史记载的重大斗争并没有讲述偷窃牲口、绑架孩子和勾引他人妻子
的人的故事。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希腊人所以不驶向特洛伊城，仅仅是为了夺回
海伦（Helen）。人们在权威上的争夺，是为了控制权威已经取得的人和财富，是
为了控制正式的组织，尤其是国家行政执法官和军事力量。只有通过组织，人们才
能发动攻击，征收税赋，灌溉土地，修筑道路和金字塔，维护和平和击退入侵者。
亚历山大（Alexander），泽尔士（Xerxer，波斯王，公元前519—465年——译注
）、凯撒（Caesar）、可汗（GenghisKhan）和拿破仑（Napoleon）为权威而斗争
，不是为妻子和牲口。菲利浦二世（Philip
　　Ⅱ）、克伦威尔（Cromwell）、俾斯麦（Bismarck）和戴高乐也是如此。林肯
（Lincoln）和胡志明（Ho Chi Minb）同样是这样，出于同样的理由，过去和今天
还有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丹尼（Richard Daley）、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拉赫曼（Mujibur Rahman）、卡米查（
Stokely Carmichael）、阿拉法特（Yasir Araeat）和哈罗德·斯达森（Harold
Stassen）。
　　在斯大林的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骚乱中，争夺采用了暴力形式；在“
五月花号”协议中，争夺却是和平进行的。争夺有着数不清的形态。同交换和说服
一道，权威本身被卷进了争夺权威的斗争中。

　　对最高权威的控制

　　无论斗争如何进行，它总要使权威处于某种程度的控制之下。因此，权威从未
彻底实现单向度的控制。甚至当斗争看来已经取胜和停止之时——比如，已经没有
对手能阻止人们向斯大林俯首贴耳——最高权威仍然会受到至少是微弱的控制之下
。对于甚至是剥削性的政策，也需要社会的合作——
　　军队的合作，或者税务官员和其他小官吏的合作。为了充当一个总督的角色，
最高权威必须至少最低限度地响应他们的愿望。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被最高权威授
予下级官僚制权威的人们将扩展使用他们的权威，以接近和获得对最高权威本身的
权力；毛泽东曾经引人注目地竭力抵制过这种现象。
　　尤其是，由于高层权威上的每个人都需要信息，他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成为
知识专家的俘虏——专家、分析人员、研究机构、统计师，诸如此类。当肯尼迪总
统默许猪湾入侵事件时，他已是这些专家的俘虏；1958年赫鲁晓夫的教育改革失败
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周围。最高权威对信息、分析和建议的需求，将导致专门
的政府机构的出现，例如苏丹王的大臣，政府首脑的非正式顾问团，或者印度的计
划委员会。3000多年以前，当伟大的民族运动使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波斯人进入波
斯，拉丁人进入意大利，希腊人进入爱琴海流域时，它们的政府全都拥有自己的代
表会议和集会，用它们来开导和抑制国王。通过讨论和说服，影响的传播将超越政
府中的人们而到达任何可以接近统治者的个人那里——一个老朋友或一个朋友的朋
友，一个请愿者，或一个报刊专栏作家，等等。

　　后援组织

　　控制国家有着巨大的价值，所以它激励着无穷无尽的斗争。斗争驱使每个竞争
者寻求支援。没有人单枪匹马便能够在一个大的社会制度中夺取或掌握最高权威。
他需要组织：一支私人军队，像希特勒的打手们；或一个非正式的集团，像斯大林
晚年身边的支持者；或一个政党，像苏联或中国的共产党；或党内和官僚制内部的
一个派别，像尼克松的争取连任总统委员会；或游击队员，像使卡斯特罗上台的那
些人。不管什么形式，后援组织牢牢盯住了对最高权威的控制。它常常可以废黜最
高权威；例如，波兰共产党在1970年12月迅速罢免了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后援组织之间的调整约束着最高领导——也许比它在政府中的合乎体统的方式
更为有力。为了诱导成员们授予自己在后援组织的权威，最高权威向他们提供好处
：他们想要的政策，大量的金钱，权威的少许分享，组织内部的推动，或者保护他
们不受对手打击。
　　虽然政府的最高权威可以使用政策和军队来强迫从官僚制和人民那里获得权威
的授予，它却不能够在后援组织内这么做——除非它可以在这个组织中创造一个有
能力强制多数成员的比较小的集团。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给这个较小集团的成
员们提供好处，以求得他们对权威的认可。从特定角度讲，在每一个制度中，最高
权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一个后援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多种交换和说服、而不
是单向度权威的基础上。它是政治的最基本的事实之一。尽管纳赛尔（Nasser）在
埃及拥有巨大的权威，“在每一阶段上，他都不得不估计抛弃他的某个顾问同事的
风险，即是否这个人会变成一个公开的敌人，是否这个对立面会成为危险的东西。
”这类事例在权威的历史上俯拾即是。
　　斯大林死后，对新领袖有用处的一个重要的后援组织是政治局。但在一段时间
内，政治局作了另一种选择。它集体行使最高权威，而不是向斯大林的某个继任者
宣誓效忠，虽然从形式上讲主要是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扮演最高权威的
角色。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后援组织集体从最高领导那里夺走了权威，通过它所
能作出的各种安排来行使这个权威：集团内的选举或非正式的相互调整，包括好处
的交换，内部的结盟，相互威胁，甚至暗杀。
　　但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每个主要的角色都有赖于接受他的权威的那些人的帮
助。所以，每一个控制他人的角色都转而受到他的支持者的控制。有时，彼此对立
的后援集团分享着最高权威，为它而展开竞争。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之后，“三
个王国”分享了权威：林彪（Lin Piao）的军委统治下的军队，陈伯达（Chen Po
－ta）和江青（Chiang Ching）领导下的“文革”集团，以及周恩来的国务院下的
政府机器。某些后援组织在确定谁上升到顶层的问题上并不想起决定作用。它们所
做的，仅仅是影响握有权威的人或者也许很快将握有权威的人。因此它们是靠政府
和其他更有势力的后援集团的默许才得以存在。
　　在多数国家，最高权威试图利用这类组织——利益集团——作为信息的来源，
还常常作为与民众沟通的一条渠道。由此产生的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关
系，把每个影响都传给他人；这种情况甚至存在于一个高度权威化的制度中。
　　尽管共产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制度禁止利益集团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它们
仍在这些制度中作为贴近各种领导的非正式的追随者而存在。

　　政治的要素

　　所以，政府和政治至少须包括以下要素：
　　最初意义上的政府。它通过一个公开的等级制的权威结构，完成各种各样的任
务。
　　最高权威。它既指导等级制度，又为维持它而斗争。
　　最高权威的顾问。他们获得了对最高权威的不同于权威的控制。
　　后援组织，包括利益集团。
　　军队，或其他军事组织。它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取代所有其他大的后援组织。

　　此外，尽管各国有所不同，政治最终很大程度上不是权威的一种等级制的行使
，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相互作用：
　　抢劫、袭击、勒索、租借、征税——它们由后援集团和政府实施，目的是取得
必要的财力，用来支付和装备军队，和满足其他后援集团，包括那些被引诱背叛对
立面的后援集团。
　　最高权威、潜在的对手和其他人在好处的普遍交换中作出承诺，以换取他人的
合作——或是在他们争夺最高权威的斗争中，或是在约束最高权威的斗争中。好处
不光包括金钱，还有地位、身份、分享权威，诸如此类。
　　多种类型的威胁（死亡、流放、监禁和蒙受耻辱），尤其是当权者将停止给于
追随者和盟友以好处的威胁，和支持者和盟友将撤回对权威的授权以及其他合作的
威胁。
　　领导人权威的使用，不论是直接地、间接地、或是持久地，以强制得到支持，
这要么是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要么——对已当权的领导人来说——是在对斗争的
镇压中。
　　通过相互的调整，由政府领袖和后援组织建立联合和结成盟友，尤其是牢固建
立在互惠基础上的稳定联盟，这样最高权威的任何竞争对手都能够事先知道一个稳
固的支持者结构的份量。
　　所有参与者之间不断的说服。
　　当好处、威胁、恳求以及权威不充分时，还有暗杀、监禁、屠杀和战争。
　　在这样一场争夺权威的赤裸棵的斗争中，看来最高权威似乎总要求助于军事领
导人，因为后者握有武器。事实上，他们自己不拿枪；他们的下属，普通士兵们，
才握有武器。所以，军事领导人能否胁迫和掌握最高权威的位置，又取决于他们对
自己下属的权威。最高军事权威就像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卷入政治斗争。
　　说最高权威求助于有钱的人，也许更加正确，因为金钱比起普通警察或士兵手
中的武起来，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但它仍是一个过于简单的陈述。然
而金钱不光是加入政治讨论，它也参与私下密谋，以及——在另一个极端上——有
的时候是如此大声地喧闹，以致它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每一个后援组织都成本高
昂。金钱，不论是来自私人财富，还是公有基金（它隶属于提供庇护和签订公共合
同上的权威主义支付），都是雇用支持者，以及靠武器或印刷机装备他们的一个普
遍有效的工具。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也能够直接买通对手。
　　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是争夺权威的基本斗争，它构成了所有政府的基石。在它
的上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将会看到，为着权威的重大斗争也在进行，这种斗争的
变化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形式。

　　大众化控制和福利

　　如果指的是政治方面，那么对大众化控制的考察看来相当有限。虽然最高权威
受到多种方式的约束，但很清楚，斗争既不能保证对最高权威有任何很有效果的大
众化控制，又不能为了民众而对权威中的那些人施加关注。的确，我们将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相互控制从未建立过足够的民主控制的可能性。
　　不过，对于最高权威的某些缺少民主程序的影响，也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大众化
控制，推动着某些最高权威像一些民主领导人那样，努力追求普遍的福利。他们是
如此精力充沛地追求它，以致一些人认为，就普遍的福利而言，无论是自由或是民
主都已不再需要。
　　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在保健和福利的公共开支上，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看并无大的差别。没有采用任何民主控制的工具，共产主义的中国在人民的食品
、住房、保健和教育方面都比民主的印度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和中国在控制血吸虫病、伤寒、霍乱、疟疾和性病这些方面付出的能量相
比。苏联比民主的英国给予年轻人更多的高级培训的机会。美国人特有的对于低收
入集团的营养、健康和培训的忽视（美国的伦理观为此提供了辩解，根据是，每个
人应对自己负责），这种忽略现在可能像传统的政治寡头、暴君或军界领袖一样变
得过时——这些人受到了广泛怀疑，除了精力充沛的改革家之外。海尔·赛拉西、
阿本·绍德（Jbn Saud）和巴蒂斯塔之流越来越让位于萨达特（Sadat）、卡斯特
罗和尼雷尔（Nyerere）这种人。
　　是什么机制导致这种事态？对有些制度，意识形态或许是主要答案。撇开它不
论，我们必须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在起作用。

　　新的民族抱负

　　领导人关心民众的一个原因，可以在新的民族抱负中发现。在较不发达的制度
中，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现在需要增长、工业化和现代化。几乎所有这些领导人还
想得到国际地位，使他们看上去适合于接受经济援助。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也为地区
的或世界的经济领导权展开竞争，例如苏联与美国之间，或者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
。或者，像纳赛尔、萨达特、尼赫鲁（Nehru）、庇隆（Peron）或乌布利希（
Ulbricht）那样，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充当的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角
色。其结果，形成了新的风气，即把国民作为资源加以发展并因而择善待之。
　　对于雄心勃勃的领导人的这种束缚，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严厉。现代的统治者
不能光靠施舍食物、提供医疗保健和培训来发展他的国家的人力资源。他必须首先
组织生产，使这些好处有可能实现。所以，“面包加马戏”式的政治的心血来潮必
须让位于组织生产性社会的需求政治。在这点上，很多统治者的选择是相似的。他
不得不根据他决定的发展战略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他的很多选择自由要服从于
专家、官僚制成员、经济学家、工程师、律师、农学家和科学家。当他们在许多问
题上向他提出建议时，他们将给他以他们对一个民主的统治者提出的同样建议。对
于鼓励农业生产所需的一切，就印度而言，不论是否保存了民主的机构，总是一样
的。最高权威成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囚徒。
　　有关人的生存和福利的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标准——它在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
权公约里得到正式规定——是对最高权威的另一个约束。国际监督是强有力的，足
以推动各国朝健康、社会保障和教育纲要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是由那些担心如缺少
它们、自己就会被看成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的统治者们渴望设立的。这些统治者与那
种担心如没有自己国家的航空线，就没有资格谈论现代性的统治者如出一辙。

　　自愿的权威

　　实现大众化控制的一种可能性，还在于统治者从他们的国民那里引导出自愿的
而非强迫的授权的意愿。有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约束着最高权威，即：本来是需
要有教养有知识的反应，但民众却不受约束，或者是笨拙地服从命令——
　　例如，害怕怠工或有意捣乱，如果不是罢工的话。在苏联，属于这一类的大众
化控制赢得了宗教宽容、消费品供应增加和社会保障加强等好处。它们的影响在特
殊的决策中受到了注意。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的住房政策似乎有某种成分要归功于
这些压力；他后来的来自于官僚制的改变可能是被民众的骚乱情绪所推助，因为
1963年农作物收获之后出现了面包短缺。对不稳定、罢工和暴力的担忧，部分地解
释了中国通过干部们实行的上层人物向群众的“请教”。它甚至是民主制中的一种
力量。很可能，正是同一种担忧，比民主政治更有力地推动了20年代英国的失业救
济。
　　同样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的道德标准（它导致统治者向他们的国民提供各种好处
），至少也是削弱强制性的权威的一个微弱的力量。对人民的大规模的强制，现在
以受到世界民族大家庭排斥的方式，威胁着统治者，就像亚赫亚·汗（Yahya
Khan）1971年时发现的那样，当时他为了维持他那摇摇欲坠的权威，而使他的军队
在东巴基斯坦人民面前垮掉。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涉，给苏联带来
一个几乎是普遍的谴责浪潮，其中一些谴责来自于一些共产党。
　　除了所有这些机制以外，还有统治法则对于最高权威的反应的稳定影响，尤其
是立宪政体的影响，它是一个先于民主制出现的历史发展。

　　规则、法律，和立宪政体

　　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里，权威都是极其专横武断的。所罗门（Solomon）建
议把一个婴儿截为两段，以解决归属权上的争执。国王们用半壁江山及公主作诱饵
，激励小伙子们去取得荒谬绝伦的使命上的成功。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见到。

　　最高权威受着规则的约束。那些参与控制最高权威的人——
　　顾问委员会、集会、选举团成员——根据规则控制最高权威。
　　某些约束性规则（其中只有一部分制订成为法律）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例
如，谴责暴力行为的伦理规则。在最高权威内部，有些规则看来主要是心照不宣的
协议，像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某些规则那样，它们在近年来禁止杀死已失宠的最
高领导人。某些规则代表着小小的正式组织的成员们之间的明确协定，例如，俄国
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内规定，必须根据最高领导层中多数起来作出决定。
　　虽然一个使用警察和军事力量强迫人民给予自己权威的统治者，不必受制于确
定他对人民的义务的那些规则的束缚，但如果缺少他的后援组织的成员们对他的自
愿授权，他是不能够掌握警力和军队的。他们会把规则强加给他，作为他们授权的
一个条件；他们这么做，靠的是他们收回授权和使用他们对下属的权威来推翻他的
能力。或者，用最简单的话说，由于统治者需要合作，他不得不服从规则以期得到
这种合作。
　　处理争夺权威的斗争的规则有时来源于明确的协定和缄默的理解；这种协定和
理解约束了争斗的残暴性。当人们为国家机器的权威这类巨大的价值而争夺时，他
们必然会担心可能遭受穷困潦倒、被关入狱、肢体残缺或遭到杀戮，假如自己失败
的话。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通过在减少他们的风险的规则上达成协议，试图软
化这种争斗。失败者会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们保有的不止是他们的兵权，还有他们
的自由和财产。今天，对于生化武器、毒品和原子武器的使用的害怕心理，也约束
了各个国家。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就各种规则对暴力和强权的约束而言，它们保护
的不光是权威的争夺者，也包括整个人民。
　　规则确立的四种主要约束，在时间上先于对权威的民主化约束。最基本的约束
是那些古老的禁忌，即众所周知的私有财产的权利。的确，不论是好是坏，财产法
可能是所有政治规则中最基本的一个，它保留下个人的决定，禁止别人的干预，包
括统治者的干预。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费品的财产权也得到广泛确认，再加
上相应的对于最高权威在这方面的限制。财产权为每个公民开辟了国家难以入侵的
一个自由选择的领域。
　　第二种约束是对未专门规定的广泛权威的削弱。所以，在多数制度下，都存在
一个普遍的规则，即宣布最高权威仅仅拥有被明确授予的那些权力（由权力大到足
以实行这一规则的人们授予）。权威是特定的——A行使对B的权威，仅仅是在特定
的环境中，适用于特定的反应范畴——这个当代共同的规则，是人类可以宣称的他
的最伟大的创造之一。虽然它的源头消失在遥远的从前，它的重述和提炼却始终被
人们记录下来，例如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Magna Carta）。不论今天它看上
去多么平常，这个规则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历史进展。
　　第三种规则是权力的分离：规则指定某个最高权威在一个位置上，另外的最高
权威在另外的位置上。因此出现了人们熟悉的最高权威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
分工，每一个都被授予了其他机构所没被授予的特定权威。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威在
当时是在护民官中分开，而不是在行政官员和立法官员之间。在17和18世纪的英格
兰，早在议会成为一个民主机构之前，最高权威已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分开。在苏联
，当赫鲁晓夫被免职之后，党的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这两个最高职务分开了。这
些以及其他一些分离，采取了“寡头政治的议会制度”的一种形态。不管是什么样
的分离，它都限制了任何一个权威的暴政。因为，权力的分离总造成一定程度的瘫
痪。对那些剥削性的政府，它削弱了它们剥削的能力。
　　第四种规则是监察和平衡。当最高权威分离后，规则有时提供了对权威的一个
进一步的限制，它给予每个官员某种相对于其他官员的特定权威，例如总统对国会
议案的否决权，这是美国制度的前民主的宪政特征。

　　立宪政体

　　在立宪政体的同一个称谓下（立宪政体，英文是“oonsti －tutionalism”，
又译立宪主义。——译注），对政府最高权威加以约束的各种规则的发展，成为一
个主导的历史力量。这个概念有时意味着一套基本的和稳定的规则的发展，它分配
最高权威和指定政府的组织。有时它又意味着法律或规则而不是个人的权限支配政
府。或者意味着一个规则实体的发展，它规定了权力的分离。或者意味着规则的另
一种发展，即以特殊的方式保护人民不受统治者的伤害，如美国的“人权法案”。
这些含义中的每一个都抓住了它的某一个方面。
　　政治的一个极端，是追求一个“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的政府”的宪政抱负。
在另一个极端，比如沙特阿拉伯，几乎完全不存在立宪政体，或者像古巴，卡斯特
罗宣布，“革命法庭不是建立在法律规定之上，而是以道德信念为基石……”。在
举足轻重的一些国家中，中国可能是宪政成分最少的一个。在赋予非司法的组织以
惩罚个人的广泛权力方面，中国比苏联走得更远。一般地讲，在中国的法律里，没
有详细说明由谁来掌握什么权威，中国的规则也没有提供一种权力的分离，它像是
目前苏联模式的早期形态。法律亦未对权威中那些人的专横做法造成多大限制。对
党的权威而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对它造成约束，甚至连它本身规定的那些法律
也不行，如果‘客观环境’似乎给一种改变提供了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然而，
甚至中国政府也依赖最低限度的约束性规则。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立宪政体显得孱弱无力；为争夺权威的暴力斗争而作出的
安排却仍然很有力，尽管当权者渴望以反对倒行逆施的态度被接纳加入现代民族国
家的行列。
　　国际律师协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伊朗国王的个人控制下面，政治嫌疑犯遭
到了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在佛朗哥（Eranco）死后的西班牙，虽然新政权声称
要扩大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政治犯照样受到严刑拷打。
　　据报道，柬埔寨的新的红色高棉政权实行了对整个家庭和整个村庄的杀戳，大
规模放逐，严刑拷打，强制在农田里劳动，把人们从住宅和医院中赶走，以及一个
惩罚性政府实施的其他残暴行为；据估计，它在1976年中期已造成全国人口中
1/10或1/5的死亡。
　　不过，立宪政体对于约束权威和采用某种形式的大众化控制，仍然是一个持久
的和不断增长的影响，象1977年的印度显示的那样。

　　立宪政体和争夺权威的基本斗争

　　人们进行凶猛的争斗，我们已经注意到，首先是为着谁将赢得权威，其次是为
了努力控制那些已取得权威的人。不论斗争如何进行，权威模式多半上仍然是难以
控制的，其原因在于向任何握有权威的人永远敞开的一种可能性，即我们所说的权
威的扩展使用。无论约束规则给权威的行使放上多么大的障碍，拥有权威的人总可
以发现某个漏洞，使权威的扩展使用成为可能——包括创造新的非正式的权威结构
，比方说，在党内，军队内或政治机器内。
　　必须把西方历史上的自由宪章运动视为对这种事态的一个多重反应。它是——
也许首先是——使争夺权威的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转变成一个和平程序的运动，
它使非竞争者可以避开权威的武装争抢者之间很普遍的那种掠夺过程，并且使失败
者可以继续生存和保有自己的财产。其次，它又是一种在争权斗争中实现某种预期
性的努力——就是说，至少是和平地朝某个方向前进：以目的明确的方式，让政府
机器得到系统的控制（尚不是由大众来控制，而是由贵族、商人集团或中产阶级）
。依靠这个努力，自由宪章运动找到了对权威的扩展使用加以约束的方法：订出宪
法的限制，规定统治者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威——例如，禁止一个统治者扩展使用他
在税收上的权威以迫害一个政治对手。限制权威的扩展使用的这个努力也许从未完
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权威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扩展使用——这在尼克松行政当
局的历史中再次得到证实，它还将被一再证实。
　　自由宪章运动的第三种反应，是一个大胆的试验，它通过详尽的规则，建立起
对最高权威的一个高水平的大众化控制。如我们刚刚说过的，既然政府在很大程度
上完全是不可控制的（由于每个人都用复杂的、难预料的、甚至是经常变化的方式
控制它），这第三种抱负也总是失败。但是它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民主的信念在
于，朝这一方向的任何大的进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将在下一章关于大众
化控制的尺度问题上看看这个大胆的尝试。民主的设计改进了本章所描述的争夺权
威的基本斗争，尽管它们从未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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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               .oooO  Oooo.
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   )  (   )
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冷水味道,           \ (    ) /
静静中体味被爱的味道.                    \_)  (_/

※ 来源:·哈工大紫丁香 bbs.hit.edu.cn·[FROM: sunny.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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