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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ainy (段誉), 信区: Economics
标  题: 西方经济学百年回首(四)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1年05月26日07:53:33 星期六), 站内信件


  文/郑秉文 

  [导言]20世纪西方经济学呈现出了长足的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
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
度的拓展;反过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力度对20世纪西方
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
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甚至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
发展脉络。 

  一、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
:“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
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循环渐进地不断前进
。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
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者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
家达成的13个共识点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
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 

  二、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或“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或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
外部(其它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信念、概念等对西方
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力,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
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
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
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
。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受到了诸多的修改和拓展,甚至
批评和攻击。例如,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
、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假定传统,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
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
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
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
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
究”;再例如,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
,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
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 

  三、分析工具的数理化趋势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与发
展尤其战后以来,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被称之为登峰造极程
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
更成熟。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
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
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制做了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
观经济理论开辟了新的地平线;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
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办了几期计量经济学培训班,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
研究人才。在“微观”研究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探索的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
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到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
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
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给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
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
2000年可以被称之为“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
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
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研究的一部经典性著作,他通过一系
列的资料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
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 

  第三是博奕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奕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
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
入80年代以来,博奕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
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奕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过度滥用数学的现象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60年代被称之
为“奇怪的60年代”,因为数学模型的“图腾”崇拜现象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
没有理论的经济计量”和“与理论相矛盾的经济计量”趋势; 对此,里昂惕夫很
不以为然,给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信,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
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
切实际的结论”。 

  四、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
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
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
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将之称为“经济
学帝国主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舒尔茨和
贝克尔认为,家庭就象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
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
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
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
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
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
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最为激烈的
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
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
究对象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2)研究官
僚主义经济理论。(3)深入研究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通过对上述领域的
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制度和
政治挑战,原因是,现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即公共选择机制没有新意,阿罗定理显
示,没有一种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沟通个人和集体,应设计一种新的政治
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义继续发展。(2)国家机器与政府
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门缺乏竞争
,二是公共部门不关心费用成本;从而导致官吏越多,官僚主义越严重。(3)由
于存在上述“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 

  第三、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20世纪下半叶,新制度
经济学使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又一次得到复兴,从而使一个陈旧的命题在20世纪
下半叶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逐渐居于一定主导地位的独特的
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于其主要理论巨匠科斯和诺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制度革命”被西方经济学界看作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被认为可以适用
于对所有社会活动和组织机构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于是,交易费用的高和低
是评价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组织趋
向替代高成本组织。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
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产权完整与否主要可以从其所有者对它具有的排他使
用权、收入独享权、自由转让权这“三权”来衡量;当产权明确界定之后,经济活
动中的当事人就会自发地进行谈判,将外部性内在化,从而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
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制度变迁理论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诺思认为,制度是
社会的一组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
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
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
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
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
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循环的路径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
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
代理、契约理论、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分
析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被公认的成熟体系,一些基本概念经不起仔细推敲,例如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零交易费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再如,巴泽尔批
评诺思说,由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或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效
率的制度状态。 

  五、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在西方经济学中,用案例的办法来阐明一个定理来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
,人人皆知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明证。但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举例”,
不仅已经发展到了“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
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唯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
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成为一种象征。被一些学者认为“博大湛
深”“深奥无比”的科斯定理,是通过一个简单的“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
故事来完成的;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与补偿时,给读者
讲述的是“蜜蜂与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与优美,
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百年来,经济学家的笔下已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
经典性“案例幽默”。例如,科斯续用了庇古“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说明“科斯
定理”,后来,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斯蒂格勒和艾智仁同游日本时,在火
车上见到窗外的稻田就想起了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问管理员车轨附近的稻田是否
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得到的回答正好相反,车轨旁的稻田地价较高,因为
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10年后,他们在美国相聚时,幽默地讲起了“火车与飞
鸟”的故事,说“在日本发现了科斯定理的大错”,引起哄堂大笑。 
  一提起“灯塔”,人们就会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费中收费难的“搭便车”难题
。最初举例灯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于是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灯塔便“常明不
熄”,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之中,几代人传下来,一直到今天。灯塔,既成为经济学
中一个经典性的象征,又给经济学留下了一个赢得永恒的传统,使20世纪的经济学
诗意盎然,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六、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里,不仅保留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一些非经济要
素、时间、社会心理等,而且,还引入了技术、信息等诸多新要素,使“技术”成
了新宠,“信息”成为热点,从而使经济学越来越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相互关系
的角度得到全面的发展。还须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学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
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
入与百年前的经济学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挑战和哲
学、精神分析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派的“侵入”,西方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
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它们百花争鸣,各得其位,共同发展,成为20世纪西
方经济学的一大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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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oooO  Oooo.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                    (   )  (   )
那么,再长久的一生,                              \ (    ) / 
不也就只是,                                      \_)  (_/
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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