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graph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reise (旅行), 信区: Geography
标  题: 中国地理学史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6月08日09:18:08 星期天), 站内信件


   中国是世界上地理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常把“天文”与“地理”
并论,并认为天文加地理就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

    中国古代地理学知识萌芽很早,至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
成就。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传统的地理学,即“方舆之学”。明中叶以后,徐霞客
等注重实地考察、探讨自然规律,开辟了中国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不过,中国
近代地理学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后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学在自
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远古~公元前3世纪)

    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地形、物候、水文、
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和地理区划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方面出现了不少精彩的论述。

    中国原始氏族村落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河谷阶地,或依山傍水之处,如距今约六
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就座落在渭河支流浐河阶地上,遗址建筑的门多向南开,表明
已了解 日照、风寒与方向有关。反映上古流传的一些认识的《尚书·尧典》中也
有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述。

    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汉字已基本成熟,地形、地物已有了
文字的记述和图形的表示,地理知识开始得到迅速增长和积累。

    因为天气情况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先民自古注意天气的变化。殷
代已有逐日记载天气的纪录,如甲骨文中保存有殷代文丁六年(公元前1271)3月20
~29日的天气记录。已经认识的天气情况有晴、阴、云、雨、雪、风、霾等多种,
且对于风和雨已有强度和方向不同的认识,如“大雨”“小雨”“大风自北”等。


    当时历法还不完备,为不误农时,较多利用物候知识。《诗经·幽风·七月》
记有蟋蟀活动、蝉叫、稻熟、草木掉叶等全年物候现象;《夏小正》载有全年各月
的物候和农事活动,全篇400多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物候专篇。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
对江河灾害的防御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春秋时,楚国在孙叔敖领导下,引期思水
(今河南省固始县)“灌雩楼之野”;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这些
水利工程的兴建,表明 当时已掌握了地形和水文特点,以及测量地势高低的方法


    在气候方面,《吕氏春秋》一书 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直到公元前479年,这
200多年间的水旱的情况,载有雨、雹、雷、霜、雪等灾害共13次,因旱求雨24次
等。

    在地形方面,《诗经》中已记有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隰等
10多种陆地地貌类型,洲、兆、厂、滨、 澳、渚、浒、浦等10多种流水地貌类型
;《管子·地员》篇将丘陵分为15种类型,山地分为5种类型;《周易·谦卦·象
辞》中提到“地道变盈而流谦”,说明已认识流水的侵蚀和沉积作用 ;《诗经·
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句,指出了地壳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地
形。

    周朝已知道植物有旱生和水生之分,并了解不同的环境中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
类,《诗经》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等记录。《管子·地员》篇有一段专叙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自高向下为落叶松
、山柳、山杨、榆枢等植被。

    春秋时代末期的《考工记》第一次提出中国植物分布以淮河为界的思想 ;《
诗经》中记载的100多种动物已反映其地理分布的差异性。《考工记》中还提出了
中国动物分布的地理界限,“鹳鹆(即八哥)不逾济(指济水),貉逾汶(今大汶水)则
死,此地气然也”。

    相传在夏代或更早就已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原始地图。《尚书·洛诰》记载,
周公在洛阳选建城址时绘有地图献给成王;《周礼》记有掌管各种地图的职官、专
用地图名称,以及某些地图的内容。 如由“大司徒”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
可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即可辨认九州范围的大小和“山林、川泽、丘陵、
坟衍、原隰”的分布情形。

    《管子·地图》更明确指出,军事指挥者必先“审知地图”,以了解“名山、
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韦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
大小”。可见,西周时代地图的应用已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有一定水平,
已按比例缩尺绘制地图。而测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水平仪、铅垂线、圆规和曲尺等


    《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全篇1193字,由“九州”“导山”“导
水”和“五服”等部分组成。《地员》是中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全篇
2222字,综合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识,较为系统和详细地把土地划分为
 五大类20多小类,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它也是中国最早论述
植物生态地理和土壤地理的专篇。

    自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天论》主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
治,夫是之谓能参”,即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努力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来改造地理环
境。

 

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秦至清中叶,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19世纪中)

    中国自秦汉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经济也基本是持续
发展的,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等的出现标志着中
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

    在以后近2000年中,中国传统地理学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记述和考察国内与域
外地理、地图、方志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由于传统地理学的束缚,中国
地理学长期停滞在描述的阶段,缺乏理论概括。

    战国之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经过积累,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即明清时所谓
的“方舆之学”。“地理”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候。《周易·蘩辞》
有“仰以观于天文,府以察于地理”之句。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
,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西汉《淮南子·泰族训》明确
阐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 ,即根据不同地理环境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


    在东汉以前,有两部著名的区域地理名著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
《山海经》中地理价值最大的是《山经》部分,其写作时代是汉代之前。它对黄河
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外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山”为纲进行了综合性记述。

    《山经》总共记载447座山,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 、北山经
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
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

    《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
。及至东汉班固著《汉书》, 才出现了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
志”。它的出现标志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形成。

    《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
分基本上是转录前人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记
述103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县的建置沿革 ,以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
。这部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的“地理志”,与以“陵陆水泽”或“山川原隰
”为主的《禹贡》《山经》的侧重点已不相同。

    中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上的,自战国到西晋是中国地图学理
论的建树时期。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地图有出自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
图》、出自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绘在木板上的战国末期地图 ,和出自长沙马王
堆三号汉墓的地形图、驻军图等。在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上,看到深水(今潇水)及
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于现在的地图。

    西晋裴秀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
(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
迂取直)。这六项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初都为中国制图学者所遵循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它继承和发展
了《禹贡》的“导水”记载,由《禹贡》所记35条河流增加为137条,大大丰富了
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不过内容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
地 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完成了名著《水经注》。它
记述的河流水道共计1252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
其历史事迹,都作了尽量详细的叙述 ,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西汉王朝曾经多次派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
、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
》就是根据张骞等 人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最早记载中亚和西南亚的地理专
篇,对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候以及相互间的
距离等都有所介绍。

    东晋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越葱岭,再南下到印度,在
印度居住多年,然后取道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法显传》
描述了他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


    东汉初年,光武帝“始诏南阳,撰作风俗”,这是中国官修方志的最早记载,
并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志书《南阳风俗传》。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以“志”命名的
志书,为晋代的《华阳国志》 ,以地记为主。

    在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时期,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实
地考察、地图、方志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
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古代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唐代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上发现螺蚌壳化石,
科学的认识到这就是沧桑变化的遗迹。北宋沈括在1074年进行察访时,见到太行山
麓有“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于是断定此处是“昔之海滨”。他还进一步指出
 ,太行山以东的大陆是由来自黄土高原的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对华北平原
的形成做出了最早的科学解释。

    唐僧玄奘继法显等人之后,于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
地,17年后返回长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对当时中亚和南亚的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风土习俗、文化政治等情况
和特点都有记述。

    永乐三年(1405)以后,郑和等人七次出使西洋(今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
及其沿岸地区)。他们从江苏太仓出发,向南航行访问南洋群岛诸国,再经马六甲
海峡进入印度洋,访问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 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从长
江口出发至非洲东岸沿途观测到的海岸线、港湾、山脉、岛屿、沙洲、浅滩、珊瑚
礁以及所测海洋的深度等,并留下了郑和等人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

    唐代地图学家贾耽绘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该图在中
国地图史上开创了以朱、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宋
代沈括绘有《天下州郡图》,南宋黄裳绘有《地理图》,还有刘豫阜昌七年在石版
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
百里”。元代朱思本绘的《舆地图》长宽各 七尺,亦有画方。此法在明、清两代
绘制的舆图上也常见,画方遂为中国传统地图的特色。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学者从事地理学研究,敢于突破旧的
束缚,重视“经世致用”,自觉深入实际考察研究,使中国地理学前进了一大步,
萌发出中国地理学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顾
炎武、孙兰和刘献廷。

    明代徐霞客从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
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纪源》中,以清晰的实测概念为基础,提出“计其吐纳,
江倍于河”的论断,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较了长江和黄河的流域面积。

    明末清初,顾炎武严厉地抨击地理学研究中不务实际的空谈和议论,主张“君
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并撰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


    孙兰在《柳庭舆地偶说》中、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都指出过去的地理著
作多停留在“记其事”的阶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讨,主张要研究“天地之故”
,即大自然的规律;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孙兰在论述地形变化,刘
献廷在观察物候方面,都有精辟的分析。

    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约200年间,是西方地理知识开始传入中国的时期 。在
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
行等的推动,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和知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
陆分布以及世界地理的认识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随之将先进的地理知识也传
到了中国。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艾儒略,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
、雷孝思、杜德美和蒋友仁等。

     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1610年在中国北京去世。他先后编绘出《坤舆万
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等,将西方的地圆说、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
及关于五大洲的知识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
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完成《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他们完成的全国性的三角
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规定每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海里1800尺,即每尺
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 他们还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蒋友仁等利用了中国学者明安图、何国
宗等在新疆测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图、资料,编绘成(乾隆内府舆图》。蒋友仁在
他编绘的《坤舆全图》上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清末以来,19世纪中至今)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呼声日
益高涨,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曹的《瀛环志略》。在洋务运动期间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除兴办一些工厂企业外,还编译出版一些科学技术书
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

    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地理课是所要讲授的课程之一。任教于
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
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编出中国最早的
自然地理学教科学《地文学》,为培养地理人才和促进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在湖北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学会译绘中外地图七百
多幅,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发展。

    宣统元年(1909),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它是中国地理学
会的前身。地学会创办的《地理杂志》于1910年问世,所载论著以地理学方面的最
多。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和文献。


    1920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创设地理系或地学系,如南京的东南大学地理
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清华大学地理系、中山大学地理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地理系 等。由竺可桢、翁文灏等讲授地理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
家。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桢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中国气候区
域论》、《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丁文江、翁文灏
、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张其昀的《本国地理》,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
分布》、《中国之农业区域》,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
人生地理观察》,任美锷的《建设地理新论》,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
告》和谭其骧的《秦郡新考》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
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50~70年代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 这几十年里,中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
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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