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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force ()第三个代表(), 信区: Geography
标  题: [嵩山]重建儒学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Sat Feb  5 14:14:28 2005), 转信


　　孔子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桌子上摆了小盆小碟祭天祭祖。少年孔子得心应手地举手投足间，或许就是他走上神坛的最初伊始了。孔子最崇拜的人是周朝初年制礼作乐的周公，当他来到东周王城，观礼于太庙，问礼于老子，曾感叹万千地对弟子们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位儒家鼻祖可能不会预知，他的学说在秦始皇时遭到灭顶之灾。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其复兴之地不是他的老家东鲁，却在他誓言“吾从先进”的嵩洛地区，两次得到再造。这是意料之外，也是顺理成章。

　　静静地躺在偃师博物馆的熹平石经残石，证明了那段历史的辉煌；而这通向幽居陋室的辟雍碑，则是延续着那段辉煌历史的余响。一千八百年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复兴运动汉代经学，就是在这里完成，许慎与蔡邕，这两位伟大的思想文化先行者，在这块被后世学者誉为“菁莪棫朴，化首周南”的地方，为儒学的第一次重建指点迷津，融合集成。

　　许慎出生于嵩山以南约100公里一个叫召陵的地方。许慎所处正是儒学第一次复兴时，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激烈论争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从以往置身于“百家殊方”的境地中超拔出来，而被尊为“经”。但儒家经典经过秦焚之殃和项羽之掠，甚为稀见。那些幸存的宿儒凭着记忆，口头传授，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追记而成的儒家经典，就是今文经。后来，民间及山岩屋壁所藏儒家典籍陆续被发现，这些经书都是用先秦古字写成，就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先入为主，因受到朝廷重视而大行其道。古文经不甘在野，据理力争，这一争，竟延续了二三百年。

　　今文经学家解说经书偏重于“微言大义”，又为仕途功利所驱使，多臆造妄想，已去孔孟原意甚远。为了纠正今文经学家的妄说，许慎开始撰写《说文解字》。许慎自幼攻读经学，并致力于古文字的研究。汉儒一般只专攻一经，而许慎却精通五经，当时享有“五经无双”的盛誉。许慎的想法是，先有文字，而后有五经。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要真正弄懂经义，就必须弄懂文字的结构，读音及其意义。应该是一个春天的日子里吧，姹紫嫣红的百花齐放，在许慎的眼里化作汉字的一笔一画，待他凝下神来，《说文解字》跃然纸上。

　　治学严谨而执著的许慎，在《说文解字》编撰过程中解释“窦”字时，居然不避专权的窦太后名讳，如实将“窦”字解释为“洞”，进而把 “狗窦”解释为“狗洞”。冒犯了太后，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许慎被贬官回乡不说，还差一点被窦太后赐死。东汉永宁二年，即公元121年，许慎倾注三十余年心血，最终于召陵家中将《说文解字》编撰成功。这部传统中国文字的奠基之作，说解用字133441字，上可以考证甲骨文，金文的形、音、义，下可以阐明隶书、真楷的发展与流变。后世学者评价说：“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乎不知文艺；文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许慎因此被尊为“儒林所宗”。许慎让儿子将书献给朝廷，汉安帝刘祜读后大加赞许。这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旷世巨著，这部中国和世界上的第一部大字典，换了四十匹布的奖赏。

　　许慎之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又一位伟大的学者蔡邕，为儒学的第一次再造画上了句号。蔡邕，河南杞县人，经史诗书礼乐无所不精。他集许慎、贾逵等经学大师治学之精粹，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经学附益其义，校订六经文字，奏请皇帝批准，于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以标准汉隶刻石碑46 块，立于太学，作为官方标定的儒经教科书，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从此儒家经典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范本。

　　由于朝廷尊儒讲经，明经又可致仕，所以四方鸿生巨儒，云集嵩洛，教育发达、文化昌盛。由汉代经学再造的儒学，奠定了“儒教中国”的基调，儒学由此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由此日益鲜明，面对任何域外文明都不致茫无所归。然而，儒学光环绚丽致极，各种弊端也纷纷缘此而生。

　　先秦儒学虽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流派，但它是一种济世的、实践的哲学，而经过汉代经学的再造，逐渐演变成一种繁琐的考据和僵硬的说教。最大的弊端则是治学目的功利化，经学成为晋身官阶的敲门砖，其尊显的儒家道德理论也就沦为沽名钓誉的标签，使人们对这种信仰产生了疑问。

　　首先站出来的是程颢和程颐，他们正本清源，通过一个“理”字，复兴了儒学，沟通了天人！出生于嵩洛之间，深受三代文化洗礼的程氏兄弟，有着深深的怀古情结。二程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心术纯正，“此乃天德”，而“天德便可与王道”，故天理流行，社会充满光明。二程崇尚孔夫子 “克己复礼”的思想。在二他们看来，礼就是理，是三代以前天人合一之理。“存天理”，就是继承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的道统。“灭人欲”，就是要矫正两汉以后人欲横流，积弊丛生的社会丑恶。程颢考上过进士，在地方上担任过职务，调任到朝廷没多久，赶上王安石变法，这是和他格格不入的事，就回到洛阳，一方面在学问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唱反调。

　　程颐好几次遭到削职和放逐，大家觉得程颐有点抱残守缺，程颐觉得这世道人心不古。道不同不相谋，而真正志同道合的，是自己的兄长程颢，于是他们再一次走到了一起。

　　二程重建儒学的首要任务，便是将汉代经学对原始儒学所进行的功利性和技术性的铺陈扫地出门，把经学铺陈所遗失的儒学内在精神重新收拾起来，并加以新的发挥。宋初摆脱了五代纷争的混乱局面，国家趋于统一，人心向往太平，国家需要人才，士子欲求报效。于是有识之士择胜地，即闲旷，立精舍，构书院，聚徒讲学，培养人才。朝廷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和任命山长等方式予以承认和支持，并通过科举录用书院生徒，于是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嵩阳、岳麓、睢阳及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

　　植于三代时期，历五千年沧桑，至今仍庇荫着太室之阳这块钟灵毓秀之宝地的郁郁古柏，是三代“郁郁乎文哉”的见证，是天理的化身，是道统的根系。根深而叶茂，嵩阳书院因此而领风气之先。

　　大概三教都想背靠大树好乘凉，北魏兴佛，这里为嵩阳寺。隋唐重道，这里为嵩阳观、太乙观。五代后唐时，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时，隐居太乙观的儒生奏请周世宗于此设太乙书院，此地便成了重建儒学的大本营。北宋三教并重而儒教为先，嵩阳书院地处京畿，其地位自然不同。北宋至道二年七月，太宗赐名“太室书院”并御书匾额。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御赐太室书院九经，书院享有将御赐九经刻版印售以补教学之用的殊荣。宋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十五日，诏以“嵩阳书院”为额，赐田一顷，并置院长。书院盛时，师生多至数百人。一番颠颇和周折之后，程颢和程颐在嵩阳书院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工作。

　　听程颢和程颐讲学，弟子们说是“如坐春风”。程颢和程颐致力于儒学的重建，力求从传统儒经句训章诂的教条禁锢中摆脱出来，主张独创精神，不盲目崇拜权威。对儒家经典原义的理解，执著于“义理”上是否言之有理，而不管其言是否出于圣贤之口，即便是孔子之言，也不能“终身守之”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

　　程颢和程颐主张“变革”乃为政之道。什么是圣人创立法制的依据呢？二程认为：“本诸人情”，极乎物理”。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人情物理都起了变化。只有不断地进行有“损”有“益”的变革，“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程颢和程颐还提出了“物极必反”的哲学命题。并倡导“万事皆出于理”的哲学思想，识古论今的历史观，变化气质的人生修养，“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学以致用的教育宗旨，把儒学的精髓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名气远播四方，南北精英，归其门下者甚众。

　　元祐七年，程颐管勾嵩山崇福宫。次年冬，四十岁的杨时来嵩阳书院拜程颐为师，与游酢同去，正碰上程颐在那里闭目养神，二人于是静立门外等候。时值大雪纷飞，待程颐睁开眼时，二人脚下的积雪已尺把深了。程门立雪的感人故事流传至今。

　　程颢和程颐的理学创于嵩洛之间，亦称洛学。

　　杨时是二程最得意的门生。杨时先于许昌以师礼事程颢，一次送杨时出门，程颢谓坐客曰：“吾道南矣”。程颢死后，杨时又师事程颐。

　　洛学由杨时南传至朱熹。朱熹在南宋乾道三年，讲学于岳麓书院。淳熙六年，重建白鹿洞书院。淳熙十年，于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并讲学于此。绍熙五年，重修岳麓书院，聘其弟子黎贵臣、郑贵生担任书院讲书职事和学录，“道林三百从，书院一千徒”，“惟楚有才”，这是教化一时之盛也。在宋代以后的传统社会中，由程朱理学所阐释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主流即官方哲学。

　　走过嵩山的时候，我们难以说清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是应该一成不变，还是需要推陈出新？是时过境迁还是一如既往？是已经渐行渐远还是依旧根深蒂固？ 嵩山上的千年古树老了，古树上的片片叶子还是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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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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