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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force ()第三个代表(), 信区: Geography
标 题: [常熟]翁同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Jan 27 10:22:22 2005), 转信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七日,是宰相帝师翁同和69岁的生日,这一天他治事如常,上朝时照例由太监打着灯笼将他引进宫来,值班太监传谕请翁大人在军机值班房候旨,对此,翁同和习以为常,他的门生天子光绪帝,常常是朝堂议事后,再单独召见他的师傅,这在朝中被视为殊荣,然而,今天却是他最后一次上朝。翁同和这位三朝老臣,立朝四十余年,对朝廷来说,可谓“公忠体国”尽心竭力两朝帝师,两入军机,对内力求变法图强,再兴国运,不忍青年皇帝沦为亡国之君,对外力求抗敌雪耻,重振国威,不忍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愿望不可谓不好,志向不可谓不大,然而,在晚清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政治舞台上,翁同和的政治生涯只能以悲剧告终。
翁同和1830年出生在一个世宦之家,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的宰相,同治皇帝的师傅,他的两位兄长同书、同爵也都官至督抚,翁氏一门、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出了两位状元,五位进士,这在晚清的汉族官僚家族中,可谓门第鼎盛。翁同和三岁随祖母回到家乡常熟,6岁秉承家训,入塾读书,饱读诗书的翁同和十几岁时,便有“士大夫立世,当以周公,孔子为法”的志向,16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咸丰六年27岁时,会试一举夺魁“状元及第”翁同和步入仕途后,不但以忠君报国为本,而且还立志要做一个社稷之臣.
翁氏家族的人似乎和教育职业有着不解的渊源,翁同和的祖父做过多年学政,父亲曾三次入值上书房,授读众皇子,后来又做了同治帝的师傅,走的是以诗书品学,而为帝师,以帝师而为宰相的仕途,翁同和也不例外。1865年,36岁的翁同和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接了父亲的班,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同治以前,朝廷聘选师傅入值上书房教授的对象是皇子、皇孙,而以翁心存,翁同和父子开始在弘德殿乃至后来的毓庆宫教授的都是以继位的皇帝,从前叫上书房师傅,而今天是皇帝的师傅、帝师。翁同和深知,责任重大,他背负着朝廷的信任和期望,更背负着江山社稷,天下苍生的未来,特别是1876年奉旨在毓庆宫行走,再为帝师,授读年仅5岁的光绪皇帝,翁同和更是鞠躬尽瘁。
1889年,18岁的光绪皇帝正式亲政了,然而,光绪一朝却是大清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朝,在光绪亲政前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西方列强纷纷递航东来,边畔不断,翁同和作为帝师,忠君爱国辅佐光绪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1894年7月,对中国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终于借朝鲜问题,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分歧,以翁同和为首的文臣清流为主战派,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却都是手握军政实权的王公大臣,而站在战和两派背后的却是慈禧太后,她一面通过光绪帝和翁同和向朝野表明朝廷是要抵抗日本的挑衅和侵略的。而另一面又通过李鸿章向日本和各国列强表示,大清国并不想开仗是愿意接受调停坐下来谈判的,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她都可以左右逢源,掌控朝政。为了“佐少主、张国威”翁同和在军机处商议和战问题的会议上,多次以江山社稷,民族危亡的大义力主抗战,并力劝光绪帝不可作亡国之君,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和挑衅他甘冒获罪慈禧的危险,建议停止“太后万寿”庆典活动的部分工程,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作军费,他认为李鸿章经营了三十年花费了朝廷上千万银白的淮军和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是有实力与倭寇一决雌雄的,如果此役战胜日本,不但可以重振国威,而且还可以提高光绪帝的威望,即使不能胜,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和祖宗颜面,也应拼死一搏,断无坐以待毙,任人宰割的道理。然而光绪帝与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中政治上的努力、军事上的拼搏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是惨败。甲午之战的悲惨结局,使翁同和猛醒,四十年的洋务,花了上千万建立起来的新式陆海军,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使他意识到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强的不只是机器、火车、大炮、军舰、强的是他们的制度和治国方略,再走儒家“变器不变道”的老路,怕是不足以救亡图存,1895年4月,广东举子康有为联合十八省进京赶考的举子一千多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要求变法维新,拯救国势,从此在士大夫阶层维新变法思潮陡然兴起,翁同和被年轻士子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同时,维新变法的主张也使翁同和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深以旧法实不足恃“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
1895年的翁同和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从1856年,状元极第,入教光绪帝,初蹬仕途到1882年,首次入直军机处参与朝廷决策,成为枢机重臣,至今以近四十年了,这四十年中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内忧外虏交相成患,朝廷的腐败,使社会经济极贪极弱,西方列强乘虚而入,已使中国面临 “瓜分豆剖”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思想开明进步的士大夫和朝廷大员,开始主张效法西方技艺,掀起大规模的以“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翁同和自幼饱读诗书,但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开始接受“经世致用”思想的教育,并深受其影响,步入政坛,由帝师而成为朝廷重臣后,他亦主张变古通今,经世致用,因此他对洋务建设、洋务教育,编练新军、创建海军都持接受和欢迎的态度,特别是1885年翁同和任户部尚书后,曾多次在资金财政上对洋务事业的发展给予支持,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在东瀛小国日本的侵略面前,却如此的不堪一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的敏感部位,历来以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他们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来源于儒家思想,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道,天下无道,以身殉身”,而翁同和正是抱着这种精神,准备以身殉道的,此时的翁同和以清醒地认识到,如若不从政治上下手,对国家进行一次彻底的根治,是改变不了国家危急存亡现状的,翁同和所说的“变法”大举”就是要变更封建政治、改变传统的治国大政方针,也就是儒家说的“体”和“道”翁同和这无疑是向自己、向自己几十年赖以立身的儒家纲常发起了挑战,从而使他完成了以“士大夫立世,当以周公、孔子为法”到“士大夫立世,不能济天下之变,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亦”的转变,翁同和的转变,也深深的影响了光绪帝。
1898年底,康有为又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他仿效西方君主,“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翁同和亲自会见了康有为,两人相见,畅谈良久,翁同和认为康有“经世之才”并把他推荐光绪帝,至此,康有为成了光绪实行变法的实际策划者。
1898年德俄两国以武力强租胶东和辽东半岛,中国的沿海以被列强瓜分待尽。翁同和劝光绪帝,早定国是实行变法,不然,中国将坐以待毙,1898年6月10日光绪帝让翁同和代拟定国是诏,这天晚上翁同和激动不已,准备了三年的变法维新终于要开始实行,他秉烛提笔字字千均,这定国是诏的每一个字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由此宣告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戊戌变法开始了,翁同和的政治生命也结束,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和,满怀忧郁和凄沧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绝句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这短短的四句话20个字,道尽了老人一生的宦海沉浮和无限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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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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