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ST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wxl (小亮), 信区: NanoST
标  题: 第十三章 发现真实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Fri May 13 08:47:16 2005), 转信

　　恐惧不能被消除，但是可以被平息而不引起惊慌；并且可以通过推理和评估来减轻。
　　——VANNEVAR BUSH

　　社会需要更好的理解技术的方法——这在很早就被明确了。面前的挑战只是使我们的需求更加迫切。

　　技术的承诺诱使我们向前，竞争的压力也使得阻止变得不可能。随着技术竞赛加快，新的进步会更快地席卷而来，致命的错误也会同样地增长。我们需要在远景和前进速度之间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我们不能过多地减慢技术的成长，但是我们可以加快远见的成长。有了更好的远见，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来使我们的技术竞赛朝向安全的方向。

　　不同的指导技术的方法已经被提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技术”是一个空的口号，但是它有两个可能的含义。如果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让技术服务于人类需求，这是好的；而如果它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做出技术决策，那就毫无意义了。选民们不可能在技术、经济、环境、和生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做出判断，人们缺乏必须的知识。他们都同意：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85%的美国成年人都确信大部分公民都缺乏选择开发何种技术的知识。公众通常都把技术判断交给技术专家来做。

　　不幸的是，把判断交给专家来做会引起一些问题。在“忠告和意见”中，Primack 和von Hippel指出：“从管理机构可以隐藏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使公众迷惑这点来看，公众的福利是可以被不受惩罚的官僚的权力和个人的私利牺牲掉的。”

　　检验者在试验一种新药时引起一例死亡会比因为新药没上市而引起一千例死亡而受到更多的批评。他们因此会错误地管制。军事官僚们从花钱中获得利益，隐瞒错误，继续他们的项目，因此他们也会处置失当。这些问题是如此基本和自然不需要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在各处，保密和迷惑都会使官僚们活的更舒服；在各处，个人利益都会在公众关心的方面扭曲事实。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重要，这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一些作家认为被秘密的技术统治论者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在“创造可选择的未来”中， Hazel Henderson争论说复杂的技术“会成为天生的极权主义者”因为投票者和立法者都不了解它们。在“重访人类的未来”中，Harrison Brown也说试图绕过民主进程来解决复杂的危机会带来危险“如果工业文明幸存的话，将会变得越来越极权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会成为我们的末日：我们不能停止技术竞赛，一个充满基于先进技术的极权国家的既不需要工人也不需要士兵的世界将抛弃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口。

　　幸运的是，民主和自由在此之前碰到过类似的挑战。国家变得太复杂而不能指导民主，但是有代表性的政府在进化。国家权力对自由产生威胁，但是法律法规在进化。技术变得复杂，但是这没有理由使我们忽视人民，抛弃法律，欢迎独 裁者。我们需要获得在民主的框架内掌握技术复杂性的方法，把专家看作澄清我们幻象的仪器而不要让他们控制我们的生活。但是今天的技术专家们却陷在互相争斗的泥潭中。

　　
　　混乱的专家

　　政府和工业——以及他们的批评家——通常指定专家委员会，他们会秘密地会面，如果他们会面的话。这些委员会声明的可信度通常基于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怎样工作。反对的团体会招募持反对意见的诺贝尔奖得主。 

　　为了在我们的主流社会获得影响，各个团体都试图叫得比别人都响。当他们的观点有共同的方向时，就会向公众发起广告活动；当他们的观点获得支持时，他们就通过游说议员来立法；当他们的观点富有戏剧性时，他们就通过媒体向大众宣传。团体推动着他们喜爱的专家，使战斗变得大众化，而沉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淹没在喧哗声中。 

　　随着公开冲突的加剧，人们开始怀疑专家的声明。他们通过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判断声明，按照他们的本源（“当然她说石油泄漏是无害的——因为她为EXXON工作。”“当然他说EXXON在撒谎——因为他为Nader工作”） 

　　当已被肯定的专家失去了可信度时，煽动者就会加入战斗。记者们——热心于辩论，争取公平，并且很少有技术背景——把所有的各方都呈现给公众。由谨慎的科学家发出的小心翼翼的声明给人留不下什么印象；其他的科学家除了采用哗众取宠的方式之外看不到有什么别的选择。争论变得尖锐和不理智，分歧在加大，战争的硝烟使得事实变得模糊不清。麻痹和荒唐随之产生。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掌控问题。争论集中于核能、煤能源、和化学废料的安全问题上，有著名专家做背景的名声好的团体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无趣的，技术的事实——无趣，换句话说，除了它们的重要性之外：低强度辐射的后果如何，反应堆倒塌了会怎样？酸雨的原因和后果是怎样的？太空防御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导弹攻击？在特殊的废料堆三英里以内发生的五例白血病是否显示了致命的诱因还是仅仅是个偶然现象？ 

　　更大的问题摆在前面：复制机有多安全？这个活性防御系统是否安全和可靠？生物停滞处理是否可逆？我们是否能信任AI系统？ 

　　关于技术事实的争论引发了更宽范围内的关于政策的争论。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你更想要什么，脑炎还是杀虫剂？）而他们对相关事实的观点常常更不一致。（这种蚊子通常会携带脑炎病毒吗？这种杀虫剂毒性有多强？）当对令人讨厌的事实的不同观点导致在重大政策上的分歧时，人们可能会想：“他们怎么会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反对我们呢？除非他们有坏的动机。”对事实的争论会使得潜在的盟友互相反对。这会妨碍我们理解和解决我们的问题。 

　　人们几千年来一直在争论事实，而技术争论的凸现是新的现象。社会学家进化了关于人类的问题的判断方法。这些方法暗示了我们将怎样对待技术问题。
　　

　　从争执到合理程序

　　纵观历史，人类群体进化了很多方法来解决争端；抉择产生于长期的斗争并且往往是致命的。中世纪的欧洲使用了几种判断程序，都比无尽的争执要好一点：

　　他们使用决斗来判决：对抗的各方互相战斗，而法律维护胜利者。

　　他们使用无罪辩护：邻居们宣誓证明被告是诚实的，如果有足够的证词，控告就可以撤销。

　　他们使用神判法：其中之一是，把被告绑起来抛入一条河中，那些沉下去的是清白的，而浮起来的则是有罪的。

　　他们使用秘密委员会来审判：国王的议员和法官会面并传递似乎是合适的判决。在英格兰，他们在一间被称为星法院的房间会面。

　　这些方法想按照推测决定谁做了什么——关于人类事件的事实——但是都有严重的缺陷。今天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决定是什么引起了什么——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事实：

　　我们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战斗来判断：反对的各方使用激烈的言词互相攻击直到一方在政治上失败。不幸地，这通常类似于长期斗争。

　　我们使用无罪辩护：专家们断言某些事实，如果有足够的相同的证词，那么这个事实就被认为是真的。

　　我们使用秘密委员会来审判：被选出来的专家开会来判断事实并认为这种行动是合适的。在美国，他们通常和国家科学院的委员会会面。

　　神判法已经过时了，但是公开出版物上的战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认为是对那些沉默的洁身自好的科学家的一种折磨。

　　英国人在1641年废除了星法院，他们把这看成一个伟大的成就。决斗判决、无罪辩护、和神判法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现在通过合理程序来评估，至少是在审判中。

　　法庭程序显示了合理程序的原则：辩护必须是专业的。两方都必须有机会申诉和面对彼此，以便反驳和对质。这个过程必须是公开的，以便防止腐败。辩论必须在一个双方都认为公平的陪审团面前进行。最后，法官必须裁决过程并执行裁定。

　　为了看到合理程序的价值，想象它的对立面：一个践踏所有这些法则的程序会给一方说话的机会而另一方没有机会反驳和对质。会面是秘密的，允许诽谤，并且没有法官来执行任何可执行的规则。陪审员在到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决定。简而言之，就象一个在大门紧锁的谷仓里举行的私刑集会——或者一个惯于作弊的委员会在起草一个报告。

　　经验显示显示了合理程序在判断关于人的事实方面的价值，它也会在判断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事实方面具有价值吗？合理程序是一个基本的观念，不仅在法律领域。例如一些AI研究者们在他们的程序中建立了合理规则。看起来合理程序在判断技术事实方面是有用的。

　　实际上，科学文化——主要的科学论坛——已经表现了一种形式的合理程序：在好的杂志上，科学表述必须是专业的。理论上说，给以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所有各方都可以在辩论中表述观点，因为杂志就是面向论战的。尽管对立的各方可能不会面对面，他们与对方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们通过书信和文章缓慢地提问并反驳。调解人，就象陪审员，评估证据和推理过程；编辑，就象法官，执行程序规则，出版社则保证了辩论向公众公开。

　　在杂志和法庭两种情况中，互相冲突的观点不断进化以保证在公平的规则下彼此论战。这些规则有时会失效因为它们不合适或者被打破，但是它们是我们已经发展出来的最好的。有缺陷的合理程序被证明比没有合理程序更好。

　　为什么科学家们重视仲裁性杂志呢？不是因为它们信任所有的仲裁性杂志，或者信任其中一种杂志上登的所有内容。即使最好的合理程序系统也不能保持纯粹的真理性。更合适的说法是，他们重视仲裁性杂志是因为它们致力于合理地公开辩论。的确，它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杂志之间也在争夺纸张、信誉和读者，最好的杂志必须做的很好。杂志不会很快消失，所以在经过足够的出版周期和辩论后它们就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经验证明了杂志和法庭的价值。它们的内在相似之处暗示了它们的价值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源头——合理程序。合理程序可能会过时，但是它仍然是我们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

　　今天，拥有法庭和杂志并不够。重大的技术辩论过程常常花费很长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快速、有秩序的方法来发现真理（和发现我们的无知），法庭不适合处理技术问题，杂志会更好一些，但是它们也还是有缺陷。它们在低技术时代就已经成形，缓慢地进化以适应印刷的限制，邮件的传递速度，和学院科学的需求。而今天，在一个需要我们更好和更快地判断技术的时代，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电话、喷气机、复印机、快车和电子邮件的世界上。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来加速技术辩论吗？

　　当然：科学家们已经使用了几种方法。喷气机可以载运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去开会，复印论文和开展讨论。但是会议不能很好地处理论战，出于礼貌和紧张的日程表使得人们不可能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辩论。

　　科学家也开始加入非正式的由电话，邮件，计算机，和复印机连接组成的网络，这些东西都加速了交换和讨论，但是它们本质上还是不公开的机构，它们也不能提供可靠的、公开的处理分歧的例行程序。

　　会议，杂志，和非正式网络都有某种相似的局限性。它们都集中于探讨技术问题的科学重要性而较少地讨论它们的社会重要性。而且，它们都集中于科学问题。杂志通常轻视不具有科学内涵的技术问题，把它们作为新闻来对待。更广泛地说，我们现有的机构还不能可靠地瞄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知识。虽然科学回顾文章能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但它们也常常是某一个作者的观点。

　　所有这些缺点都来自一个源头：科学机构是进化来促进科学发展的，而不是为政策制定者评审事实的。这些机构很好地实现了它们的目的，但是它们不能服务于其他的目的。虽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但是它却错过了一个实在的需求。

　　
　　一条途径

　　我们需要更好的程序来处理技术辩论——这种程序要求开放，可靠，并致力于发现我们用来制订政策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复制其它形式的程序来开始，然后再按照实践来改造和提炼它们。通过使用现代通信和运输工具，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聚焦型的、改进型的，类似于杂志的程序来加速关于重要事实的辩论。这似乎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另一半要求我们把辩论的结果融合进我们的知识体系（同样的，和无知的体系）。这里，有些类似法庭的程序看来是有用的。 

　　由于这种程序（一个事实论坛）要求概述事实，每一方都会从他们认为的关键事实开始并按照重要性列出事实。讨论会从每一方列出的首要陈述开始，通过几个回合的争论，相互检验，和仲裁人的协商，将会寻找到一个共识。虽然争论仍然存在，一个专家小组将写下看法，大致描绘出已经确定的和还没确定的方面。事实论坛的输出结果将包括后台的争论，达成的共识，和专家小组的意见。类似于一组杂志文章之前有一个简明的回顾介绍——有限的事实陈述，免费为指定政策提供建议。 

　　这一程序在很多方面与法庭不同。例如，专家小组——论坛的“陪审团”——必须胜任技术判断。偏见会使小组误判事实，但是技术上的不胜任同样会导致错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事实论坛的“陪审团”的方法在法庭的情况下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法庭拥有警 察力量，我们从作为整体的公民中选择陪审团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这迫使政府在要惩罚一个人时必须先获得一个公民小组的认可，从而把政府行为和社会标准联系起来。而一个事实论坛，将既不惩罚人也不制定政策，公众可以自由地观察整个过程并决定是否信任得出的结果。这就给了人们足够的控制权。 

　　还有，要使一个事实论坛公平和有效，我们将需要一个好的专家小组选择程序。专家小组将大致相当于政府制定的专家委员会或者杂志制定的仲裁员。没了确保公平，小组必须不由委员会、政客、官僚来选择，而是由一个辩论双方都认可的程序来产生。在法庭程序中，辩护律师可以挑战并驳斥任何有偏向的陪审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程序来挑选事实论坛的评判小组。 

　　与辩论有直接关系的专家不能参加评判小组——他们会误导或者分裂小组。论坛的发起单位必须寻找在相关领域知识渊博的人来参加小组。这是可行的因为技术判断的方法（常常基于试验和计算）是通用的。熟悉一个领域的小组成员将能评判辩论的各方专家提出的详细陈述。 

　　事实论坛的其他部分也将类似于法庭和杂志。一个类似于杂志编辑小组的委员会为一场辩论推荐一个仲裁者和评判小组，拥护者，就象作者和律师一样，将尽其所能地表现。 

　　除开这些相似性，事实论坛和法庭是不一样的：它集中于解决技术问题；它不会提出任何行动；它没有政府的权力；它遵循提出证据和论点的技术规则；在语气和程序的很多细节方面不同。它和法庭的类似之处仅仅在于——一种类推，一个观念的源泉。 

　　事实论坛也不同于杂志：它会以邮件、会议、电子信息许可的速度来运作，比杂志的数月的出版延迟快得多；它将集中于一个论题，而不是试图覆盖各个科学领域；它会总结知识来帮助判断，而不是只为科学社团提供数据。虽然一组事实论坛不会代替一本杂志，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宣扬可以解救我们生命的事实。 

　　Arthur Kantrowitz博士（国家科学院成员，在从医学技术到高功率激光器的各个领域都有成就）提出了这个我刚刚描述过的概念。他首先称它为“技术调查板”，新闻记者们很快就称它为“科学法庭”，而我称它为“事实论坛”，我保留“科学法庭”这个词作为事实论坛作为政府机构或为政府服务时的称呼。对技术辩论的合理程序的提议还在变迁，不同的讨论使用不同的词汇。 

　　Kantrowitz博士对合理程序的关心是在美国试图建造巨大的火箭，用一次飞跃飞向月球的决策过程中被唤醒的，他，背后有一个专家委员会的支持，建议NASA使用几个小一点的火箭把部件运送到低轨道，然后把它们组装起来成为可以到达月球的装置。这一方法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并且可以同时开发有用的空间构造能力。没有人回应他，而他失去了赢得它的案子的机会。想法被提出来，政客们提交上去，报告最后被锁在白宫的保险柜里，辩论就此结束。技术事实被那些热衷于建造新一代巨型火箭的人们压制了。 

　　这显示了我们机构的严重缺陷——顽固，浪费我们的钱财并增加技术灾难的风险。Kantrowitz博士很快就得出了现在显而易见的结论：我们需要使用合理过程的机构来处理技术辩论。 

　　Kantrowitz博士致力于这个目标（它的科学法庭的形式），通过讨论，写作，研究和会议。他为他的科学法庭的想法赢得了福特、卡特和里根的认可——作为候选者。而当了总统后，他们什么也没做，虽然一个总统顾问团在福特政府期间制定了详细的提议程序。 

　　尽管如此，进步还是有的，虽然我用将来时态来描述事实论坛，一些试验已经开始。但是在描述通向合理过程的途径时，考虑一些反对意见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不要合理程序？

　　这一意见的反对者（至少是对它的科学法庭版本）彼此之间意见也不一致。一些人提出反对认为事实辩论是不重要的，或者它们可以在幕后进行，其他人认为事实辩论对合理程序来说太深入和太重要了以至于它不能帮上忙。一些人激动地认为科学法庭会是危险的，其他的认为它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些批评都有一些听起来正确的地方：合理程序不是灵丹妙药，有时不必要用到它，有时又会被滥用，同样地，你可以不使用青霉素，因为它们有时无效、不必要或者会造成伤害。

　　这些批评家提不出任何候选方案，他们也不否认我们今天已经拥有合理程序，也不认为它是无益的。我们必须要处理复杂的，技术的关系到公众生命的论题，我们敢把这些论题交给秘密委员会、周期很长的杂志、媒体的争斗、或者政客们来作技术决策吗？如果我们不信任专家的话，我们是应该接受一个秘密开会的委员会作出的结论，还是要求一个更公开的程序呢？最后，我们能用我们现有的系统来应付全球范围内的在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吗？

　　开放的，采用合理程序的机构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允许所有各方的参与，它们可以把冲突的能量转化为对事实的研究。通过限制专家描述事实，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应付技术问题而不用屈服于技术统治论者的判断之下。个人、公司、和选举出来的官员将保持对政策的完全控制，技术专家也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对政策方针提出建议。

　　我们怎么把事实和价值区别开来呢？Karl Popper的标准看来是有用的：一个陈述当实验或观察可以在原理上证伪它时就是事实的（不论正确与否）。对某些人来说，检验事实而不考虑它的价值就意味着制定政策而不考虑价值，这是可笑的：很显然地，方针政策总是会考虑事实和价值两方面。原因和结果是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政策也包含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行动的动机。没有正确的事实，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寻求的结果，而没有价值观——没有渴望和参考选择——我们就不能得到任何结果。一个揭示真理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选择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政策。

　　批评家们担心某个科学法庭（从结果上来说）会声明地球是平的，而忽略萨摩岛或麦哲伦海峡的居民提出的相反的证据。错误、偏见、和不完全的知识当然会引起令人印象深刻的错误。但是专家小组的成员不必要提出伪造的事实，他们可以描述我们的知识和概述我们的无知，有的时候简单地声明我们不知道，或者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事实。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它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名声。当新的证据出来后，问题可以被重新提出来讨论，想法不用被双重保护。

　　如果事实论坛变得普遍和受到尊重，它们就会获得影响力。它们的成功会使它们很难被责难：很多集团会抢着赞助它们，责难这个程序的单位会得到坏名声并被忽略。没有一个单独的赞助集团能隐藏关于重要论题的事实，如果事实论坛能通过冗余来获得可靠性的话。

　　没有一个机构能消除腐败和过失，但是事实论坛将成为指导者，虽然还不完美，但是通过一个经过改进的对公开辩论的管理标准，它们在变坏之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比我们现在的系统要长得多。事实论坛的基本要素是：（1）合理程序是可行的方法，（2）我们尝试会比不尝试要做的更好。
　　

　　建立合理程序

　　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科学法庭的讨论会去发表她的反对意见。但是当她到场时，她自由地发表了看法，说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机构，这是无庸置疑的，我们现有的机构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不仅是令人不满，它们是科学的堕落和决策过程的堕落。”在机构中没有特权的人们都同意她的看法。

　　如果发现技术事实真的对我们的生存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合理程序确实是发现真理的关键，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不必从完美的程序开始，我们可以非正式地改进我们现有的程序，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方法并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法来进化出更好的程序。合理程序是循序渐进的。

　　现有的机构可以通过改变它们的一些规则和惯例来向合理程序演变。例如，政府机构可以定期地会见反对方然后再与专家委员会成员见面。它们可以保证各方都有权利来提供证据，检验证据，和审查彼此的专家，它们可以把过程向观察者开放。这里的每一步都会加强合理过程，把星法院程序转变为更值得尊重的机构行为。

　　合理程序的公众利益在那些被要求改变的团体中不会必然地变得受欢迎，我们还没有听到各种团体争相去测试它们的声明的脚步声，也没有发现有委员会哭着喊着要求接受合理程序的监督，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政客们拒绝用伪造的事实来隐藏他们决策的政治目的的报告。

　　但是有三个总统候选人确实认可了科学法庭。科学协会委员会，包括28个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协会，也认可了这个想法。美国能源部使用“类科学法庭的程序”来评估互相竞争的关于溶解能源的提议，并发表声明说这是有效的和有用的。国家肿瘤学会的John C. Bailar博士在使医学组织认识到x射线的危害并减少它们应用的努力遭到失败后，提议召开一个关于这个论题的科学法庭，他的对手最后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并改变了政策——显然，合理程序的所谓威胁仅仅是解救了生命。不过，老的方法还在延续并且未受到挑战。

　　为什么会这样？部分地，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因此猜疑被监管；部分地，因为有权力的团体很容易想到合理程序会怎样使它们困扰；部分地，因为改进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努力不象直接解决问题的战斗那样有吸引力，一个堵住船体漏洞的人后面需要有一千个人来向外舀水。

　　政府会尝试建立科学法庭，它做出的朝向合理程序的每一个进步都应该支持。但是有理由担心政府赞助的科学法庭：中央集权会产生笨拙的庞然大物。一个中央的“科学法庭代理”可以工作的很好，极少产生可见的危害，但是会隐藏巨大的代价：它的存在（缺乏竞争）可能会阻止进化的脚步。

　　其它的途径也在开放，事实论坛将能不通过特殊的权力也能施加影响。要得到一个有力的影响，它们的结果只要比任何个人、委员会、公司或团体更可靠就行。一个良好运行的事实论坛将在本质上具有可靠性。这样的论坛可以由大学来赞助。

　　事实上，Kantrowitz博士最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倡导了一个实验性的程序。它围绕着在遗传学家Beverly Paigen和生物化学家William Havender之间展开的关于化学废物对生理缺陷和基因风险的影响的辩论而设立。他们作为辩护律师，学生们作为专家小组。相关的会议持续了几个星期，主要用于讨论一致的和不一致的领域。在小组面前进行了几场公开的互相检查，律师和陪审员都同意十一条关于事实的陈述，并澄清了他们保留的不同意见。

　　Arthur Kantrowitz 和 Roger Masters注意到：“和由政府主办的科学法庭的困难程度对照，这次认真的尝试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大学范围内。”他们强调大学的传统和资源使得它们自然地成为这种努力的合适的场所。他们计划进行更多的尝试。

　　这显示了发展合理程序机构的一条分散的途径，一条将使我们从侧翼包围现有的官僚机构和顽固观念的途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在已确立的规则上建立并测试变化结果，按照最好的进化传统。

　　关心上千个不同的议题的领导者们——甚至一个议题的反方领导者们——都可以加入支持合理程序的阵营。为了获得支持，哈佛谈判计划的Roger Fisher 和 William Ury指出反对者通常都要求公平的裁判当两方都认为自己正确时。每一方都希望自己能赢，因此都同意参与。事实论坛应该吸引诚实的律师和抵制吹牛的人。

　　当合理程序成为标准以后，为可靠的案子辩护的律师们会获得优势，即使反方拒绝合作——“如果他们不公开辩护，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还有，很多辩论将会很快做出结论（或被避免）而不用通过麻烦的实际过程：一个有仲裁的公开辩论的前景会鼓励提出者们在辩论前检查他们的事实。建立事实论坛可以容易地得出合理的结果而不用先征集上百万的支持者。

　　而今天的领导者们可能得被迫比他们的反对者喊得更大声才行。他们应该为反对事实论坛而后悔吗？当然不。合理程序可以首先治愈迫使他们远离事实的社会疾病。通过把他们的观点放到事实论坛上，重新获得由诚实正直带来的尊重。

　　挖掘出事实可能会失去珍爱的职位，但是这不会伤害一个真正的公共利益团体的兴趣。如果你要为真理腾出一小块地方，那又怎样？伟大的领导者会为了更糟的理由而移交职位，合理程序也会让反对者同样地转换。

　　Gregory Bateson曾经说：“没有一种生物可以负担得起有意识地处理每一件可以在无意识的水平上处理的事情。”在民主的机制下，有意识的水平大致相当于在公众媒体上的辩论，而无意识的水平是由任何不用公众呼吁的普通工作组成。在媒体领域，和人类意识一样，对某种东西的关心意味着驱逐另外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意识的关心如此缺乏和珍贵的原因。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快和更可靠地鉴别事实，而更少地在媒体上转移争斗。这将使公众辩论朝向它的正确任务——发现事实的判断程序，决定我们的需求，并且帮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值得我们生存的世界的道路。

　　随着改变的加快，我们的需求也在增长。为了判断复制机的风险或者活性盾的可行性，我们将需要更好的辩论事实的方法，纯粹的社会发明例如事实论坛会有帮助，但是新的基于计算机的社会技术也会提供承诺。它们，也将扩展合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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