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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qpcwth (独翅鸟), 信区: Science
标  题: 序  我与科学世界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1月13日20:08:22 星期天),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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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儿时的一本书、一件事，往往会影响一生的爱好与前途。《白纸
黑字》就是我小时候最喜爱的一本书。这是生日的礼物，方形（24
开），纸质很好，当然内容更是吸引人。当时真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爱不释手。虽然这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至今仍然历历在
目。回想起来，自己立志学科学、搞科普、重视科技文化史的研究，
都由于这最初的一颗种子。
    另一本书是父亲的朋友送给我的《科学的故事》，看了这本书以
后，我与小学的几个同学结成一伙，养蝌蚪、养蚂蚁、观察蚜虫、解
剖小鸡、到公园去找一种五瓣的丁香花……后来，索性在家中做起了
化学试验。这本书引导我学习观察自然与实验的方法。儿时的回忆，
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更加清晰了。
   很幸运，我最初得到的这两本书都是世界科普名著，《白纸黑字》
是前苏联伊林的名著，《科学的故事》是法国法布尔的名著，而这两
本书都是董纯才先生翻译的。当时，董纯才先生与陶行知先生一起搞
“科学下嫁运动”，也就是科学普及运动：请科学走出象牙之塔。介
绍国外优秀科普作品就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自己就
是较早的受益者之一，后来与一些搞科学而又热衷于科普工作的同志
谈起来，大家都有类似的体验与经历，由此可见陶行知与董纯才两位
先生当年发起的这一运动的深远影响。
    上初中的时候，正值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虽然是在北平的一所
私立教会学校，但校园内思想十分活跃，斗争也十分激烈。各种墙报
贴满校园，有宣扬进步的，有吹捧反动的，有谈风花雪月的，还有宣
传宗教教义的。当时我虽然仅仅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却也不甘寂寞，
就一个人编了一份《学生周报》，也贴出去凑热闹，其内容不过是根
据一些书刊资料改编的小故事和常识，想不到创刊号刚贴出去就被开
了“天窗”。原来是因为我在这张小报上画了一幅漫画：一把尖刀割
碎日本的太阳旗。校方见到立刻把这幅漫画割去，训育主任找我去训
了话，不许学生谈政治，并记了我一过。这小报办了几期也就不再办
了。到了初中三年级，当时在北平正是“反饥饿、反内战”的学运高
潮，我们几个同学又办起壁报来，报名就叫《北风》，创刊号是我画
的报头：一个风神鼓着嘴吹风。为了醒目，我还给风神披上一件红色
的大氅，漂亮得很。这壁报一出，校方立刻召见并责问我们：北方吹
来的是什么风？还要披上红色！于是创刊号问世不到半小时就被处理
掉，而我们每人领到了两大过、两小过（再犯一小过，就是三大过，
就要开除学籍，也就是说再不得乱说乱动）的处分，这就是我首次办
报的经验。
    在1947～1948年间，自己得益最深的是《中学生》和《开明少年》
两种杂志，其中有几个栏目，我十分喜欢，终生不忘，特别是陶宏先
生（陶行知之子，化学家）的《每月之星》和戈宝权先生的《西洋音
乐讲话》，导引了我终生的业余爱好。与此同时，我又找来《开明青
年丛书》和《开明少年丛书》，逐册阅读，进一步扩大了知识面，而
一些科普界的前辈，如刘薰宇先生、贾祖璋先生、顾均正先生等都成
为我学习和企慕的楷模。1948年夏我考入了第三中学（1724年建校），
这所老牌学校有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我每天都去借书还书，由于过
于频繁，管理图书馆的老师就恩准我进入书库中自己找书，就这样我
把《万有文库》中的《自然科学小丛书》几乎翻阅了一遍，另外还有
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的《谈天》、汤姆孙的《科学大纲》等。此外还
看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948年底北平解放，接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时
北平就改为北京了。刚解放在北京就成立了“人民科学馆”，经常组
织科学家作科普报告，我们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爱因斯坦科学小组”
去领票，几乎每次必到。先后听过孟昭英、钱伟长、戴文赛等教授的
报告，然后又骑车跑到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登门拜访，请教了不少问
题。当时，赵忠尧教授刚刚回国，作关于原子能的报告，我们也想方
设法进去听了。
    “人民科学馆”还有一项科普活动，那就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放
了三架天文望远镜，晚上免费给游人看星星、看月亮。我们几乎是每
逢晴天必到，并且当上了义务讲解员，后来人民科学馆的同志索性把
库房钥匙交给我们，由我们来组织管理。这时围绕着这三台望远镜，
相互结识了一大批天文爱好者，后来，在这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众天
文社。
    在三中，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由于我们几个同学喜爱做化
学实验，教化学的董学增老师每周六下午就把化学实验室的钥匙交给
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地爱做什么实验就做什么实验。其中最惊险的
一次是我们看了韩组康先生的《现代炸药制作法》之后，就去制作雷
酸汞（雷管），照方抓药果然做成了，溶液中产生了灰黄色的沉淀，
取出一点阴干后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我们离得远远的用石块去砸，砸
中了果然轰的一声，把我们吓得要死，就赶快按照规程把剩余的雷酸
汞处理掉了。另一次做炸炮的实验就没有这样侥幸了，赤磷和氯酸钾
的混合物在我的手中爆炸，至今左眼角膜和左手中指还留着这次爆炸
的痕迹。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学习化学的决心。
    1951年，我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可这时对天文的爱好
并未减退。在清华首先参加了清华天文学习会，在著名天文学家戴文
赛先生指导下学习研讨天体物理学及天体的起源和演化问题。当然，
我也没有忘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同学和朋友们。
在1952年4月成立了北京大众天文社，这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团体。最
“老”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最小的是女二中初中二年级
学生。头场报告就是戴文赛教授作的。以后清华天文学习会的会员陆
续进城到中学作天文科普报告。我当时出任北京大众天文社的秘书，
负责编《社讯》，这完全是自己用钢板、蜡纸刻印的，还描绘了全天
星图的底图，晒成蓝图分给社员们。
    1952年暑假即将来临，大众天文社的社员们决定举办一个大众天
文知识展览，这时，北京市科普协会刚刚成立，立即支持了我们的计
划，提供了人民科学馆移交过来的放大的天体照片，当然还有那三架
天文望远镜。就这样，以中学生为主体举办的展览会于1952年8月22
日～9月6日在北海公园展出。大众天文社的小妹妹们担任讲解，讲得
非常认真，十分成功。9月2日，小雨濛濛，展览会来了两位外国客人，
一位就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另一位是新西兰的
路易·艾黎先生。他们满有兴趣地看完展览，李约瑟先生还用中文留
言“中国天文学万岁！”这些往事虽然已过去四十多年，而今仍然如
在眼前。
    就这样，我主业修化学，业余学天文，同时积极从事各种科普活
动。我最早发表的两篇科普作品是1951年在《科学大众》上的《自制
666》和《自制简易天文望远镜》，刚好是化学和天文各一篇。我最
早参加的学术团体倒是中国天文学会，是1953年戴文赛先生介绍入会
的。当然我也是最早的科普协会会员，并且一直是北京市科普协会主
办的《科学小报》的特约编委，直到“文革”期间《科学小报》停办
为止。
    1955年大学毕业，又继续作研究生，导师是张青莲教授，我国著
名的重水专家，同时也是科普的积极分子。四年研究生期间我曾研制
成功重水生产用的催化剂，并用于我国的第一座重水生产实验工厂，
生产出我国的第一批重水。此后就留在北大化学系从事稳定同位素化
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在这期间科普活动也更加积极，在《科
学大众》、《中国少年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
科普作品，同时还编写和翻译了几本科普小册子。
    “文革”期间许多工作都停止了，除了运动就是劳动，只是到了
后期说是要搞“儒法斗争”，化学系我们几位就说要搞化学史中的儒
法斗争，于是就获得批准进入大图书馆的书库查阅资料，这样就可以
名正言顺的躲在图书馆中看书。我看了不少世界化学史的书和资料，
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钻研了《道藏》中有关炼丹术的各种典籍，选读了
《丛书集成》中有关科技的各种图书，还翻阅了各种类书和丛书，写
了厚厚的几本札记，掌握了一套查阅和搜求古文献的方法。这为我后
半生从事科技文化史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我们编写了一本
《化学发展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书中有不少“左”的痕
迹，但终归是解放后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世界化学史。
    “文革”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普也在复苏。中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的老朋友找上门来，要我为他们的《少年百科丛书》写几本书，
于是就改编了一本《太阳元素的发现》，创作了一本《打开原子的大
门》，还帮助改写了几篇外国科学家传记。这几本书很快就出版了，
社会反映还不错。
    1980年初，科普界的前辈高士其同志上书邓小平同志，呼吁成立
一个专门研究科普的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很快
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可能是偶然的机会，方毅同志看过我改编的那本
《太阳元素的发现》，一直称赞这本书，此时就建议调我到中国科普
创作研究所工作。我本来就是因科普而走上科学道路的，并且终生热
爱科普，而今有了这个机会，权衡之下觉得搞科普可能比在大学每年
培养几个专业大学生对社会贡献更大。于是，下决心离开北京大学，
专职从事科普工作。
    1981年初，我在北京大学的讲堂上讲完了最后一堂课（记得题目
是“元素的起源与宇宙的年龄”）。应科学出版社之约我把讲了20年
的专业课——稳定同位素化学的讲稿和资料整理成书出版。而后就正
式下了科普之“海”，转眼就是15年。专职搞科普后我才有幸见到儿
时就已企慕的董纯才先生（这时董老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
并经常得到他的教诲。董老不只一次强调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重要性，
同时也严肃指出：如果背离科学，文艺性越强反而越坏。在与董老交
往的过程中还了解到，那本在儿时引我入胜的启蒙读物《白纸黑字》
刚出版就被反动政府查禁，母亲当时竟能买到给我作生日礼物，也真
是侥幸。而正是以这本书为发端使我走入科学世界，从学科学、爱科
学开始，到进入科学殿堂，最终下到科普之“海”，只可惜这本书在
“文革”期间丢失了。
    关于我与科学世界的事还可以讲得更多，但终究不是自传，只能
到此为止。至于我下科普之“海”后的甘苦也许应该再做一篇文章，
而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科海求真》则是我在“海”中游泳时的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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