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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第二十九章 只尊仲景书却遗后贤法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3年04月07日21:23:1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第二十九章 只尊仲景书,却遗后贤法
——吴又可及其《瘟疫论》的遭遇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学家
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戾气说。这种学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
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
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科学技术等水
平的很制,吴又可的卓越见解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甚至没有引起当时医学界应有的
重视,实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一)
明朝中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统治日益
深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各地频繁爆
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明朝统治机构日趋动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
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
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七万余人;1444年,
绍兴等地死亡三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二十余万
人,不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
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早在中医理论奠基时期,《黄帝内
经》一书对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热性病有过这样的论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
类也”,指出热性病是人体伤于寒而发病。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早期中医学,对急
性传染病与一般传染病在概念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从主要症状上统称热性病,从病
因上称为伤寒。在此基础上,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名机,约公元150-219年)结合
医疗实践,在病因上下定义,把这一类病定名为“伤寒”。他在《伤寒杂病论》中
指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
为伤寒“。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
狭义是外受风寒、感而即发的病变。《伤寒杂病论》一书所论伤寒是广义的伤寒,
虽然有瘟病的内容,但是,重点论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辨证施治,
对瘟病则没有系统的论述。这表明中医关于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对病
因、治疗等方面还有待于后人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其理论,逐渐建立中医传染病学。
《伤寒杂病论》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医在传染病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是,
不论在病因方面,还是传染病特点及治疗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
医家刘完素(约1110年-?)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主张用清凉法,后来明初医家王履
(1332-1391年)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见解,以大多医家从多方面对
热性传染病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之前,历代医家都把瘟病混同于伤寒,治疗了采用
“三日以前汗之,三日后下之”的方法,局限于《伤寒论》的樊篱,不论是南北朝
时期,或是隋唐五代,基本上如此。
明代的通商和交通较前发达,使传染病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许多医家仍然沿
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疗效很差,结果“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
病愈急药愈乱”,“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措,未免指鹿为马矣”。许多染上
温病的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
正确的道路就是立足实践,解放思想,摆脱《伤寒论》的束缚,提高中医对传染病
的病因等方面的认识。
(二)
明朝末年出现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给人们认识它的本质提供了条件。但是,
如果没有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仍然无法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因此,只
有打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才能推动中医学传染病理论的发展。
明末医家吴又可(1592-1672年?)在行医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
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善于创造性思维,摆脱中医学术上的僵化
思想,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他经过系统地总结,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
新观点——戾气说,并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吴又
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
期的探索后独树己见,在书中写道:“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
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
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
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
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
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中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
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
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
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
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 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
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所
以说,吴又可的戾气说是中医传染病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中医学术思想上继承与突
破相结合的成果。
吴又可总结出瘟疫流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大流行,二是散发性。突破了以前医
学经典中关于传染病的论述,对诊断瘟疫及其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瘟疫的发病
特点,他指出瘟疫既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表证,也没有里证的表现,而是憎寒壮热,
脉不浮不沉而数,瘟病初起,侵入膜原。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主张急证急攻,逐邪
为首;并且重视攻下,补泻兼施,他所创用的方剂“达原饮”等具有独特的疗效,
至今对某些急性传染病均有较好的效果。更可贵的是,吴又可设想如果找到制报戾
气的特效药,一种药治一种病,那样则不必配制方剂,可以减少许多琐事,一般的
处方用药完全可以总废除。
由于吴又可对传染病的病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因而对发病规律做出了比较
正确的解释。他在《瘟疫论》中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
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并且认识到人体抵抗力的强弱
与是否发病有关。
吴又可提出的戾气说和他的《瘟疫论》,反映出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精神。他把
温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加以区分,对疾病的传变上完全摆脱了六经传变的传统说法,
认为疫邪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之后以九种不同方式向“表”或“里”
传变;并提出治疗瘟疫的新设想,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史上的新篇章。这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他的戾气说出现后,使中医领域墨守陈规的学术风气
受到一次猛烈冲击,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医家极为不满,把富于创新的成就看成是
离经叛道的行为。比如,清代的医家陈念祖(1736-1820年)曾指责吴又可的新理论
是“创异说以欺人”,不仅如此,他还对吴又可以前的所有进步的医家及医学上的
成就全盘否定。陈念祖在《神农本草经读》一书中说:“唐宋以后,诸家异说盛行,
全违经训” ,极力反对中医学的革新。这种否定和攻 击在学术思想上代表了保守
势力。另外,清代中医学术界对吴又可的新理论不够重视,伤寒派一直坚持伤寒包
括温病(一般热性传染病),认为只要学好《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以
治疗温病。乾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而且古代伤寒多而温病少,认为伤寒为寒邪所致,温病则由温、暑、燥、湿等不同
邪气所引起,所以,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现在看来,两个学术派别的争论不过是
对一般热性传染病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罢了。所谓温病学说,在对一般热性传染病传
变过程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比《伤寒论》前进了一步。但是,戾气说在中医传染病
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温病派不敢公开提出的关于治疗温疫的
特效药设想,也被无声地埋没了。如果他对传染病的一系列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大胆
设想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中医学在传染病方面完全有可能进行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
(三)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晚期,社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中医有了较大
的进步。吴又可的新成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敢于冲破束缚、
大胆创新的精神,是他在中医传染病学上取得重在成就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总
结这一历史经验,特别是受蒙难的历史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医史上,自理论奠基以来,其发展是缓慢的,主要的原因是正统医学学派学
术思想的僵化和墨守陈规,四部经典成为他们心目中一成不变的教条,“理必《内
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把前人的经验僵化了,因此,关于传染病的理
论基本停留在《伤寒论》水平;瘟疫与伤寒的概念混同,治疗皆用伤寒法。当新发
现的事实与原有理论不符时,学术思想保守的医家总是牵强附会地进行解释,结果
既不能发展前人的理论,也不利于指导医疗实践。吴又可“静心穷理”,提出新的
学说,却受到否定和攻击。伤寒派成为中医的正统学派,对戾气说则没有给予应有
的重视,而热衷于与温病派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两派的主要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不
同侧面。这样,就阻碍了对瘟疫病因的探索以及特效药物治疗的深入研究。
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中医的学术风气。统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
从董仲舒开始,把儒学家说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错误观
念限制着人们的手脚。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术思想带来消
极影响。所以,中医学术上尊古、崇古、好古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深。
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原因之一。著名医家王肯堂批评指出:“知尊仲景书,而遗后
贤续法者,好古之过也”。《伤寒论》成书后几百年间,中医对热性病的探讨不受
重视,流传的也不广泛,宋代开始注意,但只是偏重注释、整理和补充《伤寒论》,
在基本理论方面毫无突破。这一时期,“五运六气”说却在中医界占有相当的地位,
太医局将它列入考试医生的科目中。可见,理论脱离实际则是中医传染病学发展迟
缓的又一个原因。
吴又可提出戾气说正是明末清初,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
断绝了中外的文化技术交流,西方出现的新技术、新科学没有能够及时引进,使中
国的科学技术从近代起落后于西方,中医学的发展缺乏科学技术手段。相反,西方
医学从文艺复兴开始,学术思想解放,打破封建意识的束缚,逐渐进入实验升学阶
段,传染病的研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显微镜、化学染色
法等,到19世纪末,建立了现代传染病学;并且,由于化学等等学科的发展,出现
了特效性药物,吴又可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相比之下,戾气说在这个时期还停留在
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科学的设想无法得到验证和发展,这实在是中国医学史上的
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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