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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nuel (小飞象),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现在应该说了——记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Thu Mar 30 16:26:37 2000), 转信
现在应该说了
——记中国的原子弹科学家
·虞 昊 应兴国·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北
京时间),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次
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
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
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
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带有永久性的。
◆ 先驱者
193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王淦昌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来到德国柏林大
学深造。在这个世界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大学,王淦昌以他对实验物理学的特殊兴
趣和对科学热点的敏锐洞察力,在导师梅特涅的指导下辨识着现代物理学发展的新
方向,并于1933年12月取得了博士学位。
1934年4月,王淦昌博士乘船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先后在山东大学和
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身在落后的中国,却时刻关注着国际上物理学的重
大进展。
1937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院的居里实验室,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钱三
强。他与王淦昌一样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来到巴黎后,钱三强在约里奥
-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从事放射线研究。1946至1947年,钱三强与夫人何
泽慧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后来他们还发现了几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他
们的这一工作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是该实验室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成
果之一。
同在清华,比钱三强高一级的彭桓武,是个潇洒倜傥,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8年冬,他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投奔鼎鼎大名的玻恩(M.B
orn)教授做博士研究生。众所周知,玻恩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起了奠基性质的
作用,并在德国最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建立起一个学派,使该校物理系成了当时世界
上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
彭桓武在玻恩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固体理论和量子场论,并在这两个领域中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这在那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另一位先驱者,那就是德高望重的赵忠尧先生。他是第一个
亲眼看到核爆炸的中国物理学家。1946年6月30日,美国在太平洋小岛比基
尼上又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距该岛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有应美国
政府之邀前来观“战”的英,法,苏,中四个同盟国的代表,其中那位黑头发黄皮
肤的中国代表就是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一面仔细观看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一面将
目测现场算出的数据默默牢记在自己的脑海中。这次演习完毕代表们回到美国。当
美国国防部代表在机场欢送盟国参观团回国时,他们发现那个黑头发的中国代表
“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赵忠尧此次出国负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物理学家萨本栋托付的重任: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核物理方面的新进展,并设法
购买核物理研究设备,萨在国内设法筹款给他汇去。
就这样,赵忠尧神秘地“失踪”了。他设法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192
7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他常周旋于原先的老师和同事之间,利用
机会在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上爬来爬去,以获取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的细节知
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敬佩赵忠尧的爱国之心,出重
金聘用他,还有意安排他多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萨本栋秘密汇来12。5万
美元,作为赵忠尧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仔细核算一下,订购一台加速
器起码要40万美元,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
口。因此,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回国设计制造,一些国内无法制造的精密部件则在美
国秘密定制。从此,赵忠尧成了“临时工”,他经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
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
和零件。每天,他工作平均在16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多数是开水、面包加咸菜,
为的是节省12。5万美元中的每分钱。1950年初,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已在
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传遍,赵忠尧也完成了预订的计划准备回国了。当年8月29
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正要启航时,美国联
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的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他
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赵忠尧的几十箱东西也遭到翻
查。其实,他早在一个月前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而把其余的
零部件拆散打烂了任意堆放,为的是迷惑搜查官员。尽管如此,当轮船途经日本横
滨时,赵忠尧还是被美军最高司令部关进巢鸭监狱。消息一经走漏,立即引起世界
舆论的关注,并引起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问和抗议。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不
得不放行。1950年年底,赵忠尧带着大批加速器资料和关键设备,回到了阔别
多年的祖国。1955年,赵忠尧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
加速器,开展了原子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
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五角大楼忘了估算一下,赵忠尧及其带回中国的技术
设备和仪器设备能抵得上多少个师。
◆ 第一幕 (1949-195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
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
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十年,该所就发展到4000多人,在20个学科
及其60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
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
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共最高层围在一起,听钱
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李四光带来的
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
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
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他原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
西南联大,并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会,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
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
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
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
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
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
样,邓稼先和他的“28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几百万个大气
压。他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三班制,运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
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一次要花一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9次!最后,
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招回国的周光召的验证,证
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
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复杂计
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
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关键数字。
◆ “596工程”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
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
定。1957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
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
料。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
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
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
上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
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
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从1959年到1962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
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
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
上了。”1961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三
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迸出了这样一句话:
◆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596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
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
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
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京”。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
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
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1941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后
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生,并且深
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
下,他紧随其后于1956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物
理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
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
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宽能等105名高、中级科
技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1960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
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
◆ 高潮(1963—1965)
经过数万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推进到
决战阶段。1962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
部长级干部参加的15人专门委员会。同时,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
桓武,郭永怀等九院领导,率领在北京的大批科技人员来到位于青海的西北核武器
研制基地,进行原子弹的组装与实验。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温度为
-0.4°C,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年近花甲,又患有高血
压等病症,在那种环境里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是他们仍日日夜夜同
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国核试
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珏,原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三兵团的参谋长(司
令员是陈庚)。1962年底,总参谋部在这里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
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核试验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爆取得成功,并测
得所需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炸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1964年9
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
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
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
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由于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
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而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仪器可用,因此,如
何测量这些效应及研制相应的仪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担负此重任的是王淦昌
的研究生和助手唐孝威。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首次核爆炸的关键数字无一遗漏
地全部测到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
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
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以防可能混进的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
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
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
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
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都撤离到距铁塔几十里
远的地方。一线指挥所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珏和李
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再乘升降机上到顶端,把原子弹的心脏——X
Y小球(即点火中子源)接插上。10时整,张蕴珏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
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
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
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
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
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
“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
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
炸呢?”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指出:⒈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的数据推算,爆炸
的当量约是几万吨TNT炸药爆炸的水平,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⒉爆心
处核污染严重,普通爆炸是不可能产生核污染的。几小时后,最早进入到爆心处
(即铁塔)的防化兵的报告,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
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
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
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 新的高度 (1965—1967)
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全球性影响还没有散去,中国人又在向新的高度迈进了:
1967年6月17日,在距首次原子弹试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就成功
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美国走了7
年,苏联走了4年,英国走了将近5年,法国走了8年多,而中国只走了两年零八
个月。这标志着中国的原子能科学家的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早在原子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氢弹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了。60年
代初,在原子能研究所里就成立了一个由彭桓武的大弟子黄祖洽领导的“氢核理论
小组”,来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过来和他们合在一
起。于敏在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核物理的理论研究,并在短短几年里崭露
头角。钱三强评价他“填补了我国原子理论工作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物理
研究中不断出成果的时候,领导上点名调他去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二话没说,一头
扎进了这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一干就是30多年。
在九院的安排下,1965年8月于敏带领一支队伍奔赴在上海的华东计算
所,利用那里的一台大型计算机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经过三个月苦战,他们拿
出了站得住脚的氢弹设计方案。通过各方面的论证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底批
准了这个氢弹设计方案。
正当氢弹研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的当口,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这场浩劫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带来了一场灾难。黄祖洽在事后回忆道:
“我们这些人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做研究。虽然大多
数群众都还通情达理,没有过分为难我们这些‘业务干部’,但总要费去不少时
间,分散不少注意力。”“1969年,‘文革’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
研究所中也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我也在刚刚
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的氢弹设计,把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后,就被送到河南蔡县
一个‘五七干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去劳动改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
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在这些氢弹研制者身上充分地得以体现。
◆ 中国人的原子弹
1959年6月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
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摸索着研制原子弹。西
方国家和西方科学家在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突然意识到中国拥有很杰出的原
子能科学家群体,这大大改变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中国科技很落后。
杨振宁在悼念挚友邓稼先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中国的原子
弹试爆成功以后,就有谣言说一个名叫寒春(原名Joan Hinton)的美
国女研究生曾参与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此人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
室参与了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71年8月,杨振宁回到阔别22年的祖国
访问,在北京他见到了邓稼先就问他,有没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研究生参加过中国
的原子弹工程?邓稼先回答说他去查一下再告诉杨振宁。事后,邓马上报告了周恩
来,总理对他说:“你可以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
制的。”邓稼先激动不已,马上写了一封信托民航带到上海交给正在上海访问的杨
振宁。杨振宁看到这封信,感情激荡,热泪盈眶。事后他追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激
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挚友而感到骄傲?似乎二者兼而有之。
80年代以来,杨振宁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对中国科技崛起的看法,
他认为21世纪中国的科技发展将是绝对乐观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优秀人才。
中国有句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发展起自己的核武
器,除了这批科学精英之外,还有一批培养出这些人才的教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
提一下中国物理教学的先驱——叶企孙教授。中国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原子能科学家
中,大部分毕业于清华大学及抗战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
大”,或是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当过教师。这些“清华籍”人士或多或少地受教于叶
企孙教授,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王
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人,都是他
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他领导过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出过五六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是最突出的。教育的力量与教育的重要性,在此一览无余。
今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强劲的实力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关口时,我
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种树人”。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这些著名的学者们无意向世界炫耀他们的丰功
伟绩,但道义昭示我们:应该为他们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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