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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macs (In the Name of Love), 信区: Science
标  题: 第二章　恩将仇报
发信站: 哈工大紫丁香 (2002年08月04日11:20:48 星期天), 站内信件



　　　　　　　　第二章　恩将仇报


　　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为了加强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苏联当局在科学、文化事业的
每一个分支领域，都安排了一个“排头兵”，由“排头兵”代表当局对
各分支领域进行管理。例如，多年来在苏联文学界充当“排头兵”的是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艺术领域的“排头兵”是以画领袖像而著称
的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电影界的“排头兵”是勃利沙科夫，冶金工
业的“排头兵”是巴尔金院士。

　　当局指定的苏联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排头兵”则是特罗菲姆·
李森科。

　　李森科， 1898年9月26日生于乌克兰波格塔瓦州卡尔洛夫村的一个
农民家里，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别洛齐尔科夫斯
克试验站干了一段时间，任主任技师；接着到乌克兰基洛瓦巴德育种站
工作，任豆类作物育种部主任；二十年代末调入设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
的棉花试验所。在冈察，他的主要职责是仍旧管理豆科作物，大约一年
中每五天就要播种一次。当时，瓦维洛夫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
在进行类似试验，从报上得知李森科的试验情况后，瓦维洛夫很感兴趣，
特意前往观摩。

　　初次相遇的瓦维洛夫和李森科，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人物。李森
科初出茅庐，在学术上几乎是一穷二白；而瓦维洛夫呢？早在沙皇时代
就已经是教授了，1919年因创立植物传染病免疫学而声名鹊起，二十年
代他更是威震国际学术界。1920年6月， 全俄育种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在
萨拉托夫召开，瓦维洛夫首次报告了他的遗传变化中同源系列理论。与
会者立即意识到，这一理论对苏俄农业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著名生理
学家萨列夫斯基马上走上讲台，向瓦维洛夫张开双臂：“这次会议是具
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生物学界欢迎它的门捷列夫！”。遗传变化中同源
系列理论在1921年的国际农业大会上同样得到高度评价。1927年，瓦维
洛夫向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报告了他的新成就--《论农作物的遗传
中心》，他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理论也得到世界承认。“要统计他有多
少科学成就和社会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前东德科学史专家Ｗ
·普勒塞在为瓦维洛夫所写的传记中所发的感慨。瓦维洛夫不仅是科学
泰斗，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寻找苏联所需
要的栽培作物。他是随着骆驼商队穿越难以通行的阿富汗卡菲里斯坦省
的第一个欧洲人，这是1924年的事。印阿边境上有座英军要塞，英军不
时开炮射击，以阻止游人接近；但要塞背后是小麦故乡卡菲里斯坦省大
片大片的麦田，为了采集小麦样品，瓦维洛夫冒着生命危险，沿着一条
小路悄悄接近要塞……。两年后，瓦维洛夫的驼队又穿越了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驼队遇上了江洋大盗；瓦维洛夫镇定自若，拿出买路钱，
把驼队带出了绝境。在叙利亚，他冒着起义的德鲁兹人的炮火收集小麦
麦穗。他乘坐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失事，法国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几乎
是紧靠狮子洞穴的空地上，吓得手足无措。瓦维洛夫却一派从容，点起
几堆篝火，整夜驱赶在四周游来晃去、怪叫不已的猛兽……。他热爱遗
传学，为了他的遗传学玩命似地奔波。荣誉当然要和他形影不离。阿比
西亚（即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与他会晤，英国内阁大臣和法
国的部长们接见他；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瓦维洛夫的事迹--
“瓦维洛夫在安第斯山的山峰上”、“瓦维洛夫在日本学者的家里作客”、
“平扎的集体农庄庄员以瓦维洛夫教授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组合”……。
他在1926年出版的《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则成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事
件，不仅是科学家，就连普通报刊都热衷于谈论这本书，“最近几天，
我……读完了尼·瓦维洛夫的著作《栽培作物起源中心论》，仔细查阅
了他编制的苏联农业地图--这是多么有才能、多么重要……”。这段
话出自文豪高尔基的笔下。1923年瓦维洛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26年，瓦维洛夫因发现植物免疫理论、同源系列理论和栽培作物起源
中心理论而荣获国家最高奖--列宁奖；因对阿富汗的成功考察而荣获
普热瓦利斯基金质奖章。同一年，他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他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所有苏联科学院院士中年
纪最小的一个（41岁）；他还是全苏农业科学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创始
人和第一任所长、全苏地理学会主席；英国生物学家协会、英国园艺家
协会、印度科学院、阿根廷科学院、苏格兰科学院、东德哈雷科学院、
乌克兰科学院、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也莫不以拥有瓦维洛夫为自己
的成员而自豪。

　　的确，与科学泰斗瓦维洛夫相比，李森科是太微不足道了。所以，
对瓦维洛夫的到来，青年李森科是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能与瓦维洛
夫对话，这对青年李森科来说实在是一种抬举。而当时李森科给瓦维洛
夫的印象也还不坏。青年李森科很有个性，“高高的个子，干瘦干瘦的，
通常是满身泥巴。他把鸭舌帽随随便便的戴在头上，总是歪在一边。一
句话，完全不注意外表。他睡不睡觉--不清楚，我们下地时--他已
经在田里了，我们回来时--他还在那里。总是在那里摆弄他的那些豆
科作物，所有的时间都和它们在一起。他对它们关怀备至。他对它们的
熟悉和理解真是太透彻了，好象是他能和它们讲话，能渗入它们的灵魂
之中，他的那些作物‘会想’、‘会要’、‘会爱’、‘会痛苦’……”。
李森科的一位同事、后来的亲密战友多纳特·多尔古申在给家人的信中
这样写到。在信中多尔古申还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创造才能的人，
新的独特的想法从他那里一个劲地涌现出来。而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会
在头脑中激起一连串飞速旋转的有趣的想法。他总是想着自己的工作，
是个热心的拼命干活的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敏锐的观察力。”

　　不能说这些描述都是虚构，青年李森科确实不乏可爱之处--聪明
能干、事业心强。正是这些可爱之处吸引了瓦维洛夫。但仅有这些描述
是不够的。青年李森科还有另外的一面。对那一面，当时的著名记者费
道罗维奇有过最传神的描述--

　　如果以第一印象判断人，李森科不免让人头痛。生来健壮，但神情
沮丧。沉默寡言，貌不惊人；他给人的全部印象是愤世嫉俗，郁郁寡欢，
好象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似的。只有一次这位赤脚科学家开恩笑了一
笑，那是有人提到加糖和酸奶油的波尔塔瓦樱桃汤团。

　　直感并非总是错误的。名记者费道罗维奇对李森科的直感就一点没
错。可惜他当时没有重视更没有相信自己的直感，而只是为李森科可爱
的一面所吸引。与李森科过从较多而且是饱经沧桑的名记者尚且如此，
象牙塔中的瓦维洛夫对新相识的另一面就更不可能有全面了解了。瓦维
洛夫不知道新相识真的愤世疾俗，郁郁寡欢，随时都准备搞掉某个人。
也不知道新相识根本就不曾读过外国生物学文献（一方面是不屑一读，
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懂外文而无法阅读），并且根本就瞧不起遗传学研究
和一切科学的实验研究。上面提到的那位多纳特·多尔古申在同一封信
中说：“我们在研究所里从事的许多研究，例如遗传学研究，他都认为
是‘有害的胡说八道’，并且断言，我们工作中的成就取决于我们能否
迅速地把这一切忘掉，‘从这些麻醉剂中解放出来’。”李森科当时的
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李森科相信，“从棉花种子里可以培育出骆驼，从
鸡蛋里长出波巴布树……”。谁会想到，李森科并没有把这些当玩笑，
二十五年后，李森科会一本正经地向公众报告：他所从事的把一个品种
改变为另一个品种的试验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他用小麦种子培育出
了三种不同属的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在短短几天的相处中，
为了吸引“大人物”瓦维洛夫的注意力，李森科象孔雀炫耀自己的羽毛
那样竭力向瓦维洛夫表现自己。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丑陋的一面也就一
无所知。带着对新相识的美好印象，瓦维洛夫回到了列宁格勒。

　　瓦维洛夫确认李森科为“重点培养对象”。他何曾料及，他培养的
竟是他自己的“掘墓人”。

　　1929年，李森科接到在全苏遗传学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邀
请。对于几乎没有著述的李森科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荣誉。虽然这次
大会名义上是全苏的，却有许多来自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出席，使这次会
议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国际遗传学家聚首的盛会，学术报告的水平非常之
高，外国科学家评论：“在苏联所发表的遗传学和育种学方面的论著超
过了西方国家所出版的所有著作。”

　　能出席这样高级别高水准的学术盛会，青年李森科心中有数--当
然完全是因为大会主席瓦维洛夫院士的大力提携。

　　李森科满面春风地登上了这次学术盛会的庄严的讲坛，在瓦维洛夫
院士爱抚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生平第一次面向世界科学精英的正式演说。
他满以为会博得满堂彩，但却反应平平。育种家马克西莫夫更是对李森
科的试验所存在的方法上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对乘兴而来的李森
科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盆盆冷水，让他的心凉了个透。他的同道道尔哥
辛当时就发现从列宁格勒归来的他情绪不佳。道尔哥辛后来回忆：“科
学界的栋梁们采用了老一套的手法：对李森科的论文置之不理……。从
遗传学家的会议回来时，他认识到他找错了门，他的发现对孟德尔和摩
尔根的教条主义的追随者来说毫无用处。”

　　其实这是道尔哥辛和李森科的偏见。正常的学术论争，在心胸狭窄
的李森科们的眼里变成了党同伐异。苏联生物学泰斗瓦维洛夫并不曾对
李森科故意视而不见--倘如此，他又何必主动邀请李森科与会呢？恰
恰相反，瓦维洛夫还尽量设法维护李森科。会外瓦维洛夫特意提醒对李
森科持批评态度的马克西莫夫：一定要支持李森科，因为李森科具有创
造才能，他没有依赖别人而自己得出了许多结论。

　　好心没好报。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大力提携在李森科看来不过是一
场恶意的捉弄，因此非但无功，反而有罪。李森科对瓦维洛夫和所有象
瓦维洛夫那样的正统科学家从此心怀嫉恨。二十年后，多纳特·多尔古
申的弟弟尤里·多尔古申，一位通俗作家，在其《新生物学的起源》一
书中描写李森科出席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学家代表大会的情景时指出：

　　“这是他和敌手的第一次会面，从这次会面中他开始明白，在这场
斗争中他应当以另外的方式来行动。”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特罗菲姆·李森科院士“另外的方式”究竟是
什么--不能从学术上战胜对手，那么就从政治上打倒他！


　　斯大林同志不断向李森科表达自己的爱意——给李森科颁发各种奖
章、“选举”李森科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35年起，倘若这位“人
民科学家”不到会，那么从育种到施肥的所有苏联农业问题都不可能提
上议事日程，任何一次苏联农业会议也开不了。

　　两年后，李森科从阿塞拜疆调入乌克兰科学院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
所生理研究室。他把他在冈察开始的试验也带到了敖德萨。

　　李森科所从事的试验叫做“春化法”，正是这项试验引起了瓦维洛
夫的重视，也正是这项试验最终使李森科飞黄腾达。李森科轰动苏联乃
至国际学术界的这项试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追随者多纳特·多尔古
申是这样讲述的：

　　他（指李森科──引者注）证实（而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怀疑），
所有通常认为需要冬眠以便来年开花结果的秋播作物，实际上并不需要
任何“休眠”。它们不是需要休眠，而是需要寒冷，稍微降低原有的温
度（但不能低于零度）。

　　在这种低温下，它们可以不间断地生长，并结出种子。而这种低温，
即使在作物尚不是作物，还是刚刚萌动的种子时，也能起作用。因此，
比方说，如果将秋播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润，在低温中搁置一定的时间后，
在春天播种，它们就会像真正的春播作物那样正常发育生长，并在夏天
长出好庄稼！

　　想想吧，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呢？缩短植物的营养期，
把许多作物移到北方去，鬼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这无疑是一项新发现，
一项有巨大科学意义的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李森科！

　　多纳特·多尔古申的欣喜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对这个昨天的农学院
学生来说，“春化法”可能是个新的和相当重大的发现。事实上，李森
科的“春化法”确实有它的试验价值，在阿塞拜疆也确实有些收效，所
以它才受到瓦维洛夫以及科学院院长科玛洛夫、里科特教授、凯勒院士
等生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的重视。但李森科的“春化法”究竟有多大实用
价值，在当时无疑还处于观察之中，有待探讨和证实。比如，它在试验
田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大田取得成功；它在阿塞拜疆小城冈
察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阿塞拜疆其它地区乃至整个苏联农村地
区取得成功。它有合理成分，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

　　对李森科“春化法”的缺陷和局限看得最清楚的，是“全苏应用植
物和新作物研究所”负责人马克西莫夫。在瓦维洛夫指导下，早在1923
年，马克西莫夫就开始摸索使珍贵的冬型谷物品种免遭苏联北部地区严
寒气候伤害的具体措施并且卓有成就。因为马克西莫夫和李森科做着同
样的工作，而且其研究水平比李森科高，1929年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
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格勒斯卡娅真理报》曾刊发一条通栏标题：《越
冬作物可改造为春播作物——苏联科学的成就》，标题之下的全部文字
讲的都是马克西莫夫的试验，只字不提李森科。

　　李森科必然遭遇来自马克西莫夫的挑战。马克西莫夫指出，倘若晚
夏遇到干旱，“春化法”固然可以保护植株免受干旱影响，从而提高产
量。但根据试验资料，晚夏若不发生干旱，“春化法”则反而使产量降
低；而且不是所有作物都宜于春化处理，一些小麦品种就对春化处理毫
无反应。不只是马克西莫夫持有异议。李森科的春化理论要求在湿度和
温度都得到控制的专用房间里，把种子浸泡起来并不停地翻动；如果照
此办理，每个集体农庄的成千上万吨种子，必然占用大量的劳力和大量
的专用房间，这既麻烦又冒险；浸过的种子因过热或发芽而造成损失也
是常有的事。实施“春化法”往往得不偿失，所以不少农庄庄员抵制春
化处理。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遏止“春化法”的滥用和李森科的崛起。

　　李森科不败的主要因素，则在于政治强权的介入。对此，亲身体验
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苏联生物学家约翰·霍尔戴恩曾经满腔悲愤地
指出：“李森科的想法是错误的，极端错误的……而我认为，苏联的农
业和苏联的生物学发展之所以极不顺利，正是因为把妨碍在我和大多数
遗传学家看来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的权力交给了他”。那么政治强权究竟
为什么要对李森科“情有独钟”呢？

　　1929年从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大会上扫兴而归的李森科，很
快就时来运转，终于成了“春化热”的中心。这一年，他父亲在春季播
下了埋在雪地里过冬的越冬品种乌克兰卡种子，获得了每公顷1200公斤
的好收成。听了父亲的经验介绍，李森科欣喜若狂，不失时机地掀起一
场大肆渲染其“春化成就”的运动。当局马上作出反应——农业人民委
员部专门组织了一个鉴定委员会，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派出大批官员、
记者、专家去老李森科农场参观。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并在第
二次全苏集体农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称李森科为春化学说的奠基人。

　　双方一拍即合。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治需要——二十年代末苏
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这场纯粹依靠暴力推行的血腥实验，给苏联的农
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集体化刚刚实现，粮食产量就停止了增长，而
且直到苏德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农业集体
化之前的水准。畜牧业也出现同样情况，1933年，苏联的牲畜头数比19
28年减少了三分之二……。自然力的报复是毫不留情的：一场可怕的饥
荒、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饥荒就在这时降临了，在伏尔加河
流域、北高加索地区、乌克兰，到处是蚂蚁群一样的流亡饥民，仅在乌
克兰，就有两百万人被饿死。饥荒驱使人们盗窃公粮，为此当局不惜制
定严刑峻法，如所谓“麦穗法”：凡“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要枪
毙或判处10年劳改；甚至还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
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直至
判处死刑！但这些严刑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盗窃公粮的风潮，
却没法让土地多长庄稼。为了改变苏联农业现状，不知开了多少次政治
局会议，通过了多少决议，但病入膏肓，苏联农业不仅始终毫无起色，
而且是每况愈下。当局急于搜求灵丹妙药来疗治农业上的千疮百孔。李
森科看准了这一点，他的研究因此完全适应当前的政治需要。他许诺要
提高作物的产量， 发誓说在每公顷的黍子地里可收获100普特的庄稼，
保证按他的方法栽种到南方的马铃薯不再退化……。他不单单推断这一
切，还运用了精确的计算。不错，他推断的是未来的收获，这种未来的
收获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在病急乱投医的当局的眼里，他的推
断却是完全可信的。

　　而在当道诸公中，最欣赏李森科的则是伟大园丁斯大林同志。农艺
师李森科的理论不仅通俗易懂，并且与斯大林同志所构建的政治哲学体
系不谋而合（这一点将在以后的篇章中作集中分析）。斯大林同志自然
要对他刮目相看。更何况李森科是那么的俯首帖耳，斯大林同志一向对
这种人评价最高，怎么可能不把李森科当国宝呢？斯大林同志不断向李
森科表达自己的爱意--给李森科颁发各种奖章，“选举”李森科为最高
苏维埃代表……。从1935年起，假若这位“人民科学家”不到会，那么
从育种到施肥的所有苏联农业问题都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任何一次苏
联农业会议也开不了。

　　“请想一想，”几十年之后，学者们这样感慨万千地评说：“尽管
‘进步生物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念尽了所有的咒语，三十
年代的收成却并没有增加；李森科的鼓噪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已经没有
人再提起那个惹祸招灾的‘春化法’了，它已经被抛在脑后了，就像在
西伯利亚的秋季播种、种间授粉、快速地在两年内培育出新的小麦品种、
草原上点栽柞树、黍子的高产和超高产以及狂暴的李森科的想入非非的
其他许多产物那样被遗忘了。他的答案不单在理论上，就是在实践上也
是站不住脚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李森科固然在理论和实践上站不脚，但
是既得天助，他也就无往而不胜。挑战李森科的马克西莫夫很快便成了
“反对资产阶级科学家运动”的牺牲品，被捕不久就被放逐到僻远的萨
拉托夫。李森科则得到褒奖——从阿塞拜疆小城冈察调进敖德萨，当局
还专门为他在敖德萨植物遗传研究所配设了“春化部”，李森科从此有
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但不能把李森科的发迹完全归因为政治强权的介入。在这点上，身
为苏联首席生物学家的瓦维洛夫院士乃至整个苏联学术界都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客观地说，当时整个苏联学术界都对李森科认识不清，批评
李森科的马克西莫夫在最初不过是孤军奋战。李森科刚刚得到升迁，全
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就作出决议：对来自敖德萨的专家报告表示“满意”，
同时承认“春化法”是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方法。这本来违背了科学研
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有人重复李森科的试验之前就开始肯定李森科的
“发明”；但即便是以理性著称的学术界，这时也不免糊涂了。1931年
夏天，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再次讨论了李森科的“春化法”并再次作
出一致决议：“为了推广和扩大李森科同志在缩短禾本科作物、棉花、
玉米、大豆和蔬菜等的营养期方面的工作，兹认为从农业科学院的经费
中拨出30000卢布是必要的”。 一年后，全苏农业科学院下属的40个试
验站接到通知--通通“按李森科同志的方法进行小麦春化试验”。

　　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冉冉升空，普照苏联大地，这无疑是强权干
预和学术界理性迷失的合成效应。

　　瓦维洛夫象信任自己的门生那样信任李森科，无微不至地关怀李森
科，为李森科的成长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没有瓦维洛夫的关爱，纵然有
官方作后盾，李森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脱颖而出……。瓦维洛夫满以
为自己在为祖国造就栋梁之材呢，殊不知，他所造就的不过是苏联科学
界的头号政治杀手！

　　如果说当道诸公中最欣赏李森科的是斯大林同志，在李森科崛起之
初学术界中支持李森科的则首推瓦维洛夫。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代表
大会期间，瓦维洛夫对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倾注了满腔热情；在这之
后他一如既往。全苏农业科学院主席团关于李森科试验的几项决议，没
有院长瓦维洛夫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1932年春天，瓦维洛
夫亲自到敖德萨巡视，在李森科的陪同下走遍了敖德萨研究所的所有试
验田，走遍了各个集体农庄。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汇报毫不怀疑，压根
想不到这位农艺师会弄虚作假。在从敖德萨寄往列宁格勒的一封私函中，
瓦维洛夫兴奋地谈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李森科的工作是出色的，它
将使许多事情要按新方式安排。应当用春化法来重新研究世界上所有的
作物……”。瓦维洛夫沉溺于浪漫的想象中：改变、缩短南方作物从播
种到结实的时间，借助于春化法把最新的外来品种推广到北方去。虽然
瓦维洛夫承认，“春化法有许多错误”，但他只看到局部的错误，只认
为这是成长中的错误，压根没有想到春化法本身可能是个错误。

　　在完全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瓦维洛夫自己的笔记中，可以读到这样
几行文字--

　　“春化法能增加40000万普特土豆……。 李森科用低温来春化。作
物发育需要低温……”。

　　在另一页上，瓦维洛夫龙飞凤舞地写道：

　　“李森科的春化法……
　　遗传学。营养期。
　　广阔的余地。”

　　最后，即笔记本的第189页有这样一行评语：

　　“大量的作物资源的春化——作物栽培的新方法！”

　　这些在不同时间写下的笔记无可辩驳地表明：瓦维洛夫院士在那些
年里对李森科及其春化法寄予了多么真诚多么热切的希望啊！那时他坚
定地相信：李森科是个有独创精神的科学家；李森科的发现对苏联农业
来说将是一大福音！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1932年，为了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
遗传学代表大会，瓦维洛夫拟了一份苏联代表团名单。除了遗传学教授
和博士外，他特意加上了李森科的大名。不仅如此，瓦维洛夫还给李森
科写了一封信，热情洋溢地邀请李森科到美国去，“对于一个遗传学家
来说，那里将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李森科没有应
邀前往，瓦维洛夫不胜遗憾。在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苏联代
表团团长瓦维洛夫作了关于苏联生物学成就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
有必要强调“来自敖德萨的特·杰·李森科的卓越发现。”声称：“这
一发现为单个地工作的作物栽培学家和遗传学家打开了新的巨大的可能
性……。这些对于各种作物和各种群变中都是特殊的方法的实质，就在
于各个组合的无光度、温度和湿度对种子的影响。这一发现使我们有可
能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来培育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并用之于遗传学的工
作……。这也为把农作物培育的规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创造了条件
……”。

　　瓦维洛夫信任李森科就象信任自己的门生，无微不至地关怀李森科，
为李森科的成长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没有瓦维洛夫的关爱，纵然有政治
强权作后盾，李森科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瓦维洛
夫的关爱，稍后李森科才能轻松摘取苏联科学界的桂冠——苏联科学院
通讯院士称号。为了让李森科跻身通讯院士行列，瓦维洛夫苦口婆心地
游说李森科的顶头上司、乌克兰科学院院长博戈莫列茨；他还曾写信给
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帮助学者委员会”：瓦维洛夫推荐发现春化法
的农艺师特罗菲姆·李森科为1933年国家奖金侯选人。他在这封信中说：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李森科的发现在现阶段都是极有意义
的，所以我们认为李森科同志是获得国家奖金的首批侯选人之一。”

　　1934年，又是这位瓦维洛夫院士，特意提请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注
意李森科的研究，“虽然春化法的性质有待进一步观察，并且也许还会
揭示出许多新的东西，”但瓦维洛夫仍把春化法称为“最大的发现”。
他同时承认李森科的作物有机体发育阶段论颇有价值。“李森科同志十
年来一直顽强地在同一个方向工作，”瓦维洛夫在致科学院生物学部的
信中说，“虽然他发表的著作还不算多，但是最近的几篇作品按其意义
来说，是对世界科学的重大贡献。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提名他为苏联科学
院通讯院士的候选人。”这年 5月，他在苏联人民委员会报告农业科学
院的成绩时，再次强调了李森科试验的重要性。瓦维洛夫的至交、农学
家利季娅·彼得罗夫娜·布列斯拉韦茨教授在去世前不久对电台记者说：
“是瓦维洛夫本人把李森科提拔起来的。1934年的某个时候，我出席一
次科学会议，当时瓦维洛夫说，‘我们请新秀李森科讲话。’李森科当
时的表现真让人受不了。我们就对瓦维洛夫说：这太过分了，你为什么
要这样地把他往高处拔……”。

　　瓦维洛夫是太书生气了。在专业上，他无疑是世界一流；但在政治
上、在权术上，他是太幼稚了。正如深知瓦维洛夫的布列斯拉韦茨教授
晚年所述，“遗憾的是，这个伟大学者的善良几乎是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这种美好的情感常常妨碍他去识别人。常常为一些小人所利用。”瓦维
洛夫以奖掖后进为自己的天职，丝毫没有看出李森科科学天赋之外狭隘
的心胸、强烈的功名欲望、不择手段的进取之道；总之，丝毫没有察觉
李森科咄咄逼人的杀机。如果说李森科惯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
么瓦维洛夫则正好相反，惯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亲手为李森科
铺就了升迁之路，还以为他是在为祖国造就栋梁之材呢。当他在晚年终
于发现自己所造就的不过是苏联科学界的头号政治杀手时，他该经历着
一种怎样的精神折磨啊！


　　普列津特眉目传情，秋波频频，李森科如何能够自持？李森科－普
列津特轴心就此形成，瓦维洛夫则是他们的主攻对象。

　　要做一名政治杀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一名头号政治杀手
则更非易事——它不仅需要奸狡巨猾，不仅需要冷酷无情，而且需要高
深的政治理论素养；否则，怎么能登上大雅之堂呢？又怎么能在波诡云
谲的权力斗争中准确地辨别风向、从而领导同类相残的新潮流呢？

　　不幸，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特罗菲姆·李森科，所欠缺的正好是政治
理论素养；政治杀手所必备的奸狡巨猾、冷酷无情，在他是应有尽有；
但政治理论素养严重不足这个缺陷倘若不能弥补，他断然成不了大气候。
雄心勃勃的李森科不甘心半途而废，但已过而立之年，知识结构已经定
型，推倒重来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了。怎么办呢？

　　李森科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孤独，一种迫不及待的需要——他需要一
个摇羽毛扇的，需要一个精通成文和不成文的苏联政治辞典的狗头军师。

　　这个狗头军师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他便是列宁格勒大学达尔文研究
室主任、哲学家伊·伊·普列津特。

　　正如李森科不懂社会科学，普列津特不懂生物学，对于自然科学完
全是个门外汉。但在二十年代初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普
列津特却偏偏选择自然辩证法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自封为达尔文主义
和中学自然科学教学方面的专家，实际上他的唯一专长不过是用阶级斗
争这架高倍显微镜来监控苏联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换句话
说，他不过是一个文化警察，打棍子、揪辫子、戴帽子在他也就是职业
爱好了。早在结识李森科之前，他的这些职业爱好就已表现得十分充分。
苏联著名的科学史专家雷科夫就是他的这些职业爱好的牺牲品。雷科夫
写了许多关于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争议。19
30～1931年，关于雷科夫问题的讨论发展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雷科夫
被打倒，和他的弟子一起饱尝铁窗之苦，“雷科夫主义”成了一个广为
传用的贬义词。

　　普列津特是这场政治批判运动的急先锋。他在列宁格勒教育工作者
大会上所作的《论雷科夫主义的危害性》的报告于1932年印成单行本，
发行量达两万多册，全部篇章都是对雷科夫学派毫无实质内容的政治中
伤，如指责雷科夫是国际资产阶级代理人，甚至说雷科夫“令人生厌”、
“令人作呕”；“每个正直的同志都对他嗤之以鼻”等等。所幸雷科夫
挺过了那场劫难，于1966年获得昭雪释放。1955年，苏联教师和生物学
会隆重庆祝雷科夫七十五岁寿辰，推举他加盟教师科学院并为他出版了
纪念专集。

　　普列津特不满足于仅仅监控苏联的自然科学领域，他要四面出击！
一位名叫索克洛夫的列宁格勒小学教员便因此而成了他的职业爱好的又
一个牺牲品。这位可怜的人儿一时心血来潮，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一首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小诗，这首小诗纯属应景之作，无关痛痒；
普列津特却从这首无关痛痒的小诗中发现了阶级背叛的罪恶苗头，满怀
无产阶级义愤地对这首小诗大加挞伐。他说：“‘五一’节是斗争的节
日而不是鲜花和全球和解的节日，这一点诗中避而不谈。革命十三年以
后，苏联教师索克洛夫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因为这首诗，索克洛夫将
得到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一切法西斯分子的喝彩。毫无疑问，索克洛夫
关于‘五一’的诗是黄色的。”象沉沉黑夜中的看门狗，时时刻刻竖着
耳朵警惕地注视着，发现一丁点儿动静就狂吠不止，这便是普列津特和
他的战友们共有的性格。这种性格后来在与瓦维洛夫的斗争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发挥。

　　普列津特固然是效尽犬马之劳，但象他这样的犬马在当时是成群结
队，他也就很难独领风骚。多年的突奔撕咬都归于无效，他仍不过是列
宁格勒大学的一位普通的哲学教员。于是想改变战略，依附某个“大腕”，
象葡萄藤那样攀缘而上。不幸，这位初出茅庐的“批评家”迟迟未能攀
上一位足够大的“腕儿”；转而投奔瓦维洛夫，瓦维洛夫也不喜欢“耍
嘴皮子的人”，他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也没有能够呆下去。几经周折，
普列津特终于瞄上了李森科。他一眼就看出，这位苏联科学界的弄潮儿
才是他的最佳拍档。李森科固然红极一时，但究其实他不过是浮在浪头
上的一只无舵的小舟，需要有人为他指点航向。他要迫不及待地不分青
红皂白地一概否定遗传学、并且一般说来是任何生物学理论，但他却找
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应该象提供浮标那样给他提供一个完整的理
论纲领，和他联手在苏联学术界发动一场当局所需要的“政治大地震”！

　　普列津特眉目传情，秋波频频，李森科如何能够自持？李森科－普
列津特轴心就此形成，瓦维洛夫则是他们的主攻对象。


　　迎合不迎合都在劫难逃，这便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达到了巅峰状
态。1932年春在美国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不仅邀请瓦维
洛夫率苏联代表团参加，而且推举瓦维洛夫为大会副主席。按照当时的
决议，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将于1937年在苏联、在瓦维洛夫工作
的地方召开，并授权瓦维洛夫领衔筹备。可以说，那时瓦维洛夫的威名，
并不在家喻户晓的挪威极地探险家阿穆·逊和美国飞行员林德伯格的威
名之下。

　　但在国内，瓦维洛夫却反而开始走下坡路了。公平地说，这倒不完
全是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作祟的结果。

　　在学术的象牙塔中，瓦维洛夫埋头苦干，全然不知当道诸公已对他
刮目相看。即便是官阶最低的苏联公民，其首要政治义务，无一例外地
都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官阶愈高，对破坏这个首要政治义务所要承担
的责任也就愈大。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
院长，瓦维洛夫有责任不仅向当局表示绝对服从，而且要不断地在公开
场合尽情赞美当局和“各族人民之父”、“科学巨擘”斯大林同志——
李森科就是这样做的：在公开场合，李森科的每一次讲话，都要引用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语录；每一次赴宴，都要为苏
维埃政权、为苏联的科学事业，尤其要为“各族人民之父”、“科学巨
擘”斯大林同志干杯并且意犹未足，还要为斯大林同志折腰鞠躬致敬。
在政治上毫无沽名钓誉之心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无从领悟这些诀窍。他
所强烈呼吁的仅仅是——他的科学图书馆要收藏最新的专业文献资料、
他的实验室要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他的部属要有足够的经费以从事科
学考察……。政治在全方位地关注着他，他对政治却是满不在乎。“来
而不往非礼也”，政治自以为给了瓦维洛夫太多的荣誉、太高的地位，
却并没有从瓦维洛夫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瓦维洛夫对政治的疏离态度
注定了他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遭遇。

　　1930年春，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火车车厢里，瓦维洛夫不无嘲讽
意味地对遗传学家库普佐夫谈起他在克里姆林宫目击的一出活剧：“马
克西梅奇（图莱科夫）昨天可触霉头了。我和他去斯大林办公室，他忽
然想起要表现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他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一有机会插话就引用这本书里的话。而斯大林总是不满地瞧着他——
布哈林怎的？他不受赏识。”图莱科夫院士固然是弄巧成拙，五年之后，
斯大林同志不满的目光变成了把图莱科夫院士送进地狱之门的死亡之光。
但嘲讽图莱科夫院士、不屑于迎合政治的瓦维洛夫，不是照样被这死亡
之光送进了地狱之门？！迎合不迎合都在劫难逃，这便是那个时代真正
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对瓦维洛夫最早的几次关键性打击三十年代初已经降临。在人定胜
天的高昂热情的支配下，1929年春，苏共十六大制定了一个宏伟规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1500万亩公顷新耕地。对这个宏伟规划的可
行性，瓦维洛夫本来就是半信半疑。1930年6月7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部百头竿尺，更进一步，把苏共十六大规定的增加1500万亩新耕地的任
务，由五年改为一年；并要求从1931年起，每年扩大的新耕地只能在15
00万亩的基础上递增，绝对不能减少。三年之中应总共扩大新耕地五千
万亩。瓦维洛夫对此更是不敢苟同——一个刚刚用铁犁代替了木犁的国
家，一个刚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批拖拉机厂的国家，却要开辟这样天文
数字般巨大的新耕地，这无论如何都让任何一个稍微冷静的人难以置信。
而在事实上，直到1940年，苏联所开垦的新耕地总共也不足五千万亩。
瓦维洛夫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锦上添花提出质疑，认为苏联还不具备新
耕地开垦规划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他非但无力制止浮夸风，而且浮
夸风不可遏止地从农业生产领域向他主管的农业科学领域漫卷过来——
当局很快下达了新指令，要求全苏农业科学院在短短两年内，新建50个
研究所，180个地区试验站。培养15000名农业科学家。这简直是拿科学
开玩笑。瓦维洛夫哭笑不得，他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努力向当局解释，
即使是要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科学也只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的抗
不从命很快就有了报应——1931年1月29日， 《经济生活报》刊载了一
篇长文：《是应用植物学，还是列宁对大地的更新》，文章锋芒直指瓦
维洛夫和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篇即杀气腾腾：“在列宁的名字掩盖
下，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建立起来了，这个组织与其说与列宁的思
想毫不相干，倒不如说是敌对的、在阶级上是异己的、彻头彻尾反革命
的，它日甚一日地垄断着我们的科学。这个组织就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
所。”瓦维洛夫愤怒地作出了答复，但他的答复迟至几个月之后才在报
上登出来，而且还由编者附加了一篇不利于瓦维洛夫的按语——暗示瓦
维洛夫确实在以纯科学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对瓦维洛夫的第二次关键性打击是在1931年8月3日。这天发布了关
于选育作物品种的专项法令。该法令是以苏联共产党中央调节委员会和
苏联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它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全苏农
业科学院提出了一个更不现实的任务：除了要求把为各地培育的全部谷
物品种所需的时间从十年到十二年缩短到四年之外，还要求更新后的几
乎全部谷物品种十全十美：特别是小麦，必须高产、均匀、硬质、抗寒、
抗旱、抗虫、抗病、不落粒、不倒伏，还要具有优良烘烤品质……。瓦
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纵然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做到；在当时条件下，
没有任何一位生物学家和生物学研究机构能做到。但法令是有强制性的，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学理依据，不管在实际上办不办得到，瓦维洛夫
都必须办到，办不到就是违抗政府法令。这在客观上为日后指责瓦维洛
夫以纯科学为掩护从事破坏活动准备了法律基础。

　　随着对瓦维洛夫疑忌的加深，当局强化了对瓦维洛夫的监控力度。
1933年2月， 从美洲归国途中，瓦维洛夫象往常那样在巴黎会见了巴斯
德研究所的老朋友梅塔利尼科夫教授、别兹列德卡教授。一封告密信便
很快寄回莫斯科：“瓦维洛夫和白俄见面了。”莫斯科很快作出反应。
一天，大学时代就已经是瓦维洛夫的红颜知己的利季娅·彼得罗夫娜·
布列斯拉韦茨惊慌失措地跑进瓦维洛夫在莫斯科的寓所，她的一位熟人、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格里戈利·伊波利托维奇·洛莫夫转告她，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上次的国外之行很不满意，所
长同志将会受到严厉申斥；至于原因吗……格里戈利吞吞吐吐地说，原
因好象是所长同志的国外之行所获无几，却花费了大量外币。瓦维洛夫
听了女友紧张的陈述，若无其事。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从南美洲采回苏
联急需的金鸡纳种子和数千种其它珍贵植物的标本，他问心无愧。于是
淡淡一笑：“中央委员会的人不糊涂，他们会弄清楚的。”瓦维洛夫错
了——大错特错：中央委员会的人当然不糊涂，但问题是他们没有闲心
去把事情弄清楚，他们只知道瓦维洛夫是个问题人物。从此国外之路对
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来说是永远地关闭了。

　　瓦维洛夫政治上的冰河时期便从此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
结。

　　从1934年夏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始筹备40周年所庆，同时
打算庆祝所长从事科学活动25周年。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以及土耳其
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芬兰、波兰和美国的农业部长都发来贺电，
但与国外科学界和国外政治家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的反
应非常冷淡。仅管瓦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翘首相盼，当局却保持沉默。
而当当局终于打破沉默时，灾难便降临了——就在所庆的前四天，当局
突然下令，所庆取消。没有任何解释。瓦维洛夫极度震惊，他力图挽回
败局，写信向当局申诉，惊讶和愤懑溢于字里行间：“在整个研究所披
上节日盛装的时候，纪念活动突然取消，在这个大集体里产生了……极
为抑郁不快的印象，像是投了不信任票……。在研究所的领导成员中，
这一事实自然会引起怀疑：他们是否适合于担任领导工作。”对此当局
不置一词，这无异于默认了瓦维洛夫的猜测——他确实“不适合于担任
领导工作。”

　　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笼罩了瓦维洛夫。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政治处境，
也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仅仅做一个好学者是不够的，仅仅服务于
祖国是不够的，当局所需要的政治回报是另一种原本为他所不了解、所
不擅长的东西。隐秘的恐惧从此深藏在瓦维洛夫的心中，偶尔会不由自
主地流露出来。

　　“曾有两次我看到我的朋友忐忑不安，”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遗
传学家格尔曼·米勒追忆说，“第一次，是他给我讲述他刚刚在克里姆
林宫碰到的事情。他赶着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匆匆忙忙走
过克里姆林宫里一条走廊的拐角处时，突然和迎面走来的斯大林相撞。
幸好，他们两人立即明白，这是偶然。然而在回到遗传学研究所后几小
时，瓦维洛夫还是心神不定了好一阵子。”

　　克里姆林宫走廊偶遇的感受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恐惧不断
膨胀，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显而易见，瓦维洛夫的悲剧根源得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去考察，单
单一个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是绝无可能撼动瓦维洛夫的——这无异于
蚍蜉撼树，惯于见风使舵的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看准了政治大气候的流向，趁机公报私仇。
换句话说，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一群鹰犬。

　　但要撼动瓦维洛夫谈何容易——他的学术声望实在太高了。必须让
他的学术成就大打折扣，这是损害瓦维洛夫学术声望的最好办法。而从
学术方面去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显然是徒劳，只能从政治方面下手。
也就是说，必须发起一场以瓦维洛夫的学术思想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批判
运动。

　　苏联生物学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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